克尔凯郭尔浅析

思想领域的困境

根据古希腊传统，存在两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一种是机械论，强调必然性否认偶然性，一种是目的论，以事物的目的说明世界。目的论的前提是，将世界设想为一个受最高目的支配的有机整体，这最高目的可以是内在于世界本身的，也可以是神从外部加之于世界的。笛卡尔的二元论，一方面是有广延性的物质世界，一方面是无广延性的能思维的精神世界。在近代人看来，这个宇宙为同一基本元素的规律所约束，所有存在者变得完全与价值无涉，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决定论的世界观使人陷入人与世界相疏离的生存困境，而人类本性是决不甘于被世界推离，人要以主体的能动性对世界的创造和改变融入世界。但是，任何对于世界的改变活动，都必然预设世界的可改变性，即预设世界不是决定论性的，这也就预设了主体的能动性，从而与科学预设的决定论相矛盾。那么从逻辑上讲，可以将主体的行动视为第一性的存在而走向意志论，也可以将主观的东西完全归结为物质的派生物而走向唯物论；还可以将截然对立的东西以历史主义统一起来。

人生道路第一阶段

人的生活沉溺于感性的肉欲的享乐生活，被感觉、冲动、情感所支配，今朝有酒今朝醉，年少青狂用激情填充无聊。这种生活既不追求确定的信念，又不遵循固定的和普遍的原则和规范，只专注于此时之享受，然而此时此刻是转瞬即逝的，到头来必然会因不能长久满足或暂时满足后空虚和厌倦而使人痛苦，痛苦又使人失望，而失望促使人去追求另一种较高的生活方式。

人生道路第二阶段

人的生活能倾听理性的呼声，克制自己暂时的情欲，自觉地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但这一阶段的个人容易受到第一阶段生活方式的引诱而忘却或者背弃道德义务。伦理阶段只是以一般方法去解决个人问题，当个人所欲与社会义务发生冲突时，就无法为自己找到行为规则，因自己不能满足道德的要求而出现有罪感，而有罪感超出了伦理所属的理性范围，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

人生道路第三阶段

个人不再追求享乐，从而摆脱了物质东西的束缚，也不再崇尚理性，从而摆脱了道德义务的制约。克氏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信仰不仅不依赖理性，反而是理性的否定，上帝的存在不能由逻辑方法证明，只能把上帝当作个人在处于孤独无依、忧郁绝望等状态时的精神依托，当作个人在感到自己有罪时的忏悔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面对的上帝，就是主体之中的一种非理性的从而神秘的荒谬意识，荒谬意味着对超出理性之外的神秘事物的信仰。这方面克氏承袭了中世纪德尔图良的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不过克氏并不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均依次经历这三个阶段，三阶段只是三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它们有时可以重叠交错。

人生道路三种绝望

关于人是什么，克氏说人是精神，何谓精神？精神就是自我。何谓自我？就是在一个关系中这个关系与他自身的关联。这句话看起来把人绕懵了，但只要厘清几个概念就能迎刃而解。把处于关系中的自我，看作是被关系制约了的自我，称之为自身；而能够形成这种关系需要一种关联性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称之为自我；在关系中制约着自我的因素，比如自身、他人等等，称之为他者；处于关系中的所有因素，称之为生存环境。作为纯粹精神的“自我”，总是在生存环境中以“他者”的身份显现，作为经验性的“自身”则是处于生存环境中并受其影响的“自我”。一个人如何生存，就是如何在处境中把自身与他者关联起来，而这必定存在着对生存环境的依赖。克氏所说的绝望，正是个人对处在生存环境中的自身、他者过分依赖的结果。

克氏认为，感性的人热衷于生活的体验，对这个世界没有负担，因而经常充满快乐；理性的人对世界充满着责任和负担，深感这个世界处处设限、人间规条森严，到处充满着不可能，当面对不可能就只有弃绝，并为此永远悲伤，因而经常处于痛苦之中；这时人只有靠着信心一跃，才能重获在彼岸的永远希望，使心灵得到安宁。所以斯多噶派学会对痛苦的“不动心”，伊壁鸠鲁派鼓励在快乐中忘却痛苦。克氏认为人的“存在”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只顾个人与眼前；其次是让自己的人生严肃尽责；最后是对神的自觉和崇敬，从而使精神有所寄托。人在从最低层次向最高层次的“存在”迈进的过程中则会产生出三种绝望。

第一种不知道有自我

人忘记去审视自己的内心，茫然不知真正需要和应当追求的是什么。被本能的物质欲望或是社会的世俗需要如金钱名利所牵控着木偶一般。世间绝大多数的凡俗之人却一生都陷入这种庸庸碌碌。

第二种不愿意有自我

人明明知道所过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可却还是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因为世俗社会中要“独立特行”，总是很不容易的事。绝大多数总是依照别人的样子或需要而活着，丝毫不敢自作主张，害怕因与众不同而被孤立甚至排挤，所以宁愿做一只羊群中的羊，也不愿做一头孤独的狼。正因而此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几乎象只长着一张面孔。

第三种不能够有自我

一个人内心真诚渴望着做真实的自己，比如想要穿越阶层，然而现实条件不允许他的选择，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于是便觉得自己成了生活的奴隶，被人生的种种枷锁锁住。

哲学片断

苏格拉底的使命是帮着人唤醒已经在脑子里的真理，可是怎么证明“我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从来都拥有真理”呢？而苏格拉底事先又告诉我们，逻辑只能证明我们原来已经知道的东西，其实这就陷入关于“知道”的自我循环了，它的要害不在于“知道”，而在于“已经”。克氏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处于“已经”状态，而是处于“进行”状态，苏氏肯定从没真正回忆出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他所谓的回忆不过是当下正在他脑子里的念头，这些念头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他的任性，任性一停就意味着有了选择。这个任性本身相当于克氏所说的上帝，上帝只是任性地创造，什么东西被创造出来，等同于什么东西被选中了。在上帝面前没有所谓的“已经”或“原因”。克氏说，法庭并没有证明出某个罪犯存在，而只是证明出那个现存着的被告是个罪犯，因为“罪犯”已经事先在条文里被假定了。“证明”总是以存在着“什么”作为前提，这个“什么”就是一个“已经”。笛卡尔也并没有证明“我思故我在”，因为他事先已经知道什么是“我”、“思”、“在”。克氏却认为它们是可以“任意”的，而不是可以“已经”的。“已经”是“原因”的代名词，“原因”又是我们强加给事情本身的。哲学和宗教同出一源，乃在于人类精神的任意本性即任性，任性在于它根本无视理性。

回归主观世界

克氏所理解的个体，不是单纯思维的载体，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物。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存并不是事先被决定的，而是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与意外性。在他看来，个体在生存中面对的是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而真理就在于个体以主观的冒险的方式，勇敢投入到这种不确定性中做出自己的决定。他把真理定义为，在最富于激情的心灵在据为己有的过程中，被紧紧地把握住的客观不确定性就是真理，个人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真理得到更新。他认为客观真理在于说什么，而主观真理在于怎么说。存在就是个人的主观体验，不能逻辑推演和概念表达，所以不必在思维之中模拟存在，要体现存在就要投入到生命之流。黑格尔提出“正题、反题、合题”三段论，克氏认为这种描述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可以被阐述得头头是道，但在个体必须面对的生存活动中，能够把“正题”和“反题”统一起来的“合题”，几乎常常是不存在的。个体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可能性，他一经选择了某种可能性，其他的可能性也就长久地甚至永远地对他封闭了。个体在生存活动中，根本不能期待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之间出现什么所谓的“合题”，而只能在这些可能性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批判黑格尔

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认为在逻辑领域之中可以消除矛盾，那么在存在领域也可以消除矛盾。他所说的实在，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个人的存在，这种存在无法被逻辑去推演，只能被非理性地体验。个人的存在只是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这个封闭系统的必然显露，所以个人的存在是被决定的，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黑格尔试图把个人的个别性，当成普遍东西的一个环节，使人丧失于整体。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意思是说，现实性，并不是具体的现存东西，而是现存东西其中合乎理性层面的东西。而克尔凯郭尔的现实性立足于个人，所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意义摆在首位。

孤独的明证

人生在世总是惧怕孤独，有另一个灵魂与自己相知相恋，会感觉到不那么孤独，与这个世界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但即使有爱情、友情、亲情的陪伴，个体灵魂归根结底还是孤独的。好比一个人哪里疼痛，别人只能想象他的疼痛，甚至曾经感同身受过这种疼痛，但是“感同身受”与“正在身受”毕竟有质的区别，真切痛彻心扉的只能是自己。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科学是工具理性的基础，而科学强调的是事实和逻辑，只能保证手段的正确和高效，但却不能反省与批判所追求的目的与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跟工具理性是相对立的。所谓价值理性，涉及人们对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与价值观念的追求。在价值理性关怀下，人性世界被认为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人性世界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