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是汉宣帝在民间的时候生下的长子，他在8岁就被立为太子，长大之后性格柔顺，对人柔和。他对于汉宣帝任用文法吏，并且采用酷刑，保持非议。曾经劝诫父亲应该用儒生治理天下，但却遭到了父亲的训斥。

汉宣帝表示汉家自古以来的制度，就是霸王道杂之，一味的任用纯良以及道德教化是周朝的政治。汉宣帝认为太子崇尚儒家，不懂得治国之道。汉家制度精髓是王道，并且较为霸道。如果只用纯良以及道德来教化天下人的话，那么太子最后只会导致汉家被扰乱。

汉元帝因为汉家制度被汉宣帝训斥的这段故事，被记载在了史书当中。两代帝王讨论的分歧点在于应该以严酷的刑罚来治理天下，还是以道德治理天下。其实从深层次来说，就是在治国大方针上，两代君王在制度方面产生了争执。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对汉代的历史较为熟悉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汉代初期的时候，统治者采取的是无为之术。而到了武帝执政时期又推崇儒术，好像都没有提到过汉宣帝所说的本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

霸王道杂之制度从何而来

汉代初期连年发生战乱，百业凋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同时也为了人口数量增多，政府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所以从开国初期到了五帝初年，国家在大政方针上采取的都是无为而治的理论。概括来说，在汉朝早期的60年，总体实施的都是无为，并且让人们的思想不被扰乱。

虽然汉朝政府强调无为，但是同样也采取了法家的刑罚。其实早在刘邦攻入关中的时候，萧何就把丞相府的图籍文书全部收集了起来。在刘邦称帝之后，又让萧何写章程，定律令。所以汉朝继承了秦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只不过秦朝一直以来都以较为严苛的政法管理天下，这才导致失了天下民心。所以汉代初期，一些大臣们就认为应该在秦法的基础之上，多行仁义之举，让民众们有释放自己天性的机会，这也使得汉代初期多项政策都有老旧色彩。

但汉文帝非常重视刑罚，在此时，贾谊等人都主张建立法制，希望用这些法治维护中央权威。但只是因为功臣们以及诸侯王势力过于庞大。在文帝时期采用的是法家的霸道，但这样的政策是有限的。直到景帝在位时期，那些诸侯王势力才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集权也空前大涨。此时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也不适合目前的局势了，所以汉武帝继位之后就开始寻求变革。

此时董仲舒正好提出了儒家治世的观念。以德治国，并且还给王道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为了强调大一统的观念，也是为了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套理论思想是非常适合中央集权的。所以在此后汉武帝霸处黄老之言，并且开始遵从儒家，选派了大量的儒士作为官员。选官标准就是学习儒家经典的程度来判断的。

可以说儒家的王道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就取代了黄老之学，并且成为了汉朝的基本国策。但是儒家治国的出发点强调的是王道的德治，只从道德层面约束是非常空洞的。所以汉武帝在选用儒生的时候也特别注重过去重视刑罚的传统。大臣们都增订了很多律例，严刑峻法，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老百姓，犯法者都会遭受到重刑处罚。

汉武帝时期非常重视法家的霸道，目的是为了让臣民懂得尊敬君王，但一定程度上也是推崇朝廷而打压了下级人民。在汉武帝时期，打击了诸侯王，也打击了外戚豪强，借此维护皇权。对北方匈奴入侵进行抵制，向南又收复了闽越地区。为了支撑这样的军事战争，都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想要凝聚国力就必须以刑罚治天下。

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使用法度很有可能就会走上秦国的老路。在最后也只能耗尽了名利财利，使天下变得空虚。虽然这种问题在秦朝时期非常严重，但在大汉却没有发生过。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汉武帝在严格执法的时候也恩威并施，让王道和德治互相调和。

汉武帝一手开创了这套，融合了儒家和法家观念的治国之术。到了后期被汉宣帝继承吸收，在这个时期，统治者认为这是汉家制度，并称之为霸王道杂之。

儒家、法家之争

到了汉武帝后期儒学地位也不断提高。朝廷选用官员的主要途径采用的是察举制。通过这个制度很多贤良文学的儒士们，在朝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加。他们认为汉武帝任用刑罚，以霸道为主，把德治作为辅助这样的治国策略是非常不对的。这些人要求用儒家经典代替严厉的刑法，效仿周朝时期，用道德仁义让百姓们臣服，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汉武帝驾崩之后，每个郡国都选出了60多个贤良文学，这些人以御史大夫为代表的官员展开了盐铁之议。在这场会议之中，双方讨论的并不仅仅是盐铁官营的政策。还对经济外交以及相关的治国理念都进行了讨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于刑法以及仁德之间的争执。对于经济层面，德治派否定官营制度，指责朝廷在这些方面与人民争夺利益，他们主张放任并且满足人们的欲望，这样的经济政策。

其实，盐铁专营以及相关的政策在执行起来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官营产品质量较差，如果强买强卖的话，会产生诸多弊端，并且难以根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汉朝时期为了打击匈奴筹备资金，盐铁专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能。

这方面国有制了就抑制了地方势力膨胀，并且减缓了豪族兼并的局面。所以这些德治派主张的经济政策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这样得到利益的并不会是平民百姓，而是那些豪门大族。从这方面来说，这些贤良文学代表的是新兴官僚地主阶级。

在国家政治层面，贤良文学提倡让百姓们各修其业，这套理论过于空泛，想要执行，只能凭百姓们的道德自觉，没有法律上的保证，这些人怎么可能做到各安其业呢？对于处理匈奴的问题，上面这些人主张后壁和清依靠道德感，保持和平。一个国家不强大的话，只用以德服人，只能是软弱可欺，在汉代初期就已经有了相对应的教训。

这一次发法家与儒家之间的争夺，虽然在背后有那些大臣们的权力斗争的影子，但最终贺朝决定在与民休息的基础上，继续实行霸王道杂之的国策。尤其是在汉宣帝，在位时期正是依靠这种制度降服了匈奴，并且让国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纯任德教带来的危害

汉朝的儒士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强调周王以道德治理，国家谈论的东西也非常空泛并不务实，所以汉宣帝并不会重视。

如果治理国家的时候不注重务实，而是只想着恢复古代的制度，那么带来的结果也一定是毁灭性。在国家治理上面一定要把道德教化与刑罚相辅相成才能实现国家统一。

汉元帝在位期间一味的推崇德镇青是刑正清是刑罚，所以对官僚阶层的约束不够严格，在此之后的几代君主皆是如此。忽视刑罚带来的后果就是贵族特权不断扩大，外戚势力也不断滋长。这些贵族没有仁义道德可言，他们的贪婪也不能被遏制，皇权在这些地主官僚面前不断地没落。例如汉朝时期的外戚王氏家族飞扬跋扈，就连法律也不能制服得了他们，这也是为什么往往会篡位，也是因为汉朝的制度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条件。

到了王莽在位时期，汉朝对于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也是儒家经典当中的理想王道政治构想，但无论怎样改革，这样脱离实际的制度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从总体来说，虽然儒家与法家之间有争议，但是在实际的霸道法治与王道的德治之中，两者并没有什么冲突。法律是对于百姓在现实当中的行为规范道德，则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单纯的利用两者其中一个都不利于国家的治理，也会把国家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汉朝的经历也使得历代王朝都引以为戒，这也是为什么汉家制度当中提到的霸王道杂之，是历代王朝都共同践行的。

汉朝时期的统治制度，对于现如今的我们来说有一定的汲取作用。我国在强调人民道德约束层面的时候，对于法律制度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既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同时也注重以法治国。只有从法律以及道德层面相互约束，才能让一个国家得到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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