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迷恋“死刑正义”，弑杀亲生母亲的吴谢宇能免于一死吗

吴谢宇弑杀亲生母亲案，一审判处吴谢宇死刑，对于这样的审判结果，从媒体报道来看，一般民众为之叫好者居多，而吴谢宇父亲的亲友，则公开表示不满，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看到吴谢宇被判处死刑。这其中的因由，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从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吴谢宇在弑杀母亲后，以出国留学需要经费为由，向吴父的亲友借钱140多万，这其实就是骗钱。说起来，吴父的亲友，也是此案的直接受害者。可是，吴父的亲友，还是不愿意吴谢宇被判死刑，个中原因，就是亲情友情在起关键作用。

真要说吴谢宇父亲的亲友，其实最为关键的就是两人，一个是吴谢宇母亲的亲弟弟，也就是吴谢宇的亲舅舅，一个是吴谢宇的姑父，应该算是吴家人的代表。作为受害者吴谢宇母亲的弟弟，早已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而吴谢宇的姑父，也多次向媒体表达了不希望判处吴谢宇死刑的愿望。

然而，与吴谢宇毫无关联的普通民众，则是希望判处吴谢宇死刑者居多。其中的原因，因为吴谢宇弑杀亲生母亲，与孝道文化产生严重冲突，弑杀亲生母亲，人们普遍认为是罪不可赦的穷凶极恶之举。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普遍存在着迷恋“死刑正义”的倾向。

应该看到，死刑判决，或多或少带有“以暴易暴”式的“同态复仇”意味，显然与现代司法文明相左。从人性的角度看，漠视他人生命残忍杀死他人自然是人性中之大恶，可是从法理上来说，死刑是一种将国家暴力杀人合法化的制度，也未必就是善的表现。

当前，不少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少杀慎杀，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司法“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法学界的精英人士鼓吹废除死刑，到国家在少杀慎杀的理念下尽量控制死刑数量，自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可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少杀慎杀的理念，却屡屡触发民意的强烈反弹。细加考量，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民众中“杀人偿命”式的“复仇正义”观念根深蒂固，自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正是因为“杀人偿命”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国人的影响既深且广，差不多已经成为国人的集体性意识。要从古已有之地“杀人偿命”向现代司法文明所倡导的“少杀慎杀”转变，遭遇强烈的民意反弹，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也正是因为国民自认为维持“杀人偿命”的法理，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因而汹涌的民意更具有“理直气壮”的力量。

从司法文明角度来看，“杀人偿命”的确具有“同态复仇”的意味。如果伤人一眼者法院判弄瞎加害者一眼以示“公正”，如此“以眼还眼”，人们肯定会认为“野蛮”。既然“以伤抵伤”式的“同态复仇”是司法蒙昧野蛮的表现，“杀人偿命”同样难逃“同态复仇”之嫌，同样与现代司法文明的理念格格不入。这就难怪每次出现公众“杀无赦”的呼声之后，法律精英人士都会站出来说话，诸如网络暴民，舆论干预司法云云。

然而，法律精英人士清扫“杀人偿命”的陈旧观念，推行“少杀慎杀”的理念，在普遍公众看来，总是流于空疏的坐而论道，而“废除死刑”的论调，在普遍公众看来，更是遥不可及的迂腐之论。于是乎，一边是法律精英人士对“少杀慎杀”的先进司法理念高谈阔论，另一边是普遍民众固执地坚守“杀人偿命”的“正义”之声，二者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二者的认识是如此的隔膜。二者之间对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就在所难免，冲突也就必然存在。

必然注意的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无一例外地冠以“人民”二字，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订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毫无疑问，共和国的法律，自然应该反映人民的意志。不管法律精英人士主张的司法理念多么先进，都不能成为其漠视民意的理由。否则，如果司法判决不能符合普遍民意，法律又如何能够如何反映人民的意志？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司法判决的结果，与民意相左，不是法律应该加修正，就是司法判决不公。

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判处了吴谢宇死刑，如果吴谢宇决定上诉，还要进行二审；如果吴谢宇不上诉，也还要过最高法死刑复核这一关。总之，吴谢宇的死刑判决，从现在来看，还不是最后定论，吴谢宇还存在“一线生机”。

具有“同态复仇”特征的死刑判决，总归是带有司法野蛮的底色。可是，在民众迷恋“死刑正义”，面对群情汹涌的“杀人偿命”论，如果对吴谢宇弑母案改判，留吴谢宇一命，会遭遇强烈的民意反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