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间和为贵，和为贵的哲学基础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人将宇宙人生、自然社会的总体要素解读为天、地、人三才。《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构成天、地、人的都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而卦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系列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而成。三个爻组成一个卦，两卦相叠组成一个复卦，在一个卦中天、人、地分居上爻、中爻、下爻，在一个复卦中天、人、地分居上两爻、中两爻、下两爻。天刚强以照护人，而地厚德以承载人，就像茶具中的盖、碗、托。

天地人三才中人居中。顶天立地有本事是君子人格的写照。只有君子尽心知性、修德敬业，心中坦荡、脚踏实地，故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也许就是个人与天地正诚和谐相处的状态，叫做天地人和。进一步说，人可以向天、地学习，人道可以与天道、地道会通，通过法天正己、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改变命运，终能与天地参，成就“三才之道”。而将此扩展放大到自然、社会的广阔领域，三才的和谐就有了更为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应用价值。

天人关系是哲学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与西方宗教思想中天界与人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界限泾渭分明的天人相分不同，中国自告别殷商时代鬼神论思想，代表农耕文明的周人就在坚持顺天时而耕作生活，天道是人道的圭臬的前提下，创制周礼沟通天人，提出古典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以德配天、天人合一的新型天人关系，后经孟子性天相通观点，到董仲舒“人副天数”“天人感应”学说，直至宋明理学张载、二程形成对天人合一的成熟理解。

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交而万物通，人类是天地阴阳交泰的产物，是自然的产物。《周易·乾卦·象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上述的天都是指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儒家认为人、天、地、万物与自然都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人类不能妄图违背自然规律，征服自然现象，挑衅自然之天，而要顺承天时，与自然相调谐。天人合一也是道家的主要观点，其强调主客体的统一，主张有机地、整体地去看待天地万物。如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他认为人必须顺应自然，与自然保持协调，从而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对自然之天的敬畏、适应和保护，不仅是人类责无旁贷的义务，更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先哲很早就认识“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到战国时期，国家已有法条明文约束乱砍滥伐的行为；而历代政府都对山林实施国家管理，经常封山育林；古人更是以农时节气作为生产生活的指挥棒，对生态环境也非常爱惜，同时也少有破坏环境的动机和能力。然而在日益现代化的当今社会，环境污染主要源于人心污染：利欲熏心者为了自己眼前利益不顾子孙后代的未来，颠覆生态伦理，糟践自然环境，比如违法违规填湖造地大搞房地产开发几近疯狂。久而久之，人与自然失和，生态平衡被打破，最终受害者还是人类自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是一句空话，在我国经济社会已转型到内涵式发展的今天，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明智之路。

儒家的天接着是指道德之天，即道德的最高标尺和境界。君子以顶天立地为荣，这需要持续不断、日复一日的养德固本以至修齐治平，无限接近圣人所指向的道德天空。以德养寿寿自高，善养浩然之气者，其能不失偏颇地处理理与欲、义与利、舍与得等人生的重要关系，保持积极、真诚、平和、恬静的心态，故能身心和谐致五脏调和、邪不胜正、元气长存、身体康健。所谓仁者静，静者寿，百岁寿星不见得非得是道德文章俱佳的学问家、大君子，但一定是宅心仁厚、宽以待人、与人和谐相处者。这样的人少被晦暗世俗所污染，不管时光荏苒、境遇变迁、人事沉浮，都能始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体中胎气消耗自比常人要少，故能比常人多福寿。

由己及人，个人不仅需要内部和谐，也需要同外部保持和谐，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两者也是相互促进的。一个人的生活幸福、事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的家庭和工作团队是否和谐，正所谓“家和万事兴”“人心齐，泰山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带兵打仗天气不好可以择机再战，也可以灵活转化不利为有利如“草船借箭”，地利不好可以移师他处，也可能激起军中将士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勇气，可一旦人和出了问题，所有的天时地利都没有用，即便是有再卓越的统帅和军师也必输无疑。在维护促进人和上，和同之辨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迪。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个体，不可以也不可能要求别人都跟自己完全相同一致。承认差异、求同存异是处理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组织、国家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不论于善于慧，在现实交往过程中都应该摒弃实体主义的二元对立、零和博弈思维，建立生机主义的多元共存、和谐发展思维，践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信条，显示最大诚意，释放最大善意，同时让不同主体在交往合作中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拓展共赢空间，方能争取最大利益。

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在调节人和方面，我国古人十分注重礼的应用。礼之用以能够斟酌损益，从容中和为最可贵。礼分柔性之礼和刚性之礼。柔性之礼指礼貌、礼仪、礼俗之类，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它似春风化雨，滋润人们的心灵，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化解矛盾，促进良好人际关系，使大家相互尊重，互相体谅。刚性之礼指礼制、礼法、礼规等，它扎根于世俗人心，在现实中约束人的言行，具有隐性的强制性。刚性之礼不是单纯的明尊卑、别贵贱，而是别中求和：避免纷争混乱，让人各得其所，从而稳定调和社会秩序；同时“无规矩不以成方圆”。这里的规矩就是礼，它在现实生活中可具体化为规章、制度、条约、合同、协议、纪律等，建立、完善和遵守这些“礼”，表面上是对人的约束，实质上是以契约促和谐。事前约法三章，妥善安排了各方的责、权、利，避免事后闹矛盾，同时条款清晰可循，可使人方便行事、积极作为，这种积极的和谐正是契约带来的。

“和为贵”不单纯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它是以和实生物的宇宙观为基础的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沟通对象是人自身内部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乃至社群和国家间关系。宋代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个认识将自然之天、道德之天、天命之天打通，表现出广大深厚的宇宙情怀，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中庸》所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敬畏自然之天、仰望道德之天、顺承天命之天，绝不是坐而论道，终要靠躬身实践、诚心修炼，起而行之、施之于实事，才能“上下与天地同流”，真正实现天地人间的和谐，这也是我们遥契先哲的最高所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