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当铺：水深套路多（一）

在旧中国，无论是繁华的城市，还是偏僻的乡镇，市廛（chán，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地）上总少不了当铺。

当铺以现金借贷为手段，但借贷者以相应的实物作抵押，名曰当。对抵押品的估价，金银首饰之类为最高，但最多只能估到抵押物品实际价值的一半，其他东西则更低。一旦典当成交，由当铺付给典当人现钱，坐收二分高利。押期一般为3个月到1年时间，到期不赎，如不交清利钱办理续当手续，抵押品便归当铺所有。他們自称从事的是“裕国便民”的行业，实际上则是一些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每当人们在经济上拮据困窘、告贷无门时，家中如还有点衣饰，常常就挟上个包袱去当铺，为解燃眉之急，只得忍痛被砍一刀。

当铺在外形上就不同于别的店铺。站在街头望去，远远便会看到它粉白的外墙和影壁上有个怵目惊心的楷书“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走进去一看，里面店堂高大，窗户却开得很高很小，光线晦暗；再加上一股刺鼻的水烟烟草掺和着陈旧皮布衣物所特有的怪味，使人产生一种阴森、窒息和厌恶之感。黑黝黝的四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咬各听天命”“古玩玉器周年为满”等等。小的当铺还写有什么“每人暂以当足三元为度”“本店屋小棉被暂行不当”“神袍戏衣一概不当”，不一而足。店堂横门，是一溜青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高出中等人一头，只有仰着脸、踮着脚、举着双手才能交货接钱，所以“高柜台”便成了当铺的别称。鲁迅幼年时，父亲卧病，家道中落，曾与当铺打过几年交道，给他留下了黯然的回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忘却了，总之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江浙一带，开当铺的多半是徽州（今安徽歙县）人，大都合股经营。他们势力大，资本雄厚，大店股份能达10万元以上，如上海的“裕和”，苏州的“惠鲁”皆是。他们组织严密，沿袭着封建社会千百年传下来的一套不成文法规，完全由乡人和亲朋好友集资入股开办，不容外人插足。其中不少人既是股东，又是店铺工作人员。这不只是乡土观念，更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资金安全。一旦有人盗窃店铺贵重物品潜逃，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便于觅踪追回。所以，一家当铺往往就是一个乡帮。

当铺的经营特色，迥然不同于其他行业。股东之下设经理，经理统率“三房”“四柜”。所谓“三房”，是指钱房、饰房、包房，钱房就是账房，饰房和包房分别保管金银首饰和皮布衣物。“三房”对内，“四柜”则是对外了，看货色、估价钱、办赎当都归“四柜”办理。“四柜”中分为头柜、二柜、三柜、四柜，依照每人股金多寡、地位高低、资历深浅依次排列。不少当铺的股份，“四柜”能占到一半以上，有的头柜还兼任着经理。

此外，还有三种店员，称为“写票”“清票”“小郎”，干的无非是些辅助工作。例如小郎，就是学徒，年龄在十四五到十七八岁之间，职责是将已讲妥成当的抵押品包扎起来送去保管；或者有人赎当时，拿着当票去仓席按号取物。一个人进了当铺，须从小郎做起，几十年下去，一步一步熬到头柜，已是须眉皆白了。

“四柜”又称“朝奉”。这个叫法听来费解，其实也很平凡，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当铺开业，要得到朝廷核准，他们便认为开店是“奉旨经办”，谁也奈何他不得，每遇到和当户发生纠纷，就抬出“皇上”，借着“朝奉”两字吓人。相沿下来，“朝奉”成了“四柜”的别称，如同历史上衙门里尊称专司砍头的刽子手为“王命”一样。“朝奉”们素以吝啬苛刻著称，似乎鸡蛋经他们的手摸一下也会小一圈。他们在抵押品的估价上是说一不二的，估出价后，决不再加。任你恳求，他只站在高高的柜台里默默不语，等你急了，他却笑嘻嘻地说：“先生，你的东西是不是不打算赎了？少当少赎，何必动气呢？人要和气生财嘛。”

当铺里有好些“规矩”，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职业道德”来。比如成当的东西价钱讲妥后，写当票时“朝奉”必定拖着腔喊一声“王——”。不知底蕴的人，听后或许要吃一惊：我明明姓李，怎么进了当铺给改姓了？其实不然。中国人爱面子，大凡进了当铺的人，最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朝奉”们摸透了当户怕丢人的心理，所以不管张三李四，干脆统统报一“王”姓了之，久而久之，这声“喊嗓”成了拍板的标志。有的“朝奉”喊出来实在“够味”——尖、亮、脆！决不亚于京戏里小丑出台前喊的那声“啊——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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