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留在山西黄土高原的北京女知青

1968年12月22日，是1600万知青心中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那一天，《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之前已成星星之火的上山下乡运动，顿成燎原之势。四万多名北京知青离开首都，插队到了三晋大地。当年，他们插队务农的地区分布于山西的大部分县：北至雁门关外（大同、朔州），西至吕梁黄河东畔，东至阳泉娘子关下，南至运城、晋东南（长治）。

当时晋东南地区有三千余名北京知青分布于潞城、襄垣、屯留、武乡、沁县，其中潞城县分配有八百余名。这八百余名北京知青落户于石梁公社的南马、五里坡，西流公社的西流、潞河，魏家庄公社的魏家庄、王家庄、沟东，微子镇公社的郝家沟、靳村东，黄牛蹄公社的黄牛蹄、南桃，下黄公社的上黄，黄池公社的祥井、郭家庄，东邑公社的台东、窑上，合室公社的合室，西坡公社的张家河，史回公社的垂阳，王里堡公社的曲里，店上公社的邱壁，石窟公社的石窟、洪岭，崇道公社的崇道、翟店，还有城关公社的史坊、侯家庄、五里后（不完全统计，可能有遗漏和谬误）。

上山下乡插队务农的大潮退去之后，有不多的北京知青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他们最终留在了潞城这片黄土地上，女知青葛秀敏就是其中的一个。如今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年的时间了。大风过后，其实早已归于平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是遗落在这片黄土地之上的这几位老者的人生，仿佛是留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抹也抹不去的一个时代的留痕。当年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知青插队也成为他们的永远的回忆。

2020年8月8日，炎炎夏日，我们专程赴微子镇沟东村看望原在这里插队务农一直没有回京的北京女知青葛秀敏。葛女士现年69周岁，原住北京宣武区（现西城区）椿树街道棉花上二条胡同。1969年1月，18岁的她与同学们来到沟东村插队务农。正值豆蔻年华，每天与普通农民一样，春播、夏锄、麦收、秋收，冬天冒着风雪修“大寨田”， 农民干过的活她全干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底“分红”算账，然后与同学们一起乘长途汽车到邯郸，再换乘火车回京。与亲人们团聚半个多月，又要返回潞城，继续从事“修理地球”的农业劳动。

见到葛女士，第一感觉就是她虽然在潞城生活了50多年，但她的身上仍然有一股“老北京”的劲头。满口京腔、快人快语：“这么热的天，大老远真是麻烦你们了。”“一把年纪了也不打算回北京了，在潞城挺好。”“儿孙们有时间看看我，我就很高兴了。”

经历一段和农民共同生活的体验，她开始懂得亲近农民，她在自己的困境中看到村里老乡身上那份儿最淳朴的情感。此时，一位村里年轻的后生走进她的视野。

这位年轻人是村里的生产队长。他虽然生活在山沟里，但在葛女士眼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形象端正、身材魁梧、着装整洁、心灵手巧。他与葛女士的感情就在一顿顿简单的饭食和手把手的教农活里酝酿发酵了：细心、体贴的小伙子，洗衣、做饭、聊天，这些再简单不过的生活内容让葛女士有了家的感觉。两个人的结合正是出于葛女士的坚持。在世俗眼中，一个北京人与一个山里娃是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葛女士却坚定地要走下去 。插队一年多后，他们在村里举办了婚礼。大队领导、乡里乡亲和北京知青们前来道贺。北京女知青葛秀敏就这样把家安在了黄土地上！

很快，随着形势的变化，葛女士开始面临新的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同学们通过各种渠道回到北京。1978年，按照知青政策，葛秀敏被分配到原潞城化肥厂，成为了一名操作工，现在每个月有2800多元的退休养老金。“失落感肯定有，到现在还有。人家都想着落叶归根，自己回不去，儿女、子孙都要留在这片黄土地上。现在到大街上一走，你不说话就是潞城人；你只要一说话，人家说你是北京的。可是我到北京以后，一说话人家就说你是外地的。” 葛秀敏说道。

对于葛女士来说，自己的一生没什么值得与不值得，但孩子们还是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后来，由于国家出台了优待知青及其子女的政策，儿子落户北京，买房、娶妻、成家，现在北京公交公司驾驶公交车；女儿现在天脊集团工作，结婚成家住进了单位的楼房。

与我们告别时，葛女士说：“我家几代都是北京人，在我这辈上，把我变成了外地人，这是我一生最大最大的一个遗憾了，但我绝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图片说明：一、左为葛女士。二、右为葛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