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在空中的中国士人

最近，友人陈闻晋推荐我读余英时先生的著作。闻晋兄提到，余先生在回忆录中谈到，抗日战争期间回安徽潜山老家八年，受到中国民间传统影响很大，不亚于他后来跟钱穆先生受学。余先生和我是同乡，我只是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觉得故乡那片土地很神奇。

扯远一点，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说他在任上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其实，通判是知州的副手，其职务的性质就是协助知州工作。虽然通判的地位比知县高，但知县为一县之主，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决定。但通判不行，因为决定权还是在知州手里。王安石在舒州时，发现这里的百姓青黄不接时生计艰难，于是想推行青苗法，但知州是个守成之人，没有听从。因此，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内并没有老百姓传说中的那么大的政绩。王安石在舒州任职的三年，几乎年年饥荒，眼看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无力解救，王安石非常痛苦，于是写下《感事》一诗，哀叹百姓的困苦，讥刺官吏的无作为：“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後。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徵，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朅来佐荒郡，檩檩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可以想见，这时的王安石意识到权力的重要了。

黄庭坚与潜山的关系更密切，他的母亲就是潜山人。黄庭坚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成就都很高。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治平四年（1067年），黄庭坚进士及第，历任叶县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泰和县知县、德平镇监、秘书省校书郎、《神宗实录》编修官、集贤校理、国史局编修官、起居舍人、宣州知州、鄂州知州、涪州别驾、宣议郎监鄂州、奉议郎兼宁国军判官、朝奉郎兼舒州知州、吏部员外郎、太平州知州等职。1105年，黄庭坚病逝于宜州南楼，享年61岁。而后，宋高宗追赠黄庭坚为“龙图阁大学士”。1265年，宋度宗追赠黄庭坚谥号：文节。黄庭坚一生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以文坛宗师、孝廉楷模垂范千古。其实，黄庭坚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宋元符元年（1100年），徽宗即位，起任黄庭坚为监鄂州税，从巴蜀返回江南。十月，告复奉议郎签书宁国军判官。1101年正月，告命舒州知州，四月，又以吏部员外郎召用，他都推辞不就，请求为郡官。1102年六月，得任太平州知州，上任九天就被罢免，主管玉龙观。

家乡近代的文人，名气最大的当推“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1939年，张恨水在《新民报》上连载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由于这部作品鞭挞了贪官污吏，触犯了当时社会上的权势人物，张恨水受到严密的监视。因此，张恨水被迫只写了十四个梦便停笔。1945年，张恨水创作了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战役——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虎贲万岁》，该小说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战史小说。1948年，张恨水因故辞去北平《新民报》的所有职务，结束了四十年的新闻生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恨水曾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张恨水可以算得上一个比较纯粹的文人了，但是，他也不能免俗，也绕不开政治的漩涡，甚至被裹挟着。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里没少花笔墨谈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或称“士大夫”阶层，即中国“士人”的历史命运。《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为了使“德”与“位”旗鼓相当，知识分子便不能不“自高”、“自贵”以尊显其“道”，即所谓“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也（《孔丛子·居卫》篇）。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余英时先生说，中国“士”代表“道”和西方教士代表上帝在精神上确有其相通之处。“道”与上帝都不可见，但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而树立起来，中国的“道”则自始即是悬在空中的。

其实，不仅中国的“道”自始即是悬在空中，中国的“士人”同样是悬在空中，落不了地。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皇权代表正统，士人代表道统。道统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时，道统便可走到舞台的中央。反之，要么道统服从正统，要么道统退出舞台，道统没有第三条出路。于是，遵从“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的命运就不想而知，因为“正统”这个紧箍咒一直套在你的脖子上，欲罢不能。不论是王安石、黄庭坚，还是张恨水，谁也逃脱不了“悬在空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