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是在场的

——兼答我为什么习惯以第一人称写作——

时至今日，我的随笔已经公开出版三部，即《遇见昨天》《为明天燃灯》和《人生不是单行道》。正在写的这篇文章脱稿，也是我近年写的第九部随笔结稿。

纵观这九部随笔，读者不难发现我创作的两个特点，一是习惯以第一人称写作；二是所有的文章始终有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那就是解构人的存在。在这本书里，我坦白地告诉世人，作为显性的人，均为替身。只有作为隐性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过自己的心灵生活时，正身浮现。正身属于个人，替身则属于社会。

人的一生，生存真是一件可怜的事情，因为生容易，活不容易，生活更不容易。想要好好生活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想要好好生活的人，那就要付出很大代价，比如房子、车子、位子等等。所以现代的人多数为了这些物质生活过得很累，只知道机械地赚钱，这样恰恰违背了想要好好生活的初衷。很多人都活在光怪陆离的社会里，迷失了自己，找不到方向，不知道怎么活，心中没有答案。王羲之似乎早已给了我们答案，否则，他不会写：不得执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爱，数惠告，临书怅然。

我不是文艺工作者，而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角色决定了我不可能像艺术家那样地创作。换句话说，我的创作，必须不走寻常路。我更多地专注于当下的生活，并且，笔下的生活多是“我”亲历的生活，所以，细心的读者发现了我习惯以第一人称写作。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又把自己从生活中抽离，以另外一个“我”来俯视和检视那个生活中的“我”。其实，现实中的我早已远离江湖火热的生活，只是在一天一天地过日子。一个远离江湖的生活，客观上，也有助于自身的抽离。于是，我便可以自由地写自己，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体悟。甚至可以说，我的写作，是一个“我”与另外一个“我”的对话，是两个“我”的相处。

以第一人称写作，即我必须在场。“在场”，或说“在场性”，最近似乎成了热词。其实，“在场”和“在场性”均属陈词，一点都不新鲜。“在场性” (Anwesenheit)是德语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康德那里，“在场性”被理解为“物自体”； 在黑格尔那里，指“绝对理念”；在尼采思想中，指“强力意志”；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指“存在”。到了法语世界，则被笛卡尔翻译为“对象的客观性”。“在场”（Anwesen）即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的显现。更具体地说，“在场”就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至于如何通往“在场性”，比较一致的看法，我也认同此看法，即“澄明”是通往“在场性”的唯一可能之途。也就是说，只有“澄明”才能使“在场性”本身的“在场”成为可能。而欲达致“无遮蔽状态”，只有通过“去蔽”。简单说，一切人类行为皆由使用符号来象征或表达。但符号其实是一种幻象，因为符号是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这种象征性一定是用B象征A，也就意味着用B遮蔽了A。象征是对真实的本体、实相、纯真的遮蔽，破除这种象征性的幻象得到被象征的本真，就是“去遮蔽”。

而“去遮蔽”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我”必须“在场”，诚如《续传灯录》所言“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佛教禅宗的“见性成佛”。

诗人刘家魁在《诗人，你在场吗？》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场”，是诗歌创作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新诗旧体，概莫能外！所谓“在场”，简而言之，就是诗人身处“诗”的现场，就是用第一人称写作，就像李商隐写“夕阳无限好”时那样！诗人只有“在场”，写出来的诗，才能减少隔阂感、距离感，使读者直接进入诗人营造的意境，与诗人作零距离接触、交流，一如演奏家，直接把琴弓，拉在了读者的心弦上，其效果可想而知。

刘家魁先生这段话虽然没有诗歌中的意象，把话说得直白，直截了当。但是，他直击当下文人的流弊。汪惠仁先生也说过，油滑，那是文艺公敌。不把自己摆进去，自己不是生活的参与者，而成了生活的判官。如果人人皆如此，哪还有生活呢？

理工男就是理工男，车钳刨铣，哪一样不得自己亲力亲为？所以，我认为，参与即生活，参与即在场，当然，不仅是肉体，更指向灵魂。

因此，这九部文集的创作，我始终坚持“在场”的原则。对于今后可能的创作，这个原则，我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