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前门、东单、西四、鼓楼前”这句话的人都知道，鼓楼曾是老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热闹区域。在清朝的时候，能住进这里的都是旗人，后来才逐渐允许一些有身份地位的汉人住进来。

1951年6月20日，北京的旧鼓楼大街4号院前热闹了起来。

一辆绿色吉普停在了4号院的门前，从上面下来的几个民警径直走进了院门，他们根据上级的指示来到北屋，看到一个腿部有残疾的老头，正病恹恹地歪躺在床上。

看到有警察来，这个老头只轻微愣了一下，然后便神情阴暗地挣扎着直起身。在简单地询问之后，他便被连架带拖弄到了警车上。

一个身患残疾的老头，到底犯了什么罪，一把年纪了还要被抓捕？后来怎么样了？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被发现的绞刑架说起……

绞刑架扯出来的一桩大案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解放军和平入城，北平解放。

早在12月14日的时候，彭真就带着108名保卫干部从西柏坡出发，顶着炮火向着北平前进。12月17日，在行军途中，彭真宣布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当时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向这108个人下达命令：“你们这“一百单八将”将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人民警察，进入北平城后，我要你们接管国民党曾经的警察局。”

2月2日，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正式被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当时的北平一共设有20个公安分局，内城7个，外城5个，郊区8个。

而这108人中有一个人叫朱文刚，他被任命为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的局长。命令下达当天，他就带领了八个警察和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前去接管辖内的功德林监狱，一些被留任的原国民党警察局警察带着他们逐一清点物品。

当一行人走进一间阴暗的大房间时，朱文刚的目光被里面放置的一个“大家伙”吸引了，他认得这个东西，这是从国外传过来的绞刑架，外国人喜欢用这个刑具处决一些犯人。这个绞刑架比普通的大一些，底座是木头的，杠架是铁质的，一次可以绞死两个人。

朱文刚用手晃了晃绞刑架，纹丝不动，他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还用这个处死过犯人吗？”

身边跟随的旧警察回答道：“我在这儿当差的期间没有见使用过，听说以前绞死过李大钊，后来就没再用了。”

朱文刚猛地一回头，厉声问道：“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

那个旧警察被他的转变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开口，但是朱文刚确信自己刚才听得清清楚楚，对方说的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首领李大钊！

原本只是无意的一个举动，没想到竟然牵扯出一桩惊天大案。随即，朱文刚交代随行的人务必要看好这个绞刑架，自己则火速转身离开了监狱。

只有市公安局局长才分配吉普车，朱文刚这个级别的只有一辆自行车，于是，他蹬着自行车一路狂奔，来到了北平市公安局，将此事向上级谭政文进行汇报。谭政文又立刻带着他赶到彭真的办公室，说明了一切情况。

彭真知道事关重大，便立刻让公安局文保组的同志配合市政府文物部接管组的同志，把这件革命文物从功德林监狱运到北平历史博物馆。

是的，这个绞刑架是文物部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所以编号为0001号。杀害李大钊先生的凶器已经被发现了，大家立刻燃起了找出真凶的希望。

临刑前的李大钊

旧大院里的神秘老头

1951年6月5日，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的桌子上，信函的内容让这件事有了新的进展，里面写道：“本部中统房产管理所特务分子闫振郎反应：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盼！”

冯基平同时担任着侦查处长，他立刻找来副处长狄飞，亲手把信函交到对方手中，并下达命令：“一定要抓到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

狄飞知道事关重大，也不宜张扬，只找来了侦查员温振海，告诉他：“这条线索十分重要，不能被别人知道。在没有确定之前，只能秘密调查，切勿打草惊蛇。调查到的情况要直接向我汇报。”

温振海作为一名老练的侦查员，接到任务之后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到达了目的地：鼓楼地区。他把车停好，若无其事地混进人群里，来回走动，看似随意，实则一直注意着路边的门牌号。在他来回走了两遍之后，都没有发现密函里提到的“鼓楼湾”，这边没有进展，他决定去附近的派出所碰碰运气。

接待他的户籍民警告诉他，所谓的鼓楼湾其实就是现在的旧鼓楼大街，知道他要找人之后，拿出了户口簿翻找起来，看了一遍也没找到有叫“吴博哉”的。但是其中一个名叫“吴博斋”的老人引起了温振海的注意，两人的名字仅有一字之差，这个字读音还十分相近，这或许就是他要找的人。

在看到对方的住址之后，朱文刚已有七八分把握。因为住址上写着旧鼓楼大街4号，而密函上的门牌号虽然没有具体信息，却画了一个星号，说明也是个位数。能重叠起来的信息越来越多了，温振海决定去这个4号院一探究竟。

这个吴博斋能住在这里，证明以前身份地位不低，或者十分有钱，这也都符合吴作为张作霖侦缉处长的身份。温振海在外面观察了一会儿，准备进去看一看。

恰巧此时有个人从院内走了出来，温振海连忙迎上去，装作找人的样子：“劳驾打听一下，这里住着一个叫于永奎的人吗？”

对方摆摆手说：“没听说过有这号人啊，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这里当然不会有于永奎，因为这个名字是温振海随口编的，但是他还是坚定地说：“不会吧，他明明告诉我就是这里啊。”对方见他如此确信，就建议他进去找找，于是温振海把自行车停好，顺利地进入了4号院。

这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一进院落，发现每一个屋都住得有人。如果吴博斋曾是房主的话，那么政府重新分配房屋时，应该会把最好的北屋留给他。于是温振海高声叫喊着“于永奎”的名字靠近北屋。

见到门没锁，温振海敲了敲门，却没人应。于是，他一边问着“于永奎是住这里吗”一边推开了房门。

屋内光线昏暗，让他有一种一脚踏进另一个世界的感觉，还有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正要开口，一个嘶哑的声音落入他的耳朵：“这儿没有你要找的人。”

温振海这才发现，东侧的床上有一个老头，神情阴暗，一副病态。

为了套话，他佯装热情地询问老头：“大爷，打扰您啦，我找于永奎，他说自己住这里。”

老头不愿意他久留，开口就带着撵人走的意味：“我都说了，这院子里没有你要找的那个人。”

温振海没有退缩，继续把话题往老头身上引：“大爷，您贵姓啊？怎么躺在屋里呢？生病了？”

老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盯着他看。温振海怕自己打草惊蛇，只好退了出去。

揭开伪装真凶落网

温振海正往外走，恰好刚才出门的人又回来了，温振海趁机打听：“北屋那个老头姓什么您知道吗？”

那人回答：“他姓吴，我们都叫他吴老头，腿脚有点问题，已经有几年不出门了。”

温振海道了谢，推着自行车慢慢走着。老头这里没有进展，他就另辟蹊径，找街坊邻居打听。他先是到胡同口扎堆聊天的大爷大妈身边站住，听他们聊天，时不时接上几句话，见时机成熟之后，他就开始抛出话题。

温振海装作羡慕的样子说：“大爷大妈，你们住这儿是好地方啊，繁华热闹，搁过去都是达官贵人们才能住进来的。”

有个大爷听他这么说，就来劲了，连忙接话说：“那当然了，我们这一块还真住过达官贵人，喏，1号院住过一个前清的举人，那边4号院现在的那个吴老头，以前也当过大官呢！”

温振海见目的即将达到，连忙加把劲问：“是那个瘸了腿的吴老头吗？他能当啥大官啊？”

大爷回答：“听说是给张作霖办事，地位还不低。”

一个大妈连忙附和：“对对对，那时候他可神气了，身穿毛料军装，脚蹬大皮靴，后来还当过宪兵队的头头，这不，后来小日本滚出中国了，他也神气不起来了。”

张作霖

听到这里，温振海基本已经确定这个吴博斋，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主要凶手之一！他连忙把搜集到的情报汇报给了狄飞，狄飞高兴地直拍手：“好！又一大收获！”

原来他一边派温振海去查探消息，一边让其他同志从留存下来的敌伪档案入手，看有没有线索。果不其然，几名侦查员从一份1927年受奖晋级档案中，发现了吴郁文的名字，而这次受奖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抓捕了李大钊。

档案中的几个人，当初大概不会想到这份“荣誉”日后会成为向他们索命的铁证。为了让罪名更加落实，狄飞又让人提审了旧警、军统和特务分子，证实了吴郁文另外还有两个名字，就是吴博斋和吴博哉，还有人提供了吴郁文的照片，并将他所犯的其他罪行都揭发了出来。

原来，吴郁文在投靠蒋介石之后，策划并参与了大量捕杀、迫害进步人士以及共产党人的活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时，就是他带领警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进行镇压，并抓捕了14名共产党员以及爱国学生，其中有两名学生党员被杀害。

这些证据汇总在一起，被交给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彭真下令立即抓捕吴郁文。有的同志认为，吴郁文已经69岁了，一条腿还有残疾，就算不抓他，接下来的纪念他也只能苟延残喘至死。

对此，彭真说：“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也要抓回来，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要把反动的历史扭转回来，要给被杀害的那些同志们一个交代！”

彭真

1951年6月20日，杨永宣带着几个警察开着吉普车来到了钟鼓湾4号院，在北屋里，他们见到了温振海前来调查过的那个老头——吴郁文。吴郁文和上次没什么差别，依旧歪靠在床上，见到有警察进来，他也不惊讶，挣扎了几下坐起来。

面临杨永宣对其身份的询问，他也没有抵赖，老老实实承认了自己是吴郁文。

杨永宣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你是抓捕杀害我党先驱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现在正式逮捕你！”

吴郁文试图唤起大家对他的同情，说：“可是我现在走不了路了。”杨永宣不吃这一套，让几个警察将他架到车上，带回去审问。

吴郁文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有证据，容不得抵赖，所以在侦查处将自己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经过全部交代了。24年前的那桩惨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李大钊被抓捕迫害始末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李大钊积极领导学生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有力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但也因此惹怒了反动统治者，被段祺瑞政府下了通缉令。反动警察搜查了他在北京的住所，多次派人前去抓捕。

1938年3月12日，日军炮击大沽口，造成多人伤亡。随后八国公使又借《辛丑条约》强制要求国民军撤防，如此蛮横，中国人民怎能容忍？3月18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十万多群众进行游行示威。谁知段祺瑞面对日本人束手无策，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们，他却下令让军警动刀动枪，酿成了“三·一八”惨案。

作为主要倡导人的李大钊，自然成了段祺瑞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1926年3月底，在苏联同志的建议下，李大钊把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反动统治者不知道李大钊的确切去向，只好派反动军警不放过任何一点可能，于是天天有大批的特务伪装成小贩车夫，在兵营附近盯梢。

从苏联大使馆出来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反动军警跟踪，监视其一举一动，李大钊身边的交通员和厨师就是这样被抓起来的。一直到1927年3月下旬，吴郁文带领的侦缉处查获了一条消息：俄使馆兵营内有共产党机关！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亚兴立即向张作霖进行了报告。

日本大使馆的人也私下联系了张作霖，表示最近常有“可疑人士”在苏联兵营进进出出，怀疑与共党有关，并提醒张作霖，这样的存在可能会颠覆“奉系统治”。张作霖一下就慌了，立刻找来了外交次长吴晋，让他去东交民巷使馆区秘密访问使馆区的领袖欧登科，并就查抄苏联使馆一事上获取对方的同意。

1927年4月6日清晨，大铁门开启的声音打破了使馆区附近的安静。吴晋乘坐一辆小轿车来到了荷兰使馆，在与欧登科秘密交谈之后，又匆匆离开了使馆区。两个小时后，300多名中国警察和宪兵突然出现在了使馆区，这里平时只有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出入，如今一下多了这么多中国面孔，十分突兀。

能够行动如此迅速，证明张作霖早有准备。在5日夜里，他就授意陈亚兴找来吴郁文、雷恒成、蒲志中等人，秘密商定了这一次查抄的范围以及注意事项。陈亚兴叮嘱：“除非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其容纳共党和宣传赤化，否则不得侵害任何一个外国人的自由和安全。”但是，苏联使馆内的中国人，全部都要抓回来审问。

吴郁文作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把调来的540人分为12个小组，其中两个小组由他带领，专门抓捕李大钊。为了师出有名，吴郁文还以京师警察总监属的名义写了一封公函，说接到举报苏联使馆内藏有2000支大枪，警察厅要前去搜索，希望外国巡捕不要阻拦和干涉。

另外还有一封公函，表示最近有共党在使馆附近出没，“煽动学生，欲意引发暴乱”，为了各国使馆的安全，需要尽快进行搜捕，希望各国使馆同意。吴郁文在使馆区将公函交给欧登科，欧登科只是草草浏览了一遍，就代表公使团进行了签字确认，还告知了巡捕房不得阻拦。

这其实只是走一个过场，毕竟吴晋已经和欧登科提前已经多次接触，他知道的事实比公函上写得更多更详细。而且早在4日的时候，他就已经召集各国使馆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上大家对于查抄苏联使馆一事达成共识，认为这是中国内政，无须干涉。

吴郁文带着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进入使馆区，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所有人瞬间散开，朝着各自的目标跑去。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奔着苏联使馆去了，但是苏联使馆的门紧紧关闭，敲门也无人应。吴郁文没有耐心等下去了，下令让手下强行破门。于是十个彪形大汉互相抱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冲向了大门。

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甘布克大声阻止他们的野蛮行为，但是没有人听，他拔出手枪，鸣枪示警，可是枪声刚落，大门就已经被撞开了。进入苏联使馆只是第一步，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西院的俄国旧兵营。枪声和脚步声令西院的人乱了起来，机关工作人员见来者不善，不愿意坐以待毙，开始趁机逃跑。但这四周已经被吴郁文带来的人围得滴水不漏，逃无可逃，最终还是被捕。

此时的李大钊正在办公室办公，他的大女儿李星华则在外间看报纸，小女儿被夫人赵纫兰带到院里散步。听到枪声的李星华害怕得不得了，连忙扑到父亲的怀里。李大钊一边安抚女儿，一边放下手中的笔，转而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带着女儿来到了北楼二层靠东的一个套间里，抱着女儿坐在椅子上，盯着门口。

这段时间苏联使馆附近不太正常，有大批的人在附近盯梢，连交通员和厨师也失踪了。苏联使馆的同志担心他的安危，特地送给他一把手枪，还教会他怎么使用。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小星华越来越不安，紧紧地靠着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随着吴郁文的喊声，大批的人涌入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用枪指着李大钊和他的女儿。

随后有人上前夺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吴郁文见目的即将达到，就走到李大钊面前询问：“你就是李大钊先生吧？”

李大钊没有否认，坦然回答：“对，我就是李大钊。”

“委屈一下李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虽然吴郁文说话客气，可是行为一点都不客气，先让人搜了李大钊的身，随后把他捆起来带走。一起被抓的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以及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还有苏联使馆的几个工作人员。

中共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想方设法要营救李大钊，结果都没能成功。

蒋介石在得知李大钊被抓到之后，立刻给张作霖发电，称：“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被奉系军阀判决死刑。李大钊在刑场依旧神情自若，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被执行绞刑，连续三次，长达40分钟，才离开了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

时隔24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终于落网，大家都十分激动。吴郁文被依法判处死刑，但此时的他已经身患重病，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念在他十分配合地交代一切，没有立刻行刑，而是先为他治病。2年后，他在狱中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