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一生中，有一个人是无从回避却不愿提起的——他的原配妻子朱安。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的通信、日记中，鲁迅对她都始终简单地以“妇”代之，将她视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

因鲁迅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住家里，两人之间的交流除了日常打招呼之外，也再无其他。1919年11月，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购置了一套院子，经过一番装修后，便带领一家人迁到了北京家中。在这里，鲁迅依然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醉于拓片残书之中，对朱安的态度依旧冷漠。

朱安是做家务的一把能手，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但在鲁迅那里，朱安的这些优点就常常被忽略，因为鲁迅对朱安一直很挑剔：朱安做的饭菜他不想吃，尽管她擅长；朱安缝的衣服他不想穿，朱安铺好被褥等他，他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为何鲁迅对待朱安的态度如此冷淡？朱安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朱安

这个故事，要从1878年浙江绍兴，一位姓朱的商人家说起。

封建制度下的礼教

1878年，在浙江绍兴城，一位姓朱的商人家里生了一个女孩，在当时那个动荡的王朝末世年代，朱家人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平平安安就好，于是就给这个女孩取名为“安”。

朱家在绍兴城生意做的还可以，家中宅院房屋众多，更别说花圃、池塘等这些地方，这对年幼的朱安来说，绝对是衣食无忧的富贵生活。虽然朱家靠从商发家，但祖上也是有人中过举，做过小官的，所以家里还有些书香门第的气息。

跟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她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契合传统要求的典型：性格温和，擅长做绍兴菜，也会做针线活，不识字，裹小脚。

在朱安四五岁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到了一个屋子，在佣人的帮助下，母亲将朱安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型，无论朱安如何痛哭挣扎，被裹小脚的仪式也没有停下来。

适逢朱安也到了婚配的年纪，也有不少人家前来说媒。而鲁迅的母亲鲁瑞，当时也正在为儿子物色对象，正好鲁迅家隔壁的谦少奶奶跟朱安家有亲戚关系，朱安是谦少奶奶婆婆的内侄孙女。本着这个关系，谦少奶奶向鲁瑞给说起了媒。

当时，已经21岁的朱安比鲁迅大个三岁，而绍兴的风俗本就以女子比男子大个两三岁为佳，再加上朱安有着传统女性身上的许多优点，家庭背景又不错，所以鲁瑞很中意朱安。

裹小脚的朱安（左一）与家中姐妹

1899年，鲁瑞在没有告知鲁迅的前提下，就到朱家正式提亲，等到16天之后，朱家才应允这件婚事。按照绍兴传统的婚俗，男方在女方允婚之后，就应向女方家请庚，即拿准新娘的生辰八字，以便选择吉日成婚。

但周家却一直未有所行动，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01年，本以为鲁迅在年底结业之后，就能把婚事给操办了，不料想鲁迅竟拿到了前往日本留学的奖学金，朱家人也认为不能耽误学业，于是就又将婚事暂时搁置下来了。

鲁迅1902年就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学习，他应该是知道自己母亲给安排婚事的，作为思想先进的新时代青年，他自然接受不了这种父母包办的婚姻，起初也是拒绝过的，但最终还是无可无不可地拖了下来。

其中就有这样一条原因，因为鲁迅父亲很早便过世，是母亲鲁瑞含辛茹苦地把兄弟几个给拉扯长大，这其中的艰辛，鲁迅很是明白，所以他不忍强拂母亲之意，只能默默接受。

面对这个自己未曾谋面的未婚妻，鲁迅通过母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希望朱安能够“放脚”，并安排她到学堂读书，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

这一要求，朱家人自是不可能答应，且不说这朱安已经20多岁的年纪，双脚早已经发育完全，而且当时虽设有女子学堂的规例，但在旧时代传统还较浓的绍兴，就没有女子可去的学堂。所以，朱家人直接就拒绝了鲁迅的要求。

鲁迅

转眼到了1906年，此时鲁迅已25岁，而朱安更是28岁的“大龄女青年”，已苦苦等了鲁迅七年的时间，不管是朱家人还是周家人，都对婚事很是着急。更严重的是，

朱家人竟还听说了鲁迅在日本已经结婚生子的传闻，便跑到周家讨说法。鲁母一听，连忙否认这是假的，还定下了“逼婚奇计”，她谎称自己身患疾病，让家人给鲁迅发电报速归。鲁迅收到家中老母病重的电报之后，一刻不敢耽误，立即从日本回国。

等鲁迅回到绍兴老家时，哪有老母病危的悲伤抽泣，有的倒是张灯结彩的欢天喜地。无奈之下，鲁迅只好答应成婚的请求，两家人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婚事。

朱家人知道鲁迅讨厌小脚的女人，所以特地准备了一双大的绣花鞋，并在里边塞上了棉花，假装朱安已经“放脚”。但是尴尬的一幕在婚礼上却发生了，新娘子朱安伸脚下轿的时候，由于鞋子太大了，突然掉了下来，朱安的小脚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露了出来。

看到这个场景的鲁迅更是极其失望，就这样麻木地走完了婚礼的所有行程。新婚之夜里，朱安等了好久都没能到鲁迅开口讲话，于是就主动就开口说道：“睡吧。”

几次之后，鲁迅才有所反应，但脸上依旧有些阴郁，很沉闷。就这样，俩人的洞房花烛之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此后两三天，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晚上挑灯夜读，然后睡在母亲屋里。

此时的朱安深刻地感觉到，虽然丈夫对待自己礼数有加，但还是有疏离，这种疏离不仅是外在的行为，更是俩人心中之间的距离。婚后不久，鲁迅就又回到了日本，而朱安彻底留在了周家，当上了称职孝顺的儿媳妇。

朱安

婚姻关系名存实亡

这样的日子，一下过了3年的时间，直到1909年才有所转变。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前往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翌年7月，升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而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虽然鲁迅人在绍兴，办公地点离家里的路程只有20多分钟，但他却不常回家，偶尔回去也是为了看望母亲或者批改学生作业，从未进过朱安的房间，对她是不闻、不问、不接触。这样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在这个三代之家的大家族中，不免会被人知晓，这让朱安心中很不是滋味，在亲戚面前也抬不起头。

自与鲁迅结婚以来，朱安就明白，鲁迅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觉悟很高，而她则大小就在一个传统的又保守的家庭中长大，俩人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别说精神交流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彻底崩溃，中华民国成立不久之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向鲁迅发出邀请，前往教育部工作，鲁迅就此成为了中共中央政府的官员，朱安也就成了中央官员的太太。

1912年，随着政府前往北平，鲁迅也离开了家乡，孤身一人前往外地工作。鲁迅离家，对朱安来说，反而是放下了重担，她在家里只要尽职办好家务，照顾好婆婆就够了。

朱安把家事打理的井井有条，把周家婆婆也是照顾的非常好，所以，鲁瑞对这个儿媳妇是非常喜爱。1916年的时候，是鲁瑞的六十大寿，周家肯定是要办个大酒席贺寿；家里媳妇只有朱安是最合适的，鲁迅弟弟周作人的太太是个日本人，自然不懂中国的习俗文化，所以这个重任只能交给朱安。

朱安把宴席办得非常好，鲁瑞对此也看到眼里，在生活上，她更是细致周到，所以鲁瑞在生活上也是越来越依赖朱安。就这样，朱安与婆婆和睦地过了几年的平静生活，虽然有时朱安也担心自己年纪已大，却没有个一儿半女，会被人笑话，好在婆婆还是支持朱安的，并未因此事有所埋怨。

鲁瑞与朱安

1919年11月，鲁迅决定举家前往北平，为此还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购置了一套院子，以供一家人居住。朱安对鲁瑞细心照顾这一点，鲁迅是知道的，所以，朱安自然是要跟着一起去北平生活。

而朱安也知道，自己这一去，就彻底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离开了自己从小长大的娘家，所以离开之前，鲁瑞也跟自己的娘家人照了相，以作纪念。等朱安离开绍兴那天，亲妹妹还特地跑来码头相送。

经历了旅途的艰辛之后，一家人终于到了北平。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朱安在北平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甚至比在绍兴时更糟糕。

在绍兴时，朱安还能有自己娘家人在背后支持，而且还是从小生活的熟悉环境，而在北平这个陌生的地方，朱安有时候连语言都说不通。与之相对应的周家其他人，在北平这个地方都生活的游刃有余，当时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文坛极富盛名，所以朱安的心理自卑感更加重了。

到北平之后，朱安才真真切切了解到了丈夫鲁迅的工作生活，当时鲁迅因参加新文化运动而名声大噪，家里经常有来客跟鲁迅交谈，虽然大家都很有礼貌的称朱安为师母，但是朱安里明白，自己与他们有着很深的隔阂。

而鲁迅和朱安之间的关系，依然如往常一般疏离，两人之间除了必要的交流外，听不到任何的亲密交谈，更谈不上夫妻间的情趣依偎。

甚至鲁迅在生活习惯上也与朱安有着种种的冲突，他有意识将衣服分成箱子和盖子放在书房外，其中一部分会放干净的衣服，另一部分放上已经穿脏的衣服。这样一来，就减少了和朱安的接触机会。

对此，朱安做过种种努力，想缩短与鲁迅的距离，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有时朱安会替鲁迅做被褥铺床，但是鲁迅却很厌恶朱安的这种行为，然后就直接将铺的被褥给拆了。朱安在绍兴时，经常给鲁瑞做绍兴味的饭菜，鲁瑞对朱安的手艺是赞不绝口，但是一直都很嫌弃朱安的鲁迅，却觉得朱安做的饭菜不合自己的胃口，也并不想吃。

有时候朱安会给鲁瑞做衣服，顺手也会给鲁迅做几件，但鲁迅往往以衣服不合身的理由给拒绝了，其实哪里是衣服不合身，只是他不想穿朱安做的衣服罢了。

就这样，两人继续过着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

1923年，巨大的变故降临在这个大家庭中。鲁迅与自己的二弟周作人彻底决裂，兄弟二人的关系从此势如水火，再也没有来往。具体原因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很快，鲁迅决定搬出在西直门的家，可问题来了，朱安怎么办？于是，鲁迅给了她这样的选择——可以选择回娘家，也可以继续留在八道湾。

显然，这两种选择都是朱安无法接受的。现在自己已是他人妻子，再跑回绍兴娘家的话，就会让娘家的日子过不去；但如果又继续留在八道弯的话，独自个跟叔婶侄子侄女一起住又不合常理，会让人笑话的。

经过思考之后，朱安向鲁迅表示自己愿意和他一起迁居生活，她用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对此，鲁迅无法拒绝。在当年8月2日的日记上，他写道 ：“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鲁迅和朱安就暂住在了绍兴同乡的房子，还没有住多久，鲁迅积劳成疾的肺病就又犯了。这次犯病还挺严重，朱安非常心急，处处仔细照顾着鲁迅的饮食起居。

因为鲁迅不能吃太辛辣的食物，只能吃流质食物，所以朱安费尽心思为鲁迅做流食。在这过程中，虽然俩人的关系较往常有所缓和，但鲁迅仍然和朱安分房睡，并没有有实质性的进展。

朱安自然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希望能有所改变，能和鲁迅有精神上的交流，所以她处处的讨好鲁迅。

有一次，鲁迅在教导俞家的姐妹在做运动，朱安看到这一幕后也想加入，但是那会儿小脚使她不能够很舒展地做那些动作，因此出了好多洋相。

朱安并为此放弃，她认为只要自己付出一些努力，鲁迅总是能看得见的。一次，在吃饭的时候，鲁迅突然谈到自己在日本吃的一种菜，味道很好吃。

朱安为了和他有些共同交流的话题，直接附和道：“是的，这种菜我也吃过，的确很好吃”。但朱安不知道的是，这种菜只有在日本才有，绍兴是没有的。为此，鲁迅听了后很反感，气得不知说什么好。

1924年5月底，鲁迅又买了一个小四合院，将母亲鲁瑞接来同住，这个时候三个人又像在绍兴老家那样时一起过生活，朱安还是像往常一样做家务，照顾婆婆。有时朱安会在母子俩的身旁听他们两个聊家常，但朱安却很少插话。

朱安（右一）与家人

彻底分离

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就迎来了更大的转变。

1925年，鲁迅带来了一个学生到家中，这个学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领袖，叫许广平。

因为学生运动，许广平和鲁迅相识了。之后，鲁迅就邀请许广平到家里进行交流，探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就朱安都看出来了，鲁迅对待这个女学生跟对待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话题，交流起来非常的默契。

鲁迅与许广平关系的进展，让朱安感受到了危险。之后，朱安更是因为遭受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吃不消，病倒入院。但是在医院，医生却未找出朱安生病的具体原因，所以很快她就又出院了。

之后发生了三一八事件，鲁迅因参与其中而上政府了黑名单。为了安全起见，鲁迅不得不离开家，在外躲避追捕，就连鲁瑞和朱安的安全问题都无法得到保证，只能到处搬家暂居在旅馆中。

到了1926年，鲁迅为了躲避各方面的威胁，决定到厦门大学担任教师的职位。与鲁迅一起离开前往厦门的就是许广平，这件事朱安也是到后来才知晓的。鲁迅和母亲、朱安道别之后，就与许广平前往厦门。

1928年的时候，鲁迅就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同居了，他们同居的消息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去流传，但是却并没有真正地公之于众，而朱安也是从周作人夫人的口中，得知了这些消息。

有一天，朱安对鲁母说，自己梦到鲁迅带了一个孩子回来。说时有点生气，其实她心里明白，这种事情迟早是要发生的，只不过是或早或晚而已。

而就在1928年底，许广平真的有了身孕；鲁迅虽然心中尚有犹豫，心情却不错。他特地挑选了好看的信笺纸，纸上有莲蓬的图案，莲蓬里有籽，暗喻已经身怀六甲的许广平，并作了一首情诗 ：“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

1930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生了，鲁迅还往家中寄了一张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鲁母获知后自然高兴，朱安拿到这个照片之后，态度非常冷静，没有生气的模样，甚至还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

此时，朱安的内心可能也是释放了某些重担。朱安跟鲁迅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能为周家延续香火，如今周家终于有了子孙，她内心还是如释重负了。

之后，鲁迅就和许广平一直在上海同居。期间，朱安和鲁瑞的生活费用，都是由鲁迅来提供的。

鲁迅、许广平与周海婴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去世。

这个消息在第二天就传到了北平，朱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内心沉痛不已，她一直以为鲁迅的病情在慢慢好转，但却没想到鲁迅却突然就离世了。

鲁迅离世之后，作为他名义上的夫人，朱安生活变得更忙碌了，时不时就会有客人来到鲁迅的故居进行拜访，有一些新闻记者也会为了采集新闻，而上门来采访朱安，朱安只得忙忙碌碌应付这些人。

但等忙完这些事情之后，朱安就面临了更大的困难，那就是她的生活问题该怎样解决，之前一直是靠着鲁迅的支柱而生存的，如今鲁迅已经离世。周作人只愿意为母亲鲁瑞提供生活费，而朱安的生活却无人援助，虽然许广平有时候会每月汇款50元，但是朱安还是无法应付日常的生活用度。

1943年4月22日，鲁母也去世了，自此就只有朱安一人在北平独自生活，鲁瑞去世的时候，把周作人每个月给她的生活费15元都留给了朱安。

此时许广平的境遇也不是很好，许广平在上海被敌人逮捕入狱，朱安的生活费用来源就彻底断了。

朱安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辛苦，这个时候周作人给朱安了个建议，可以将鲁迅生前写的书籍，留下的遗迹出售给其他人，这样就会得到一笔不少的生活费用，足以朱安应付生活了，这个消息不久之后就被新闻给报道出来。

此时，许广平已经出狱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拜托鲁迅的好友，赶忙找到朱安，劝阻朱安不要将鲁迅的遗物卖了，一定要保存下来，不能够随意出售。

但此时朱安情绪也非常激动，说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保存保存我呀！”

朱安经过这些人的劝导，没想到许广平平日对自己还是很照顾的，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卖掉鲁迅的遗物，而且保存得很好，之后更是将这些遗物的继承权转交给了周海婴。

之后也有各界人士要给朱安送钱，但她都一一婉拒了，并表示到自己宁愿吃苦也不愿取得别人施舍的钱。就这样，朱安一直靠着自己的努力艰难地生活着。

老年时的朱安

直到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的住处住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人世，享年69岁。她临去世前托人转告许广平，希望在自己死之后，能埋葬在鲁迅墓地的身旁。

但她的这个愿望却未能实现，最终朱安被葬在了陪伴她许久的婆婆鲁瑞的坟墓旁边，这个墓地没有墓碑，也没有碑文，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立着，就像朱安这一生，都一直是安静静地活着，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