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世人求名与利，是迫不得已，不求名与利，就不能生存得比别人好。既生存于人世间，名与利就能给人带来物质方面的许多好处。所以人们求之不已。但为了求名与利，不惜搭上自家的性命，这也是本末倒置。因为名与利的目的，是使自家的生命更趋美好，若以生命为代价，这就得不偿失。老子无非是让人在这个问题上清醒一点，不要忘了最重要的是生命，而不是名与利。

伯夷为名而死，盗跖为利而死，这只是两个代表，类似者还不知有多少。但名与利也有不同，有个人的名与利，有集体的名与利，为个人的名利而殉身，不值得。为集体的名与利，则另当别论。而集体又是何种性质的集体，又当别论。所以凡事总不可一概而论，都要具体分析。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所说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乃千古不易之理。凡所喜爱的东西，为了得到它，就不得不多花费许多金钱、时间与精力。这种喜爱之物收藏得多了，总有一天会散亡，到那时，就比别人失去得更多。人对某种事物，总是有爱好之情，没有爱好的人生，是乏味的人生，为了人生有快乐，让自己的爱好得到充分满足，虽有大费与厚亡，人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大费是心甘情愿的，而厚亡则不会马上到来，在这之前，还可尽情享受一下。若象老子看得那样远，人们目前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停止，因为它们总会带来某种不符心愿的后果。不能为了这种莫须有的后果，而放弃眼前的快乐。这就是世人所以不能接受老子之教的原因所在。

人若是只守着心，不与外物发生关系，这种人生倒是十分的清静，但人人如此，则人类无法进步。人类的进步，就是在与外物进行联系中取得的。这种联系，可以是认识外物，也可以是利用外物。人可以受外物的引诱，也可以不受外物的引诱，这是人心的力度的问题。人心有力度，就可以与外物接而不受外物之左右。能锻炼得人心有力度，这才是真工夫。若怕外物，而不与外物接触，这是驼鸟政策，不足为道。

明太祖注：噫！深哉意奥，愚人将以为老子不贵天爵乎？非也。其戒禁贪婪之徒，特以甚多二字，承其上文，又以二知字收之，再以长久示之，吾故比云。且国之大职，王之下冢宰之官极位，若非天命，弃其此而受王位，可乎？六卿非君命而谗居相位，可乎？以次序校之，诸职事皆然。言孰亲孰多孰病？君子之亲日亲于道多多于道，小人之病病不务学道，贪非理之名，名藏货物，其非理之名，易夺货藏多而必恃，故厚亡。君子守有命之名，藏合得之物，是谓知足不辱。知止不危，可以长久，云永不坏也。

利也不是不可求，只是不要过分的贪婪。明太祖强调老子的甚多二字，就正是看出了这一点。老子说甚多，也正是说不可过分，只要不过分，则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帝王，凡事若要求，没有办不到的，只要心无厌，就能使贪婪之心变成现实。除了帝王之外，一般来说，就是那些富人，或有权者。他们都可凭借金钱或权力，使自己的贪心物欲不断膨胀，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戒禁贪婪之徒，其现实意义在帝王和富人及有权者身上。

自反而足，勿务外求，这种思想如能对帝王起一点作用，是非常有益的。像帝王这种人，手中有极大的权力，若头脑中的欲望太多，则会不顾一切地利用权力来为自己的私欲服务。所以需要一点自反而足勿务外求的精神，来控制自己的欲望之心。对他们来说，名与财货，已没有多大意义，他们需要的是知足知止，以此来守身守国，才是真正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