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内阁大库及其命运

内阁大库及其命运

内阁大库在文华殿东南，坐南向北，共二十间，开四个门，每间深四丈，房上有重楼。其西为典籍厅，有一门专为请送关防及查取内阁库存红本出入之用。

其东为满本堂，为请送《实录》出入之门。

大库北面有窗，窗中用铁柱，柱内又有遮网，窗外为铁板窗，因此，窗子总是打开而不关上，以便库内通风。西侧有二门，有库房十间，连通柱楹。库内楼上楼下，都是收存的红本。东侧有二门，库房五间，一半是收存实录、史书、录疏、起居注及前代帝王功臣画象等物，一半是存贮书籍、表文、表匣、外藩上表。

内阁大库是清代几百年间各种册籍、文件的库存之处，内容丰富，收藏严密，即便是九卿、翰林、部员，也终身不得窥见一字。

内阁大库为砖檐暗室，挖壁为窗，尤为晦暗。大库内收存的文獻十分繁多，如起居注馆所写的起居注、皇上的诏令、大臣的奏章、历代的册籍、实录、殿试考卷、宋元版古籍、世上罕见的奇书、朱批谕旨，无不应有尽有。

据记载，内阁十库，以十天干之字纪之。如辛字库中，多为宋、元时期版刻图书，大多是明代文渊阁的收藏品，但已断简残编，多有错乱。其中又有奇书一部，凡是人们的生辰八字，都预先算定，判语写明，用来验证，屡试不爽。但从未为外人所见。宋版书中，又都是宋朝宣和年间的东西，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些书又送到燕都（即后之北京），元灭金，对这些书妥加保存。明灭元时，徐达攻下元大都，封存元皇室图籍，这些书仍在库中完好无损。到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大库未受损失，当时库内的封识还是徐达加的封条。

但在清代，库内收藏仍有损失。如每种殿试考卷收存大库中者，虽严加锁，但累年堆积，受到虫鼠的咬损，加以吏役盗窃，多已零落不全。到宣统元年，因库房滲漏而加以重修，库存的档案、书籍，移归学部，殿试试卷也随之全部移送。

大库内的收藏，积宋、元、明、清各代文献，越来越多，都放置架上，六七百年无人阅读展视，尘封蠹蚀，观之厌人。后经清理，有书十多万册，朱批渝旨有一百三十多部。清理之后，用箱装之，送交学部。而黄册、红册仍留在内阁。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对这些文献送交学部后的命运有详细记述，兹简介如下。

大库所藏，书籍居十分之三，案卷居十分之七。书多是明代文渊阁旧藏宋元板书，案卷多是清代各朝皇帝的朱批谕旨、诏书、内外大臣的黄本、题本、奏本、外國藩属的上表奏章，历科殿试的大卷，及其他各种档案，其中往在有元明两代的遗物。

这些书籍卷宗，几百年来，除了内阁的舍人、省吏循例为之编目之外，学士大夫很少能窥其美富。宣统元年，大库屋坏，需要修缮，乃把库内的收藏暂移至文华殿两侧的庑房内，但地方狭隘装不下，只好把剩余者堆放在大库院内。

这时朝廷官员们才稍微知道一点风声。当时张之洞正以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身份主管学部，奏请用大库所藏图书设立京师图书馆。而内阁商议却认为其中的卷宗都是旧档案，没什么用处，奏请加以焚毁。皇上已经下了同意的谕旨，正好罗振玉以学部属官的身份去内阁办理交接手续，见大库院内文籍堆积如山，都是圣谕批准焚毁之物。罗振玉偶然从中抽出一卷，打开一看，都是很有价值的奏章，按年月日排列，很有次序。于是他马上回来启奏张之洞，奏请不予焚毁，而全部移交学部，收藏在国子监的南学。而历科殿试试卷，则收藏在学部大堂的后楼。

到辛亥革命后，学部收藏的这些卷宗又转移到午门楼上，即当时所谓的历史博物馆。过了十年，博物馆经费不足，便把所藏卷宗的四分之三卖给了旧纸收购商，其数量为九千大麻袋，共七点五万公斤，卖了银币四千元，这已是民国10年的冬天了。到民国11年2月，罗振玉因事到北京，在市场上看到有人卖洪承畴的奏章和高丽国王的上贡物品单，认出是内阁大库的卷宗。于是跟踪追查，发现在一个纸铺里，当年卖出的库藏卷宗全都在此，并说马上就要毁了，去造所谓还魂纸，已经拉了好几车运到西山去了。

罗振玉马上用三倍的价钱共银元一万二千元把卷宗全部买下。于是这九千袋七点五万公斤卷宗全部归罗氏所有。但这已不是当年内阁大库原藏文籍的全部，因为在当年从内阁大库移送学部时，那些前去交接的官员已对其中的希世罕见的珍贵书籍卷宗进行了一次劫掠。如康熙、乾隆年间两次博学鸿词科的试卷及历科殿试试卷，都被交接官员攫取已尽，或任意携出，遂致失散。而且在交接之前也屡有销毁。如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即有谕旨，准许把大库内残缺不全或雨淋虫蚀者一并运出焚化。

在东华门内，文华殿东南，坐南朝北，有銮仪卫内銮驾库，库房有东房五楹，南房十楹。库前有石碑，上刻“古今通集库”五字，乃明代遗物。古今通集库，为明代宫廷藏书库之一，文渊阁藏书曾因火灾而移藏到通集库。因此可知，清代的銮驾库即明代的通集库遗址。銮驾库，是收藏皇上及皇后的大驾卤簿所用礼轿、步舆、亮轿及各色车轿的地方，这些就是所谓的銮驾，大小共三百多件。

罗振玉与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