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初心不变——社会治理探索征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努力奋斗。

而社会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并在这一历经百年发展的伟大征程中始终遵循党的初心和使命，围绕社会治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有宝贵的成功经验，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生活的愿望从未改变，而且日益成为社会现实。

　　社会变革：拉开社会治理的序幕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经历了“城市中心论”的实践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一部署为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转机，也为乡村治理探索提供了机遇。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可以看作我党社会治理的一种特殊实践形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社会治理大体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几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党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并在不同历史阶段进行调整，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开展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其次，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人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三三制”原则，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再次，重视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提高老百姓的素质。即使在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也不忘为老百姓谋民生福利，通过办工厂、办学堂、办医院等多种形式，尽可能改善当时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只是不同历史时期，规模和内容存在一定差异。最后，妥善处理各种关系，推动社会团结稳定，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党和党的事业不断走向兴旺发达。

　　总的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虽然限于局部地区实践，但拉开了社会治理探索的序幕。这一时期，在确保武装斗争不断胜利的前提下，党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来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实现政治上自由解放和物质上不断改善的双重目的，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为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局部乡村治理探索到全国性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社会管制：政府与社会高度融合

　　建立新中国初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社会治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一盘散沙、混乱不堪的状态，建立起一个国泰民安、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新社会。较之建国以前，无论在秩序性和合法性上，还是在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上，国家都表现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这一时期，我国逐步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管控型”社会体制，也就是社会管制模式。

　　社会管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多地表现在政治领域实现社会稳定的“强制”，带有浓郁的行政意味。具体来说，一是形成政府全能管理模式。国家掌握和垄断一切资源，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不仅负责整个社会资源调配，也安排社会一切事务，以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和统一有序局面。一言以蔽之，社会处于国家全面控制之下，形成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管控体制。二是形成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体制。单位作为这一时期国家落实各项社会事务管理的基本细胞，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处理社会事务和实现社会控制的生活组织。通过单位对社会资源的集中和有序分配，社会凝聚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三是形成以街居为依托的城市人员管理体制。对单位没有涵盖的人群——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优抚对象等，由街道与居委会统一负责其资源供给和人员安置，形成了以户籍为载体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户籍制度下拥有其固定的身份归属，单位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控制，进而实现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有序化。

　　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49—1978年），获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在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管制型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要看到，这种政府与社会的高度融合，客观上压抑了社会内部的活力，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

　　社会管理：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治理结构逐步从行政控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步过渡到国家主导下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重构。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调的确立，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色彩淡化。在阶级身份上，1985年随着国家开始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居民身份开始取代原有单位身份，体制内的人在利益驱使下开始向体制外的新的就业岗位流动，社会上涌现出许多新的社会群体。经济体制和社会调控体制的变革，部分企业开始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对机关事业单位的管制也开始放松，单位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元逐步转化为单纯的工作场所。

　　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配套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管理改革也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管理”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当中，政社分开的改革取向也更加明显。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提出“四大建设”，将社会管理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一起明确定义为政府四大职能，全面提升了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更加全面明确的社会管理目标。在社会管理模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诸多变化，具体来说：其一，管理手段市场化，而且日趋多样化。政府为了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开始推进如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公私合股等市场化管理手段，而且在运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同时，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开始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其二，管理主体多元化，而且不断法治化。虽然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但是各种社会自治组织、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等社会主体开始广泛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而且日益重视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参与社会管理和发挥社会作用。其三，管理目标明确化，而且走向科学化。随着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地位的确定，以及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新要求，社会管理的目标不仅更加明确清晰，而且日益走向科学丰富。

　　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极大改变了计划体制时期以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下的总体性社会关系，使社会主义社会活力大大增强。（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和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