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敌后战场文学研究的空间

　敌后战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财富

陕西延安市延川县太极湾景区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对于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实确凿，意义深远。素来重视宣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开辟敌后战场、建设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进程中，始终把文学艺术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各级领导为文艺工作者作报告，撰写诗文，或题词支持作品发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艺、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中鲁艺分院等学校人才辈出，西北战地服务团几度奔赴华北敌后战场，延安与华北、山东、华中根据地吸引了大批文艺工作者冲破重重阻碍、不远千里，甚至从海外奔赴延安与各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各根据地也涌现出大批文学作者。文艺战士“上马杀狂胡，下马草军书”，流血牺牲，在所不辞，描绘出敌后战场文学的恢弘画卷。敌后战场文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与根据地建设，为敌后战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各边区就已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方针策略。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新华书店开始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到1950年推出近60种，其中包括陕甘宁与晋察冀、晋绥等边区的作品，如《白毛女》《王秀鸾》《吕梁英雄传》《地雷阵》等。1950年代以来，尤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抗战时期敌后战场文学作品与相关资料得到收谷归仓式的搜集、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3卷）、《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22卷）、《晋察冀文学史料》等，聂荣臻、吕正操等高级将领回忆录与陈荒煤、周而复、邵子南、赵树理、孙犁等作家研究资料陆续出版。关于敌后战场文学的研究论文与《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许怀中）、《晋察冀文艺史》（王剑青、冯健男）、《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任孚先、赵耀堂、武鹰）、《山西抗战文学史》（屈毓秀等）等专著相继面世。敌后战场文学研究也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如重大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重点项目“抗战时期敌后战场文学研究”等，专业研究有望获得可观的成果。

　　敌后战场文学的重要性被忽略

　　然而，在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与大学教学中，敌后战场文学所占的分量远远不及历史上敌后战场文学的巨大作用与应有地位。这种反差缘何而来，值得认真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奠基之作为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著者清华研究院出身，从其《中古文学史论》见得出深厚的史学功底与对文学史典型形象的把握能力。加之曾经参加过左翼活动的阅历与感情积淀，其对敌后战场文学怀有热忱。为了突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作用，《中国新文学史稿》甚至以1942年分期，专列“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一编，对敌后战场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报告、杂文、散文分章论列。但是，由于著者与敌后战场文学所表现的生活尚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急于突出左翼线索，因而敌后抗战题材的历史意义与审美特色的发掘显得不够。学科奠基作的视角与框架影响至今仍在。几位知名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增订本）自1998年出版以来，截至2020年10月已经印刷55次，作为重点教材，影响巨大。这部著作无论是较之前述学科奠基作，还是放在同代同类著作中，都有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然而，在“思潮+经典作家+文体”的框架中，敌后战场文学同样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与这本教材配套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第三版）选收73位作家153篇（部）作品，其中作品可列入根据地文学的作家只有何其芳、赵树理、贺敬之等（《白毛女》为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只是表现边区生活或以边区生活为背景，而直接表现敌后抗战的竟然找不出一篇。我们常常借用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称文学是社会革命的一面镜子，那么，如果要从目前多种中国现代文学通史中了解敌后抗战，恐怕会令人失望。敌后战场文学的重要性及审美特色被忽略，原因何在？

　　敌后战场文学产生于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中，作者即是战士，后方即是前线，牺牲随时可能发生。抗战时期牺牲的作家多在敌后战场，敌后战场文学之红色，可以说是烈士鲜血所染成。金剑啸，1931年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回东北抗战，作长诗《兴安岭的风雪》，1936年被捕就义。雷烨，1938年秋延安抗大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记者，赴晋察冀根据地工作。雷烨的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与摄影作品中多有佳作，诗歌创作亦独具风采。1943年4月20日，雷烨在反“扫荡”中遇袭，掩护两名战友突围，壮烈殉国。司马军城，1938年5月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编辑、记者，先后担任报社机关自卫队长、印刷厂长，1942年调任冀东《救国报》总编，兼《新长城》主编，后又调到冀热辽区第五地委，任《救国报》燕山版主编。司马军城不仅以战地通讯闻名，而且写有视野宏阔的《人类的早晨》与意气豪迈的《世界是我们的》等诗歌。1943年4月7日，在丰（润）滦（河）地区白官屯附近，司马军城遭遇日军包围，中弹牺牲。十几年后，念及战友司马军城，邓拓撰文予以高度评价：“他写的不是寻常的所谓‘诗’，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的战斗的进行曲。但是，这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篇是同天地一样长久的，这样的诗是永生的，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也才是永生的！”陈辉，1939年5月到晋察冀边区通讯社任记者，1940年5月到斗争环境残酷的平西区涞涿县，历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区委书记、县委执行委员、武工队政委等职，在封锁沟交错与碉堡群林立的严酷环境中，“领导反勒索、反抢粮、反抓丁的各种斗争”。在战斗的间隙，他以炽烈的激情书写抗战诗篇，“无论春夏秋冬，他的衣服上都自缝着一个大口袋，装纸笔、装诗稿、装当时可能找到的书报”。陈辉以炽烈的爱、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与年轻生命爆发的创造力，在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万余行诗。他的诗篇为根据地留下了不朽的文学画卷。不畏牺牲、能文能武的“神八路”陈辉，为群众所景仰，为敌寇所仇恨。1945年2月8日，遭敌人围捕，陈辉拉响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5岁。丘东平，曾任海丰县农民自卫大队秘书、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的秘书、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文书。1938年1月参加新四军，先后任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秘书、一支队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新四军先遣支队随军记者，1940年随陈毅部队到苏北，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1941年7月24日，突遭日军包围，丘东平在盐城北秦庄壮烈牺牲。牺牲在敌后战场的还有胡乃超、史轮、布于、吕光、任霄、李增援等，他们无畏地挺进危机四伏的险境，才有如此密集的壮烈牺牲。烈士以生命书写了悲怆而壮丽的诗篇，我们的文学史为何吝啬到连烈士的英名也不肯提一提呢？

　　还原敌后战场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

　　正因为亲身参与敌后战场的开辟、根据地的创建与保卫，才能对根据地、游击区乃至敌后战场有最贴近的观察、最切身的体验，文学也才有最真实的表现、最丰富的内容。敌后战场的烽烟滚滚、刀光剑影，如阳明堡夜袭机场、平型关大捷、黄土岭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齐会村战斗、百团大战、新四军卫岗初战告捷，根据地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民主政权，妇女解放，农业生产，拥军活动，军民关系，贺龙将军、聂荣臻将军、杨成武将军、吕正操司令员、陈毅司令员等高级将领，地雷大王李雷、拥军模范戎冠秀、妇女解放典型王秀鸾等各种真实人物及虚构形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辉煌战绩，根据地建设的伟大建树，以及暴露的问题，可以说在敌后战场文学中应有尽有。因为题材真实、感情真挚，所以在当时就引起积极反响。

　　有人说抗战文学无非是渲染苦难、赞颂英雄，这不深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创痛，难道记录苦难就没有价值？如果不看当时的纪实性文学，我们难以想象战争能把日本军人变成什么样的疯狂野兽、变态魔鬼。如果失去历史记忆，就会变成一个健忘的民族、不知历史的民族、失去良知的民族，而若失去了良知，再富有也是行尸走肉。赞颂英雄有什么不对？如果对英雄不知敬仰，甚至反而去嘲笑、践踏，那只能说明自身是丑类。记忆战争苦难，不是为了在战后去盲目复仇，而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减少悲剧。赞颂英烈，就是要把先辈的伟大精神传承下去，化为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当然，如果民族大业需要我们付出牺牲，我们也要像先辈那样勇往直前。

　　敌后战场文学并非清一色的歌颂，也有尖锐的批评。如晋绥边区女作家莫耶，1938年在延安与朝鲜音乐家郑律成合作歌曲《延安颂》，感情是何等热烈，格调是何等激昂，但是到了晋绥边区，发现一些问题后，写了小说《丽萍的烦恼》，批评个别女同志投身敌后抗战之后，变得贪图安逸起来，以嫁给高级干部为终极目标。新四军作家丘东平未完长篇小说《茅山下》（仅写了五章，3.5万字），烈士鲜血染红了他一直带在身上的这部心爱之作，里面就有对一位经历过土地革命的老干部奢华倾向的批评性刻画。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也犀利地批评了后方医院里像旧油篓子一样的男权意识、保守意识及不卫生习惯。丁玲的另一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传统贞操观的挑战至为深邃。战争中，承受灾难最为深重的就是女性，除了家园毁坏、失去亲人之外，还有遭受蹂躏之后来自方方面面，甚至自己内心的“失贞”耻感的折磨。传统贞操观潜移默化地代代相传，我们不能不说这篇作品仍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敌后战场文学感情单一，果真如此吗？这里来看一看在华北战场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1941年9月24日写给妻子刘志兰的第四封信：驻地“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周围种了许多菜，还有不少果子，洋菊花已开了三个月了，现还未完，大批菊花、牵牛花等，开得甚为好看。可惜的就是缺兰，而兰花是我所最喜欢最所爱的，兰恰离开我在千里之外，总感美中不足。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左权将军平素沉默寡言，而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的妻子借花言情，正见得出钢铁硬汉的侠骨柔肠。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在晋冀交界的南艾铺地区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