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史题材影视剧注入清新之风

　　这番群情激昂的景象，不仅是国剧经年罕见之荣耀时刻，更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多年苦心经营，一朝突破圈层，俘获网生代年轻观众的决胜明证。

　　2021年上半年《觉醒年代》的热播及其引发的反响，堪称现象级别的社会公共事件。犹记3月中旬，43集的《觉醒年代》首轮播完前后，各大视频网站的弹幕里充溢着满屏不舍之情。恨不能按住进度条，像浮士德一样饱含深情地感慨“美啊，请暂停一下”者有之，信誓旦旦地放言“必须二刷三刷”者有之，慨然倡议“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生都要看”者有之；更有一大片敦请吁求主创团队赶快出续集，“拍到新中国成立”“拍到今日盛世”“拍它个100集”的嗷嗷待哺之声……这番群情激昂的景象，不仅是国剧经年罕见之荣耀时刻，更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多年苦心经营，一朝突破圈层，俘获网生代年轻观众的决胜明证。以至于3月份的《光明日报》上刊文明题——“《〈觉醒年代〉：党史学习的优质教科书》”。

　　无疑，《觉醒年代》提供了于当今观众和艺术创作颇见成效的一套方法论。

　　与一般正面表现中共党史上的某一重要历史时刻、重大历史事件或伟大革命先烈的党史题材影视剧有所不同的是，《觉醒年代》在选材、立意上另辟蹊径：时间上，聚焦于1915—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段；事件内容上，以一战结束后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为起点，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为叙事中心和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落脚点，建立起这些事件之间的情节联系与因果逻辑；表现对象上，着重刻画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中心的一众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多为思想家、教育家、文人知识分子，而非革命家领衔唱主角）。如此选材处理，看上去似乎处处偏离主旨，事实上却以令观众感到新奇、新颖的内容和形式，重新焕发出历史题材的新鲜感和吸引力，潜移默化而效果显著地完成了献礼剧的使命。　　

　　“补白”与勾勒

　　产生新鲜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觉醒年代》对党史所及范围内以往语焉不详或存在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补白”、勾勒。比如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始末缘由、细枝末节，尤其是二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内在联系，无论是以往的党史题材影视剧，还是普通历史教科书，似乎都介绍得不够充分。《觉醒年代》正是从这里入手，搭建起全剧基本的情节框架和历史逻辑，同时也生动再现了那个各种思想潮流汇聚激荡、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充满危险动荡也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历史大变局时代。再比如，剧中不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陈独秀这个充满复杂性和历史争议的革命先驱者形象，更对一众通常只存在于历史褶皱里的人名予以精雕细镂般的个性化塑造，其中有几乎已形成固化刻板印象的鲁迅、李大钊、胡适、蔡元培，也有在逸闻趣谈中被漫画化的辜鸿铭、林纾，还有更多“只闻其名，未知其详”，甚至闻所未闻的人物，如陈延年、陈乔年、邓光夏、赵世炎、黄侃、刘叔培等，纷纷以精神气质、个性禀赋各异的动人形象亮相，构成参差多态、丰富驳杂的时代群像，形成本剧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选择了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代

　　《觉醒年代》中的历史充满新鲜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选择了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代，或者说以一群朝气蓬勃、充满理想信念和革命激情的五四青年，为那个时代的精神作注脚。青年不仅在剧中的出场人数上占主体，而且是参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觉醒年代》的主角与其说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不如说更像是由陈延年、陈乔年、柳眉、白兰、郭心刚、赵世炎、邓中夏以及青年毛泽东、周恩来等构成的五四青年群像。青年在理想信仰、价值立场上的选择与成长方向，是牵动社会发展方向、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关键力量。他们定义一个时代的风貌、气质，也测度一个时代的血性、自由。

　　《觉醒年代》最关切的问题，是先进思想对青年的引领作用。小到一个家庭内部——如在延年、乔年兄弟与父亲陈独秀长期紧张、对立的关系中，在人伦亲情的疏远、隔阂之外，更明显也更重要的原因是，两代人在改造社会所抱持的信仰上存在严重分歧，而其关系的缓合、矛盾的化解，也正是伴随着思想上的统一完成的；大到一所名校——《觉醒年代》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发生在北大，蔡元培校长“兼收并蓄”的办学理念，使北大云集了大批学有专长，但思想、秉性殊异其趣的教授名流，而师承不同学术、思想、政治派系的北大学子，也就自然在思想境界上呈现出云泥之别。《觉醒年代》中，最让人厌恶的形象是青年，如思想腐坏、行为卑劣的北大开除生张丰载；最动人的形象也是青年，如心系山东问题，为巴黎和会上中国痛失青岛而一夜白头的北大学子郭心刚。

　　总之，形形色色的青年构成了《觉醒年代》分外亮丽的风景线，为向来偏于沉重的党史革命题材影视剧注入一股清新之风。（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和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