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社会主义史》

  1936年,在保安的“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他从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人生经历时说,五四运动后,他曾经“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这其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对于这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我们耳熟能详,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恐怕鲜为人知。


鲜为人知的《社会主义史》


  克卡朴其人其书


  《社会主义史》(The History of Socialism)的作者是英国人托马斯·克卡朴(Tomas Kirkup)。1844年,克卡朴出生在苏格兰的奥坦布林(Northumbrian)的一个牧羊人家庭。他起初在一个乡村学校当教员,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后来进入爱丁堡大学,在学校他就颇负盛名,旋即取得硕士学位,并且得到一笔游历津贴费,这使得他可以到柏林、图宾根、哥廷根、巴黎、日内瓦等地游历以广见闻并研究学问。他著有三部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史》和《社会主义初步》。其中,《社会主义史》最初是1892年由布莱克(Black)书局发行,于1900年、1906年、1909年分别再版三次。1912年,克卡朴去世后,爱德华·辟司(Edward Pease)应出版社之邀对此书加以修订和补充,该书于1913年出版了第五版。


  爱德华·辟司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关系密切。1884年由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Fabian Society)开会的地点就在他所居住的地方。他长期担任费边社的秘书。他曾参与“全国劳动联合会”的组建,该会即是英国“工联总会”的前身。1899年,他当选为“工界代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员,而“工界代表委员会”是“工党”的原名。正是由于他的亲身经历,他对费边社和工党的情形“知道的很多”。


  基于这样的身份和经历,由他来修订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可以说是不二之人选。辟司将原书中克卡朴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批评和解释加以删减。更为重要的是,他补充了1892年到1913年近20年来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情形,使得该书的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叙述到1913年,较原书内容增加大约八分之一。比如说对于“俄罗斯革命”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早期历史上的事实,取自原书,而后来的事实则是他新加入的。“各国社会主义的进步”“近世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派社会主义”则是他新加的。特别在曾亲身参与并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颇为熟悉的他看来,克氏虽然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但是由于他没有亲身参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对没有记载下来的文字之外的知识,就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记载比较“简略”,辟司对此一部分内容加以补充和丰富。


  从中可见,爱德华·辟司对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做了相当大的修订。李季翻译的正是这本修订后的《社会主义史》。这本书介绍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和运动,包括初期的法国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1848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路易柏郎、蒲鲁东)、初期的英国社会主义、拉塞尔、拉伯尔塔斯、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俄罗斯革命、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各国社会主义的进步、近世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通论等内容。正如李季所说:“此书即出于两个名人之手;遂成第一部极完全,和极有价值的书;读者诸君,细玩一遍,对于各国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当能‘瞭如指掌’。”


  李季为什么翻译《社会主义史》


  那么,李季为什么会翻译此书呢?这与五四运动相关。深受五四运动洗礼的李季觉得受教育“如果专为一身一家谋利益,未免太不值得,我于是决意要为民众的幸福而奋斗”。于是,他决定研究社会科学,在阅读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几本小册子后,他觉得托尔斯泰说的有道理,于是成为他的信徒。


  五四运动以来,各种思想和学说竞相输入。“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而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中,通过对社会主义史的阅读和了解,不久他就放弃了对托尔斯泰的信仰。他这样说:“不过旋因研究社会主义史,对于一般的社会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家的学说得到一个比较,知道他这种主义、缺点甚多;同时自己从经验上也觉得一经相信他的说法,对于现状固然发生一种不满意的心理,但总只有消极的态度,而无积极的行动,这样殊不能满足我的进取的欲望,于是离开这个领域,而开始向着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坦途前进。”


  然而,要了解一个学说,首先要对它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我们要讨论一种学说,对于他必先具一种有统系的知识,才能够判断他的好歹,决定他是否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澳、美各州非常发达,而派别亦复甚多;我们对于这种运动要想具一种有统系的知识,须先从历史下手。”这就是他决心翻译《社会主义史》的原因所在。


  可是,翻译这样的理论著作对初次从事翻译工作的李季来说开始非常困难。“有时对于一句话半天不能下笔,又没有人能够或愿意指教[辫子先生(按,指辜鸿铭)处我不敢拿去请教],专靠自己的深思苦索,真不容易。就是能够了解的句子,也不知道要怎样翻译才好,这样试试,那样改改,一篇成功,稿凡数易,可是两个星期之后,各种困难,逐渐消减,初稿已可应用,不必再易稿纸。”他也向当时北大的几位先生有所请教,他在该书的序言中称:“蒙蔡孑民先生代译好些德法文书报名,胡适之先生指示疑难之处,张申府先生改正各专名词的译音。”


  就这样,从1920年2月到6月,他花了三个月左右的业余时间,将这部《社会主义史》翻译成22万字的中文,此书于1920年10月作为“新青年丛书”第1种出版。因其系易于了解的白话文,颇为读书界“称许”,初版印刷二千册,“未几即磬”。但“我旋看出是书的观点错误,议论浅薄,遂听其绝版,不再印行了”。(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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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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