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笔记」公治长第五（4）

注1：本文作者，张永强，退休教师。曾任职于绵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本文在此发布，已获原作者授权。

注2：原作者撰写本文，旨在让从来都没有读过《论语》的人都能有一定的理解。

注3：如果可以，点个关注可好？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注释】⑴子贡，名端木赐，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斤。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⑵女，通汝。⑶瑚琏hú liǎn宗庙中盛黍稷的器皿，,比喻治国的才能。

【译文】子贡问孔子：“我象什么呢？”孔子说：“你啊，是器具。”子贡问：“是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瑚琏。”

【简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新约·提摩太后书》）瑚琏是宗庙祭祀时候的重器。如果按照这种思维去推测，“瑚琏”之器的说法，应该是孔子对子贡的表扬、赞赏。事实上历来有相当多的人，也认为这是孔子对子贡的表扬和赞赏。东晋时代的谢混和羊孚就有这样的对话：

谢混问羊孚：“何以器举瑚琏?”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论语正义》上也说“夫子言赐也达，可使从政，故以宗庙贵器比之。言女若瑚琏者，则可荐鬼神，羞王公矣。”“荐”、“羞”，指的是接引神灵，按规则进行祭祀。这说明子贡确实具备了治国的干才。

子贡本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贡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他是将“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信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是历史事实。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悖，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确实是相当优秀的人物。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孔子用“瑚琏”之器来比喻子贡，应该说是含有赞赏成分的，但我们不要忘了，孔子同时也说过“君子不器”这样的话，“瑚琏”再贵重，也不过是器而已，还不能说是君子。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好象是令人费解的事情，其实不然。孔子之所以这样看子贡，一是跟他的价值取向有关，孔子本人也是多才多艺的，可是别人赞赏他的才艺的时候，孔子却很不开心，说那是没办法，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多学些技艺罢了。“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生活才干只是“器”的层面，子贡无非是达到了“器”的最高层面罢了，而颜回已经是进于道，达到了君子层面，比子贡高一档次，所以颜回能够“安贫乐道”而“不改其志”。第二方面，是孔子认为子贡目前虽然还处在“器”的层面，但是一个可塑之材，所以要求就格外严格，既要表扬他，同时也要指出他的不足，指明他将来的发展方向。越是响鼓越要用重棰，越是骐骥越要用鞭策，做教师的人，一般都具有这样的心态。实际上孔子对子贡不仅在学业上十分关心，能够看出他诸如“达”之类的优点，而且常常和他进行论辩，哪怕弄得自己常常无言以对，也乐意与他言诗，在个人生活上，孔子对子贡的要求也格外严格。有一次，子贡娶了一个流落在外的鲁国女子。按照鲁国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是有愿意娶流落在外的鲁国女士的男人，娶亲的这笔钱，将由国库来负担。子贡娶了一个，但子贡有的是钱，所以没有到国库领钱。孔子因此就批评子贡说，都按你这样的做法，哪将来谁来愿意娶那些流落在外的鲁国女子呢？子贡在当时影响很大，正是因为他影响大，孔子才担心这样的做法，有可能让鲁国从此改变这条法律规定，而有钱人并不是多数，这样一来，谁还娶得起这些女子呢？子贡在“器”的层面做过头了，影响到了“道”，即国家的法令制度。

孔子与子贡的关系，正好说明了“严师出高徒”的道理，生不学，师之惰，真是这样啊！不过凭子贡这样的资质，在老师大去之后，却没有能够自立门派，创造个“子贡之儒”出来，这怕也说明，子贡对老师专业思想的理想，也只达到了“器”的层面，还不能融会贯通而进于“道”，比颜回确实要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