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笔记】卫灵公十五（11）郑声淫，佞人殆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注释】⑴时：历法，现在中国农村，指导农时还是沿用的夏代历法。⑵辂：车名。辂音lù。⑶冕：礼帽。⑷韶舞：韶，舜乐；舞，俞樾《群经平议》解为“武”，指武王的音乐。⑸郑声：郑国的音乐。⑹佞人：矫情伪饰，夸夸其谈的人。

【译文】颜回问孔子如何去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坐殷代样式的车子，穿周朝的礼服，音乐方面，则采用虞舜和周武王的音乐典制。抛弃郑国那样的音乐，疏远口是心非夸夸其谈的小人。郑国的音乐淫荡，夸夸其谈的小人危险。”

【简评】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坏，恐怕标准是不太可能全都列举出来的，如民富国强，实力超群之类。但最终结果，都要落实到这个国家人民的文化心态上，精神面貌上。一个国家，无论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如何强大，如果该国的人民没有一个核心的社会主体价值观，没有相对统一的文化传统，那么，这种强大最终是保不住的。所以，有社会学家说，国家竞争的本质，就是文化上的竞争。小平同志说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是看到了事实的实质。没有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基础，发展也就是一句空话。

但文化这个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定国家，一定地域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地域里边孕育、发展并壮大起来的，因而总是带着它的母体的强烈的地域色彩，这也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根本特点之所在。一经形成，它必然要对该文化的后续文化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从而形成文化传统，这就是文化的继承。

孔子时代，现代中国版图上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完全皈化于华夏文明之中，各种文化生态系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但相比较起来，华夏文明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文明形态。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这种文化优越感的证明。所以当颜回问起治理国家的时候，孔子用“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描绘出一幅和谐强盛的文化帝国图，表达出他的治世理想境界。之所以说是理想，是因为在孔子时代，华夏文明在南北夹击以及自身固有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已经走向衰落，代表华夏文明强盛期的夏、商、周三代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王室式微，诸侯侵凌，社会秩序大乱。孔子想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图景，也就是他为当时的乱世开出的一剂药方。

夏朝的历法，殷朝的车子，周朝的礼服，虞舜周武的音乐，这些都是属于典章器物层面上的东西，但正如《易经·系辞上传》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任何典章器物层次上的物，都附有它价值观念或者精神需求层面的“道”，也就是文化面貌。比如我们现在欣赏汉代或者唐代的音乐的时候，有一种雍容华贵，博大无疆的感觉，本质上，来源于这两个朝代的强健的时代精神；欣赏楚乐时往往有种神秘的感觉，这是因为那里的鬼神传统浓厚而深远。文化面貌，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

夏朝的历法，如果仅仅从器物层面上看，它无非是指导农事生产的尺度而已，属于科学发现的范畴。但在夏、商和周的前期（西周），各地的诸侯们，每年的冬天，都要汇聚天子之所朝见天子，请示下年历法。将历法带回去以后，还要供在祖庙里，每月初一去行祭祀典礼，从而形成对中央王权的认同感，归属感。而这历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王权的象征。

如果从交通工具上看，不管是殷朝的车还是别的朝代的车，无非是交通工具罢了。但殷朝的车有个特点，就是比较朴素。《左传·桓公二年》中说：“大路越席，昭其俭也。”路即辂，越席，就是蒲草编成的垫子，而整个车体全是用木头做成的。坐这样的车，表示的是“节俭”思想。从现代社会的官越当越大，车越坐越贵越豪华的现象上看，其实也不难理解这种文化意识。

周朝的礼帽是什么样子的，有人做过考证，据说是有垂旒，用来遮眼；有黈纩塞耳，就是用黄绵做成丸状，悬在冕的两边，当住两耳，把眼耳遮塞起来。取意是为人君者不听谗言，以及不需察察为明。这就是接人待物的态度。

关于乐，这既指当时用于祭祀、交际的音乐，也指政治最高的和谐界，同时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民间音乐样式。虞舜周武的音乐，在孔子看来，是各种音乐的最高典范。虞舜的音乐表现的内容是禅让，充满太和之气，这也“礼”的最终归宿，是尽善尽美的；周武王的音乐，表现的是周承天命，讨伐商纠的，虽然中间有杀伐之音，不是“尽善”之乐，但为天下除害，这也是尽美之乐。虞舜周武之乐，表现出儒家治国的理想境界，发乎情止乎礼是也。

至于孔子批评说它“淫”的郑声，有人认为它是“桑间濮上”的民间音乐，也有人认为它是师延当年为殷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不管是属于民间通俗的音乐也好，还是曾居深宫后来流落民间的靡靡之音之音也好，在孔子看来，任何音乐都得有一个“度”，不能过分，不受约束控制。先秦的其它的学派，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墨子有《非乐》之论，老子也有“五音令人耳聋”的说法，庄子则说：“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强调的都是音乐对人生、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当然儒家也不排斥音乐的审美功能，比如孔子在听《昭》以后，就入情入境，有“三月而不知肉味”的感慨。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审美视野和审美需要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政治伦理的范畴，变得非常丰富。但有一点，音乐对人的性情的陶冶还是变不了的。偏好什么样的音乐样式，欣赏什么样的音乐内容，什么场合下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往往跟人的文化修养、综合素质是密切相关。过分地强化音乐的审美功能，甚至否定音乐的教化作用，这对社会主体价值观的形成，无疑是非常有害的。现在我们一些人，一方面在哀鸣人的道德素质下降的速度非常快，许多人找不到人生的目标了，一方面却任那种消解社会主体价值的“通俗音乐”肆意流行，将“抱一抱”之类的送上中央电视台，并且为之大唱赞歌，认为这是人性的解放，确实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情！

注1：本文作者，张永强，退休教师。曾任职于绵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本文在此发布，已获原作者授权。

注2：原作者撰写本文，旨在让从来都没有读过《论语》的人都能有一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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