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婴、送养、辍学，我所知道的几位陕南女性的故事

几天前，「贞观」刊发了一篇文章《陕南留不住女性？》，作为一名陕南长大，如今定居西安的女孩，我的女性朋友们也大都和我经历相似——通过高考等渠道走出了大山，或在北上广打拼或在西安落脚。我们眷恋故乡的山水秀丽、生活安适，却不愿或不能再回去生活。原因各不相同，本应一笑置之，但文章下的一则评论深深触动了我的心。

这段话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女婴被扔甚至被杀这种事从小就时常耳闻，大人们聊起来时也不会刻意避讳。在校园悄悄话里，时常流传着XX在上学路上、河堤旁边、甚至是公厕粪坑里看到小手小脚，最可悲的是，在那个年代这些甚至都不算新闻。

回忆我的童年，因为父母的工作变动在不同的村镇和县城之间来回搬家和转学，成长在医院大楼，距离人间疾苦更近，也正因为如此，我见过的故事更多，对于上述评论更能感同身受……

匆匆敲下这篇文章，无意抹黑或是抨击家乡，只想简单讲述几位我所认识的、被遗弃的陕南女性的故事。

桂 花

桂花比我们都大，小学四年级时她当选班长，从此每天放学后会温柔地指挥我们几个走读的孩子们排成纵队，沿着街道右侧按次序走回家，我记得桂花家住在街道最北头一间小小的旧房子，有个老奶奶常拄着拐在门口等她，桂花叫她老太。

桂花长得高挑漂亮，沉默寡语，穿的衣服常不合身，但干干净净，她乌黑亮丽的大辫子让我们这些只能扎个啾啾的黄毛丫头们嫉妒不已。六年级的某一天，她突然请假并再也没来上过课。听说她的老太去世了，班主任带着我们几个班干部去桂花家探望，那个小小的旧房子门外搭起了白色的布幔，面目模糊的人们不停进进出出，披麻戴孝的桂花跪在地上烧纸，一个自称是桂花婶婶的中年女性跟班主任解释：“一个捡来的女娃子，我们家养这么多年确实可以了，念书可供不了……”

当晚，班主任找完她的家人又找乡镇上的干部说情，最终桂花的“叔公”松口答应让她把小学读完，但一直到丧事结束，桂花再没有来上过课。

桂花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升初的考场上，考试结束后同学们热情地把她围在中间，舍不得散去，桂花习惯性带着大家排着队往家走，路过小操场不知是谁提议进去玩一会，大家找了个树荫围坐在一起，桂花说，她已经订了婚，婶婶给介绍的，她年龄还小，男方希望等她到十八岁了就领证。她说拿到小学毕业证后想出去打工，家里反正也呆不下去了，看能不能等自己挣到钱了把婚退了……

我记得那天太阳很毒，小伙伴们顶着一头汗各自回家，蝉声在耳边嘶鸣让人心烦意乱，而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玉 兰

玉兰是我另一个小学同学，清秀娇气。六年级的一个下午，一个开着崭新小轿车的漂亮女性来到学校门口，她把玉兰叫出去说了几句什么，到了放学，玉兰躲在女厕里怎么也不肯出去。我们挤挤挨挨在厕所门口，听到玉兰对闻讯赶来的语文老师哭诉：“放学带我走，我不敢出去。”

后来才知道，玉兰是被领养的，她的亲生父母是邻市某单位的小领导，中年意外怀孕，托关系看B超误以为是个男孩，请了半年病假，租住在西安城中村的旮旯里躲了半年，拼老命生下的孩子落了地才发现是个女儿，两口子在医院就吵得鸡飞狗跳，谁也不愿意失去乌纱帽，闹到最后还是隔壁病床的产妇想了个办法：她有个亲戚家里只有个残疾孩子，特别想再养一个，无论男女。

1990年夏天，专程赶来西安的一对农民夫妇，提着几罐奶粉、用一条毛巾被裹着出生刚满一周的小女婴，坐上回家的绿皮火车。玉兰从小并不知自己是领养的，家境虽然贫寒，父母和残疾哥哥把她当成掌中宝，生活得无忧无虑。直到亲生父母退休，家境富足的他们陷入空虚，想起那个十几年前被送走的孩子。

在玉兰亲姐姐来学校说破之后，双方僵持了数年，初三的第一个学期还未开学，不情不愿的玉兰坐上那辆神气的小轿车前往隔壁市读书生活，而养父家残疾的大儿在街头拥有了一个小小的卖香烟的门店。

玉兰一直和同学们保持着联系，她想要了解大家的近况，仿佛自己一直没有离开那样，也会分享自己的生活，不过内容大都不太开心：不适应当地学习节奏，不会说当地方言……她说，退休了的亲生父母依然很谨慎，虽然把她要了回去，但对外依然宣称自己是求学借住的远房侄女，她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本来我也叫不出口爸妈”。

玉兰大学考上了沿海的某个省会城市，毕业后就留在那里工作成家，她不久前还专程回陕南老家一趟，带着新婚的丈夫。养父母抱着她老泪纵横，残疾的哥哥准备了丰厚的红包，他总觉得当初家里为了他把妹妹卖给了别人，愧疚不已。玉兰说：“爸妈疼爱了我十几年，我怎么会恨你们，要怪只能怪那边的爸妈当初没把我生成个男孩罢了。”

丁 香

丁香比我小六七岁，有一双比例惊人的大眼睛，闪烁着狡黠的光。

她出现的出现有几分神秘色彩。某个寒风呼啸的雪夜，养父母家的大门被叩响，他们开门后室外寂静无人，地上有一个纸箱，一个刚足月的女婴睡得正熟，那便是丁香了。据丁香妈妈回忆，纸箱里有一套孩子的换洗衣服和一床小被子，再无其他。雪地上脚印杂乱，来人似乎刚刚离开，她抱起箱子时甚至还能感到上面的余温，只是很快就消散在了寒风里。

丁香爸妈有两个儿子，大的去了边疆当兵，小儿子也在本地初中寄宿上学，两口子种地之余还做点小生意，算是殷实人家，也许送孩子的人早已暗中打听过。虽然有些意外，毕竟伴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遗弃孩子的事情在农村也没有那么常见了，但老实厚道的他们最终留下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因为和养父母年龄差距太大，加上家族人丁兴旺藏不住秘密，丁香很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但这并不影响她作为幺女在这个家里的受宠程度，刚被送来时每夜都会惊醒，哭闹不休，除了日日跑医院，丁香妈妈还四处求偏方，在娘娘庙里跪了一夜，求来黄色护身符，叠成小小的三角形，用红布包缝好挂在丁香脖子上，一直戴到她四五岁。

养父母前面两个都是儿子，摔摔打打地也就长大了，到了丁香上学的年纪却不舍得送她寄宿，专门买了摩托车只为接送女儿上下学。丁香无忧无虑地长到十五六岁，高中时亲生父母终于露面，他们的苦衷毫无新意：连生了五个女儿也不死心的农村家庭，把最小最弱看似养不活的孩子扔在邻村人家的门外，如今他们年纪渐老，这些年因为忙着生孩子，家里穷得叮当响，而那个被送走的女孩，却出落得灵性漂亮。

一开始是悄悄托人带话请她去家里玩，被拒绝后让几个女儿去学校门口堵丁香，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丁香不堪其扰，在同学围观下和对方大吵了几架，既觉得丢脸，加上本来学习成绩也不理想，勉强撑到高三会考结束，确定能拿毕业证后就收拾书包回了家，说什么也不去学校了。年迈的丁香爸妈气得够呛，找到对方家里大吵一架，两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丁香不想待在山里，她和几个老乡一起去了广州，又辗转去了深圳，在某个电子厂找到了工作，从此成为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偶尔会分享一些生活花絮，她还找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疫情前，丁香在朋友圈晒出带父母去北京玩的照片，他们在人潮汹涌的天安门前合影，丁香亲热地挽着爸妈的手，教他们怎么比V，三个人都带着局促但满足的笑意，配文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时光时光慢些吧。

腊 梅

准确的是说，腊梅原不是陕南人。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寒冷清晨，腊梅的妈妈来西安出差，在老火车站的城墙根下看到一个破旧篮子，包裹里一个丑陋的女婴冻得脸蛋发紫，哭声像小猫一样细弱，周围一群闲人指指点点，但并没有人做点什么。腊梅妈妈已经走出了火车站，又忍不住走了回去。

她买了奶粉，在车站门口的摊子上要了热面汤兑了给喂下去，娃娃睡着了，腊梅妈妈就抱着孩子等，足足坐了一整天，到了傍晚，卖面的大婶要收摊了，劝她把娃送福利院：“我们在火车站把这样的事情看多了，丢了的女娃再没人来寻。”腊梅妈妈左思右想，最后心一横，抱着孩子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腊梅妈妈家境富足，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全家商品粮”，只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突然冒出一个女婴引起了不少风言风语，不仅办收养手续花了不少钱，因为某些政策原因，公务员的工作也丢了，腊梅妈妈倒也不懊恼，她精心地照顾着这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到上学读书，她把腊梅当成眼珠子来爱。

腊梅本人从小就展露出了不同于寻常孩子的一面，她的成绩一路领先，但更难得的是那份不受环境影响的刻苦和自律，那个无论寒暑，每天清晨雷打不动沿着小城外河的长廊一边跑步一边背单词的身影，深深烙刻在我们这些低年级学弟学妹们的心底。

腊梅读高一的时候，学校为了冲击重本录取率，和西安市某家知名高中定下协议，选送几个好苗子过去插班读三年，借对方的师资冲刺名校，等高考再回原籍参加考试，腊梅毫无疑问是第一个被挑走的。名校的竞争格外激烈，在本校傲视群雄的的腊梅第一次去就考了个中下游的名次，深受刺激，从此更是恨不能头悬梁锥刺股，而腊梅妈妈担心女儿，跟去西安租房陪读了三年。

苦心人天不负，腊梅最终成为了小城第一位被某顶尖大学录取的历史性人物，那个暑假，她家被前来道贺的亲友们踏破了门槛，按本地风俗，流水席足足摆了三天，腊梅爸爸红光满面地从单位领回了“教子有方”的奖状，腊梅的初中，高中，甚至小学都邀请她回母校讲座传授学习秘籍。而除了腊梅本人的优秀之外，被热烈传颂的还有她的身世，父母们私底下声讨自己那不听话的孩子时，也会忍不住冒出一两句酸话：“不争气的东西，还不如人家在火车站随便捡一个。”

这一切腊梅都不会知晓了，她去北京的那个夏天，我们几个小孩凑在一起用手机搜索那个传说中的校园，在人人网上一张一张浏览那些天之骄子们分享的大学相册。因为腊梅，这个从前觉得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学府似乎和自己距离变近了几分，老师们也敏感地察觉到，一向闲散的本地的学生们求学热情高涨了几分。

迎 春

最后要讲的，是迎春的故事。

迎春出生在六零年代末，上面有一个哥哥五个姐姐，和她一起哇哇坠地的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年代，她的出生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妈妈一心扑在弟弟身上，迎春还在月子里就经常饿肚子。为了避免饿死这孩子，迎春的爸爸用自己染花线的工具在集市上换回了一头羊，让几个姐姐每天轮流挤羊奶喂她。

迎春长到了三岁，妈妈又生了个妹妹，满屋子孩子饭都快吃不上了，迎春妈妈心里一合计，走路去镇政府转了几圈，找了个看起来最顺眼的工作人员，上去就问：“你家有孩子吗？我送你一个吧？”

说来也奇，那个工作人员确实结婚十多年没孩子，他回家和妻子商量了一下，第二天拿着几样副食一匹布去了迎春家，进门还没寒暄几句，敏感的孩子们已经察觉到了对方的来意，大的吵小的哭，闹成一团，谁也不愿意被送走。沉默寡言的父亲坐在角落里抽着烟袋锅子，脊背越弯越低。

迎春妈妈挨个看过去，两个宝贝儿子是绝不能送人的，几个大一点的女儿已经算是半个劳动力了，送出去不划算。怀里的小女儿才刚满月，正是惹人心疼。只有小小的迎春是最不讨喜欢的一个，在母亲的示意下，几个姐姐把瑟缩在角落里的她拉了出来，迎春虽小但也知道事了，她心里害怕得很，但平日里挨打惯了，几个姐姐把她往出推，也不敢反抗，任由这对陌生的夫妇把自己抱起来，走出了这家门。

新爸妈出门第一件事，就是给迎春买了双新鞋子，在此之前她穿的衣服裤子都是几个姐姐一轮又一轮淘汰下来的，布鞋前面破了洞，大脚趾都露在空气里，她局促地穿着自己人生的第一双新鞋子走进了新家，养父母给她改掉了原本那个类似于“招弟”的旧名字，她拥有了一个和“迎春花”一样朝气蓬勃的新称呼。

新家经济条件更好，迎春终于能吃得饱了，她长高了个子，开始上学后，背着小书包领回了一张又一张奖状。好景不长，迎春的养父母不是本地人，他们是因为一场运动下乡来，领养迎春后没两年，养母得到了回城的机会，头也不回的走了。

养父是个文化人，一辈子不怎么会做家务，养母离开后，迎春接下了家里绝大多数家务活，踩着小板凳给自己和养父做一日三餐，左手背上至今还有当初被菜刀切出的深深刀疤。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以养父带来一个后妈结束。

后妈是从河南逃难来的，走在半路上死了男人，她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半大孩子实在没了活路，经人介绍愿意和迎春养父这个成分不好的孤寡男子生活。突然多了五张嘴，家里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起来，养父在单位干活之余，还要偷偷帮人写挂号信挣点零钱，才能勉强糊口。

后妈是个面甜心苦的人，她来之后迎春虽然没挨过打，却总是犯错被罚站。罚站时间几乎都在晚饭前，养父想要叫她一起来吃，总被后妈以“给她单独留饭”为借口拦住，等罚站结束，留在灶台的往往是两勺糊锅底和几口剩菜，吃完冷饭迎春还要把一家人的碗筷洗刷干净才能饿着肚子睡觉。

情况在后妈为养父生下一个男孩后变得更糟，后妈的孩子们开始刻意欺负迎春，“没人要”“野孩子”被挂在嘴边，养父看在眼里，四十多岁才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的他无法对立了大功的妻子说些什么，只能咬紧牙关，借了点钱，送迎春去邻县读中专，远远躲开了家里的是是非非。在此之前，成绩优异的她被老师们一致认为是考大学的好苗子。

学校在西安远郊的一个偏僻土原上，每逢寒暑假迎春也不回家，坐火车去外地的养母那里蹭住。养母早就另外成了家，她对这个便宜女儿没几分感情了，但当初抛下他们总有几分愧疚，对她虽是淡淡的，但并不苛刻。迎春甘之如饴，为了不惹人嫌，她在养母家从早忙到晚，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等到开学前，养父会把学费和一整个学期的生活费寄过来，她再拿着汇款单去学校报道。

卫校毕业后迎春回到了小城，她在招工考试中考了全县第二名，成为当地医院的正式工，单位给她分了一间十平米不到的小宿舍，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她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搬进来，从此才算是告别了寄人篱下的日子，有了一小片能栖身遮雨的屋檐。

故事说到这里终于可以揭晓谜底，迎春就是我的母亲。这位普通的陕南女性，一生勤勤恳恳，以德报怨。无论曾经抛弃她的我的亲外公外婆、还是曾经让她无家可归的继外婆，在她们年老时，我的母亲都尽力照顾，在所不惜。尤其是供她读书的继外公，她满怀感恩，照顾缠绵病榻前的他足足十年，尽了自己为人儿女的孝道。只是偶然和我谈起过去时，妈妈也会忍不住失声痛哭，“没人要的孩子”虽然只是舅舅当年的一句童年戏语，却像妈妈左手那道巨大的伤疤，贯穿她的整个童年和青春，一生不能释怀。

至于桂花、玉兰、丁香和腊梅，她们都是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人，我曾见证或围观过她们的前半生，她们和我的母亲一样，降临在一个不被欢迎的家庭里，接受命运带来的颠沛流离，但她们和我母亲不一样的是，这个时代早已不同于过去，女性们拥有更多选择，她们有能力和决心，走出那片大山，走出命运的桎梏。

作者 | 萝卜大侠 | 陕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