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苏05 当皇帝脱离群众 当王安石大权独揽

诤苏05 当皇帝脱离群众 当王安石大权独揽

官场，还是职场，一个人的能力再大，若想顺风顺水，取得成绩，除了自身的天赋与努力，还需要另两项更加重要的因素：

一是领导的赏识

二是同僚/同事的信赖与支持

这事，睿智的主席他老人家一早就看透了，他在中共七届二次会议的总结中有一段特别精辟的论述：

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王安石之才，从仁宗朝到神宗朝，历三朝而盛，一方面与他本人有关，另一方面，他始终将自己克制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在崇尚三代之治的宋代，一个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兼备的人，在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心中，就是圣人再世，当世大儒。

所以，当神宗决定启用王安石变法之初，无论是朝中重臣还是四方士子，对于这个保有理想主义的活圣人，有着非常大的期待与钦佩。

然而，命运，在一个人的性格成型固定后，便也随之无法改变了。

王安石被坊间嘲称拗相公，他性格中的缺陷，就是把这个拗字放大无数倍之后的致命伤。

在王安石眼中，朝中已无良士，奸懒之辈比比皆是，似乎天下就只有自己一个清正之人。

每每与同僚商议国事政见相左时，王安石便立即开骂：你们这帮没文化的人，怎么就不读书呢！（君辈坐不读书耳。）

对于所有不同意见，他统称其为“流俗之见”，还劝神宗皇帝：您一定不要被这些庸俗的风气意见左右，如果让这些意见占了上风，您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就变轻了。

这里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王安石与所有人为敌，他认为所有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流俗的；

第二，他告诉皇帝，让皇帝要与这些持错误意见的人保持距离；

久而久之，带来的结果就是——皇帝脱离了群众。

王安石在性格上巨大的缺陷，让他的变法之路充满荆棘，泥足深陷，步履维艰。

本来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就是在动奶酪。

动奶酪的事，说白了，就是牵扯、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事从不讨喜，可王安石还要在这种对立情绪之上再笼罩一层更加尖锐的矛盾。

群臣在这种对立情绪的渲染下，逐渐反感王安石和他的改革主张，并且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

“好学而泥古，不通世务”

“难当大任”

“狷狭少容”……

这种批判的声音多了，自然也会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年轻的神宗不免有些小小疑虑与担忧，于是又找来这位偶像兼宰相谈谈心——

皇帝：老王，我听说同志们都不太能理解你的工作啊，我觉得你呢，虽然学术上没得说，但这个为人处世上吧，还是要讲究点儿。（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王安石：皇帝此言差矣，我正因为学术上过得硬，才有幸被您信赖与赏识，有机会治理国家。（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皇帝：那你说说，你是觉得学术重要还是待人接物更重要？

王安石：有能力的人到底能不能得到用武之地，是衡量一个时代好坏的重要标志，在坏的时代，才学之士无处安身，小人奸佞横行霸道。所以，这也是我现在一直力主变法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个时代的风气就快被那帮小人给带坏了。（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为方今之所急。） 身为一国之主，皇帝您的言行举止将时刻影响到所有人的言行举止。您如果主张与支持我的改革立场，所有人都会跟随，如果您与那些人同流合污，那所有人都会跟着同流合污。

这一番正气凛然、言之凿凿的劝慰，彻底打消了神宗的顾虑，从此，新法之施，一发而不可收拾。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正式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这个职位是太祖朝专为名相赵普所设，因赵普公务繁忙，分身乏术，太祖皇帝为帮他分担工作，设置参知政事，实际工作就是宰相助理。

但从仁宗朝开始，参知政事的权力范围逐步扩大，甚至宰相出缺时可当替相，到了神宗启用王安石时，参知政事的地位达到了巅峰，虽无宰相之名，却行宰相之实。

就在王安石实际意义上大权独揽的同一个月，刚刚结束丁忧守制的二苏，也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京城。

苏轼的人生，从32岁这一年开始，风雨如注。

直到又一个十三年后，他才懂得了——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