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天下安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清代皇帝认真汲取明亡教训，高度重视经筵问政，使得经筵制度得以坚持和发展。

清代经筵有经筵和日讲之分，习惯上将经筵称为“大经筵”，把日讲称为“小经筵”。经筵又称“经幄”“经帷”“讲席”，在清代即是经筵大典，类似于前朝的“春讲”和“秋讲”。

经筵御论就是大典之时儒臣进讲完毕后，皇帝就相关内容发表的议论，后期又推广到临雍视学典礼之中。

由于经筵御论主要发表于经筵大典之时，具有极强的舆论引导意义，故而是分析清代帝王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素材。

经筵的创立，本意是为皇帝提供一个提高儒学修养和治国理政能力之所，而非议论政事之所。

然而，得君行道向来是古代士人的理想，故而君臣之间的互动在所难免。学界对清代经筵多角度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乾隆时期的“经筵御论”具有重要价值。

陈东对清代经筵制度进行研究，指出“经筵御论”成为经筵的中心环节固化于乾隆时期，这种变化使得经筵失去了帝王教育以及牵制君主专权的意义。

陈居渊指出，清代经筵讲论具有传统儒学和经学的双重特性，它既是清代礼制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学术多变的主要动因。

孙杰指出，经筵为皇帝学习儒家经典提供了合法的制度平台，进而在学术、思想、政治之间的互动中教化帝王、涵养君德，从而实现“以政为教”与“以教为政”的双向促动。

周兴指出，清代皇帝借助经筵积极接受儒家政治文化，但是康熙中期以后，经筵变成君主训导儒臣的制度，呈现出文化权力从儒臣转到君主的实质性变化。

朱鸿军、季诚浩指出，清代经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被压抑的仪式传播，其文化内涵因为皇权强制力的介入而发生扭曲和变化，皇帝将经筵改造成训诫士人的工具。

上述成果为研究乾隆时期“经筵御论”主题及背后的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参考。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文本解读进一步开展溯源性研究，深入挖掘乾隆帝把“经筵御论”作为经筵核心环节的本意。

一、乾隆帝“经筵御论”的基本情况

清代经筵大典始于顺治十四年（1657），一般分为仲春、仲秋两次举行。据统计，清入关以后

共开经筵184次，其中顺治朝6次、康熙朝60次、雍正朝13次、乾隆朝49次、嘉庆朝23次、道光朝25次、咸丰朝8次。

清代之前，经筵中时常有皇帝与经筵讲官的问答或议论，但没有帝王专篇御论。清初的经筵之中，皇帝很少发表议论，即便偶发议论内容也较为简略。到了乾隆时期，

经筵中增加了皇帝发御论的固定环节，“经筵御论”成为经筵的核心环节，成为皇权至上的文化象征。

乾隆时期既是“经筵御论”制度确立时期，又是清代“经筵御论”的高产时期。乾隆帝在位期间共举行49次经筵，阐发“经筵御论”98篇，为清代诸帝经筵御论数量之最。

乾隆朝六十年，除了乾隆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因战争或者国丧等原因中断经筵，没有举行大典且无“经筵御论”发表外。

其他年份均按仲春、仲秋两次举行，共发表了经筵御论98篇。

关于乾隆时期“经筵御论”，史书有如下记载：“国朝列圣相继，右文重道，讲筵令典岁必举行。高宗纯皇帝耄学焕章，精探道蕴，每圣论宣示，发先儒未发之奥，抉经师未抉之疑，创解天成，合内圣外王一以贯之。”此段记载中的圣论即“经筵御论”。

关于经筵进讲仪式，史书有如下记载：经筵之礼，岁春仲月（秋亦仲月），皇帝将举经筵，礼部承旨诹吉奏闻，豫期翰林院奏进讲官衔名，请旨派满汉讲官各二员直讲经书。

其四书题、经题由掌院学士暨直讲官恭拟进呈御览。

圈出书题、经题各一，恭俟御论发下，随撰拟讲章进呈，钦定后恭缮清汉文御论书经各一道，交入大内，并缮清汉文讲章，交派出之讲官预备进讲。

届时，所司于文华殿宝座前恭设御案，南向；设讲案于殿内正中，北向。翰林院官恭陈清汉文御论于案，书左经右。

陈清汉文讲章于讲案，亦分设左右。皇帝阐发书义宣示汉文御论，讲官暨侍班官跪聆毕。兴。皇帝阐发经义宣示清文御论，各官跪聆毕。满汉大学士二人各奏辞感服。兴。诗宴毕，各官行礼谢恩如仪。

二、乾隆时期“经筵御论”主题分析

“经筵御论”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集中体现了清代帝王的治国理政思想，涵盖了天人之道、

君臣之道、善政之道、养民之道和为学之道等方面的内容，所展现的是清代帝王与重臣的集体智慧。

乾隆时期的“经筵御论”在诸帝中又最具代表性，在君臣互动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时代具有极强的抱合力和耦合度。

天道政治是古典政治理论的衍生状态，与儒家学说长期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天命正统论是其典型的政治思维方式。

乾隆帝的天道观就是基于君道圣德的思考，他在执政初期时常从天命正统论来阐释自己的天道观，并且将其杂糅在“经筵御论”之中。乾隆帝的帝号“乾隆”，其含义即是“天道昌隆”。

乾隆帝对天道格外重视，一方面取君权神授、承天授命的含义，一方面取帝王为天地之心、天地之中的含义，其理论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是阐述清代政权的正统性和清代皇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持久性。

“君子自强不息”是乾隆时期经常出现的经筵御论题目，最能体现乾隆帝的天道观，先后出现了三次，分别是乾隆四年、五十年、五十五年。

如乾隆四年的仲春经筵，乾隆帝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阐发自己的对于天道的见解：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运行，终古不息。

不惟不息，盖并不息亦无意于其间，斯乃健也，应与《中庸》至诚无息之语并观之。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诚之者，人之道，然亦不外自强不息而已。

盖天之不息，无为而为；人之不息，则在自强。在这篇御论中乾隆帝有意强调了天道无为、人道自强。

其隐藏含义就是帝王代天执政并治理国家万民以及爱新觉罗家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乾隆帝在执政之初，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势多体现在其御论之中，所论述的天道往往是探讨天道本身。

乾隆七年八月，乾隆帝发表了最著名的御论《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论》。

集中展现了一个年轻帝王维护江山恒久、金瓯永固的雄心壮志：元亨利贞天道之常，是唯无恒所以恒久而不已也。夫四时代谢、二气逅嬗，何尝久春而久夏乎？

然惟其不恒，是以春恒去而夏恒来，运而不穷。岂非天地之以正而能久耶？所谓正者，何其不已之谓乎？故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是久于其道也。

而大生广生万物芸芸，孰非易知简能所久以无疆者乎？是故天地以正而恒，而天地初不自见，其可恒于正，使天地自见其可恒，于是有恒矣。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乾隆帝的天道观发生变化，深刻懂得天人合一、君臣合一、君民合一对于维护统治的重要性，由单纯的天道论述，转为天人之道的论述。

乾隆五十八年仲春经筵，直讲官进讲《中庸》“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及书经“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二句。

乾隆帝发表御论并阐发自己对天道以及天人之道的理解：天择人以为君，君奉天以治民。治民无他术，曰安之而已矣。夫以民视天远矣。然而不远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所谓至愚而不可欺，至弱而不可胜。呼吸相通，照临有赫，人君畏天，当知畏民。畏民莫若安民，而安民又在爱民。其道多矣，岂语言所能尽哉。

此时的皇帝已经深知君与民的舟水关系，同时也深知天道的关键在君道和君德，天养万民其实落实到具体政治实践就是君养万民，帝王的统治稳定和江山稳固也需要万民的支持。

比较乾隆初期和中后期的经筵御论，可以厘清乾隆帝天道观的内涵和外延，其政治逻辑是把天道、地道、人道融合在一起，外化为尊天、敬德、保民三个方面。

同时引申为三个层面的政治话语诠释：一是君权神授；二是天子以天为宗；三是君命即天命。在政治实践上，乾隆帝借助中庸之道，把自己定位为“天地之中”。

神化君权，圣化君权，君主独一，进而构建天、德、民三位一体循环论证的天道观和思想体系，把帝王经学和君权神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与其帝号乾隆的本义“天道昌隆”高度契合和统一。

三、君臣之道

天道是乾隆时期“经筵御论”最为重要的主题，君臣之道则仅次之。君道、臣道事关统治结构的构建问题。

乾隆帝从执政之初就认为，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他高度重视君臣一体之道，喜欢以上示下、以君示臣，努力将自己塑造成“天地君师”一体的帝王形象。

故而君臣之道方面的御论主题占了较大比重。乾隆三年二月二十日首举经筵大典时，先后有值讲官阿山、任兰枝进讲《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

乾隆帝的御论围绕“君道”展开，认为人君应重德政：“政刑者，德礼之先声；德礼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礼而求政刑，必成杂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礼，乃见纯王之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云德礼之外别有所谓政刑，则非圣人垂教之本意矣。”

乾隆五年八月仲秋经筵大典，乾隆帝发表了题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经筵御论，开始阐释“中道”。

他在御论中说：“中之理无定在，而中之用甚广博。一物有一物之中，一事有一事之中；若不择之审而行之至，则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此时的乾隆帝已将君道定格于中庸之道，强调“中之理无定在”，其君道思想已经具有鲜明的中道特征。

儒家将“一以贯之”即忠恕之道作为君道的重要内容。乾隆帝在加强君道修养的同时，特别重视“贯一”之道。

乾隆六年二月经筵上，乾隆帝首次在经筵御论中阐述自己的“贯一”之道：《经》虽有九，而所以行之者则一。所谓一，乃贯始终，彻上下。无一则九者不行，无九则一者不现。

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一所以为九之本；形而下者谓之器，九所以为一之用。盖有天下之责者，皆不可不知《九经》之必不可离，而尤不可不知一之为至要也。

乾隆帝的“贯一”之道归根结底还是君道，即择九经取其一的治国理政之道。乾隆帝的“贯一”之道体现是王道一元思想，体现的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唯我独尊的皇权意识。

孔子的“贯一”之道是“一贯三为王”，建诸天地，参通天地人，采用忠恕之道，推行王道政治。

在孔子的叙述中“贯一之道”等同于忠恕之道，但是乾隆帝在构建君道思想时，把“贯一”与忠恕分解，在对臣下强调君道的时候，强调“一元”和独尊。

在处理君臣之间的矛盾时，则把儒家的忠恕之道搬出来，维护君臣之间的和谐共处。在他看来忠恕之道用之于君臣之道就是志同道合、和而不同。

乾隆十四年二月仲春经筵，乾隆帝作文论述《周易》“上下交而其志同”一句。

他说：“‘上下交而其志同’，此语当与‘君子和而不同’句并观。盖所云同者，非同其私也，同其志也。其志维何，敬天勤民而已。夫惟同其志，则都俞同也，吁亦同也。”

同一次经筵大典上，乾隆帝认为絜矩之道等同于忠恕之道。

乾隆帝在经筵御论中说道：“一贯不外于忠恕，而实则忠恕即一贯而已。盖一贯即所云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其道无端倪之可见，而非不可见也，于忠恕见之。”

絜矩象征儒家的道德规范，絜矩之道是指内心公平中正，做事中庸合德。

乾隆帝把絜矩之道等同于忠恕之道、贯一之道，并且把絜矩之道、忠恕之道杂糅到君臣之道的范畴中去，把儒家繁杂的君臣之道化成大道至简的无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