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影响下，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固化认识深入人心，女性千百年来也被默认为父权制下受压迫束缚的对象。

然而，历史上女性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作为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女性在接受被赋予的社会职责的同时，还在条件允许且不破坏己有规则秩序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有限空间范围内的各项活动，甚至存在以自身行为改变主流社会意识的现象。

汉代女性政治参与的空间

1、汉代不同阶级女性的政治参与

中国古代女性只有在出嫁之后才被认可为具有成人的社会身份，并被动融于丈夫的家庭之中，由法律赋予女性与其丈夫相同的等级和地位。女性内部存在的阶级差别是由男性的阶级分野派生而出的，女性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与男性也关系匪浅，因此分社会等级和经济阶层考察女性有其必要性和意义。

贵族女性的政治参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夏商周三代时女性及母系亲族己在政治上起关键作用。武王伐纣所作牧誓将兴兵缘由归结于纣王听信妇人之言行暴政，天理难容。春秋时期，周惠王之后欲废太子（姬）郑，改立亲生子（姬）叔带，因此“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

秦朝太后拥有较高的地位，始皇九年（前２３８年），长信侯谬毐叛乱时“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表明太后掌握印玺具有调发兵卒的权力。这都是女性影响重大社会政治进程的表现，至西汉时演变为以女性为中心的外戚势力的强大影响。

汉初同姓分封制的推行将皇族男性亲属送离都城，造成宫廷权力真空，加之帝国统治者与地位卑贱的女性通婚，为外戚家族担任要职、积累政治权力提供了可能。

2、东汉时期贵族女性政治参与

《周礼》云“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皇后被视为宫闱之中的正位，与皇帝一体性的存在。建武十七年（４１年），光武帝以不具备《关雎》赞扬的妇德，反而有吕霍之风为由废黜皇后郭氏。汉明帝马皇后少时失怙失恃，哥哥也不幸早夭，十岁时即主持诸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内外咨禀，事同成人”。

皇帝一旦赋权于皇后，她们亦有可能表现出优秀的政治才能。明帝驾崩后，汉章帝即位，尊马皇后为太后。建初年间，马太后“乃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太后凤仪天下，亲蚕既是娱乐之举，也饱含政治象征意味。

汉时期太后摄政愈演愈烈形成制度化，由于皇帝年幼加上先帝托孤遗诏，太后以与幼主具有最亲近血缘关系和最亲密母子感情的身份开始临朝执政，在女主的皇权运作中存在特殊的女性意识。

汉和帝皇后邓绥志在典籍，六岁诵读《史书》，十二岁通读《诗经》、《论语》。因“不问居家之事”沉溺经典遭到母亲责怪，邓绥于是“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中事务无论大小，父亲经常拿来与邓绥商议。此处男性家长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与母亲对女儿的行为约束形成鲜明对比。

邓后执政后的一系列活动饱含女性意识，她积极在男性掌控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拓展自身空间，包括率领内外命妇祭祀太庙，树立自己威望与权力的合法性，力图昭示臣民她不仅是宫闱中的太后，更是一位政治领导者。

和亲的政治地理意义

1、和亲女性凭借和亲关系参与政治

汉武帝时期，为联合乌孙夹击匈奴，除张骞出使西域外，汉朝还遣使与乌孙和亲，继刘细君后，西汉宗室女刘解忧在其侍女冯燎的陪同下远嫁至乌孙国。

和亲公主担负着“连乌孙”及“招外臣”的重任，她们在加强汉朝同乌孙乃至西域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高级外交官员的政治角色。

身为和亲公主的侍者，冯燎“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得到西域各国的尊重信任，号称冯夫人。其奉解忧公主之命出使西域诸国，立场是代表汉庭，这是和亲女性为沟通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作出的积极贡献。

昭君出塞处于汉朝与匈奴关系缓和及快速发展时期，她的和亲缔结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昭君除和亲公主身份外，在匈奴更是拥有了“宁胡阏氏”这样具有一定权力的名号，地位显赫。

2、和亲效应的拓展与延伸

和亲女性在出嫁国往往成为沟通的桥梁，承担起常驻使节的职能，她们利用和亲关系将和亲的效果发挥到了更极致的层面。有学者评价道：“解忧公主及其侍者冯燎在乌孙和西域地区长期的、积极的活动对于促进汉与乌孙关系以及汉与西域诸国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更深层次的婚姻关系方面，她们通过与西域国家首领的和亲所形成的夫妻关系，对内了解西域国情、发展人脉关系，对外积极沟通西域其他国家或地区，血缘关系上和亲女性通过后嗣繁衍将政治上的友好关系传承至下一代。

汉代女性社会生活空间及地区差异

1、汉代女性参与公共空间的活动

“男女有别”理论在“男女异路”实践中的运用，进一步演变为两性在现实生活空间与具体职事划分中的“内一外”分野。《礼记.内则》又云：“礼始于谨夫妇。为皇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Ｈ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两汉时期乡里女性生活的地理空间及活动场域相对较大，女子作为家庭成员须完成的事务多种多样，包括农耕、蚕织、拾薪、汲水、漂衣等。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代表，然而汉代女性从事农耕的材料并不稀有。

东汉时，名儒高凤家中以务农为业而“专精诵读”，离凤妻承担了家庭童任“常之以田”。游学耕读背景下，家庭中的成年女性成为主要劳动力，她们外出耕作、为家庭生计奔波，高凤妻为满足丈夫苦读的愿望，突破“男耕女织”模式的局限，“常之以田”佐证当时女子从事农耕是司空见惯的劳作场景。

桓帝时为镇压羌族起义，朝廷大举征募成年男子为士卒，战败后愈加强征民众，致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东汶末年，隐士庞公“囡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核心家庭模式之下，成年女性也投身于农耕行列之中，来到田间地头辅助男性进行农业生产。

2、女性的社交宴饮

汉代女性走出家门，生活空面由闺阁间的私人领地、家事中的向外活动，延伸至亲属、邻里间的探亲拜访活动，继而扩展至公众领域广阔的社会空间，可以参与宴饮、参加节日庆典，有正常的社交行为。

宴饮的规模、程度甚至有时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女性对家庭内部特别是内室具有很大的支配权。家庭中的主妇主持中馈，当需要举办宴饮招待宾客时与其丈夫共同负责置办相关器物。

西汉晚期至东汉时，上层建筑有意识的性别规范政策加上思想领域内的道德约束使得男女之间交往的界限更加明确，对女性的实际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前引画像材料证明此时宴饮中男宾与女宾分席而坐，不再其享同一空间，对女性的限制到达更深层次。

西安理工大学出土的西汉晚期墓葬中，西壁南部绘有一幅，生动的女子观赏舞蹈“宴乐”图。主人与宾客皆为女性，是名劓其实的女性空间。壁画左中右共有三排女性人物，正中一排七人跽坐于屏风前的木榻上，她们时而交谈，时而聚精会神欣賞舞蹈。

整幅画面具有很强的写实感与空间感，是女性轻松愉快拿受社交、休闲的生动表现，且将男性人物完全屏蔽于调面之外，只单纯展现属于女性空间的娱乐活动。

3、女性的职业活动及承担的社会责任

汉代女性参与社会空间的活动有多重维度，除完成家内事务及外出社交宴饮外，还可经营酒肆、买卖交易、从军、采矿等，从业女巫、相师、相马，甚至其中部分还被认为是专属于男性的活动。

以《张家山汉简》的记载为例，在古代的采矿业中“民私采丹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女性采丹产量虽不及男性，但从事的辅助性工作亦证明其积极承担责任、活跃在公共空间中。

西汉时郭丹年幼而孤，为人笃孝、谨慎，后母悯侧郭丹“为鬻衣装，买产业”。东汉光武帝时，吴汉出征在外，其妻“在后买田业”，吴汉归来后斥责其妻并将所置田产“分与昆弟外家”。

在家庭中男性缺席的情況下，女性亦可出门购置生活必需品、投资田产。汉代女性参与的经济活动五花八门，并未受到“男外女内”的严格限制，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共生间的经济往来。

结语

从汉代统治者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上级阶层角度来看，他们对女性在政治空间的拓展表现出复杂的拉锯和矛盾的认识，一方面他们希望女性在男性缺席或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出场承担责任，维护王朝及家庭的存续。

另一方面他们又时常对女性保持高度的警惕，将其限制在固定角色中。他们赞赏并塑造出的孝女、贞妇、贤母形象成为对女性的政治与伦理宣传、道德教化的标杆。

无论是女性的嫉悍、刚烈，还是汉代掌权女主不断积累政治力量并有效利用权势提升身边女性的地位，都表现出某种懵懂的女性主体意识。女性身上表现出的刚与柔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她们在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但是女性群体并没有受到持续有效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