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舸

编辑|胡一舸

前言

在传统的历史学家眼中，五代十国就像魏晋南北朝那样，被视为一个一统天下的负面形象，被描述为一个混乱不堪、内外互侵的局面，成为他们批评和贬的目标。近代的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关注到“一统天下”的演变过程，并以此为依据来分析“一统天下”时代的延续过程。

在此基础上，陈寅恪，唐长孺，谷川道雄，田余庆，毛汉光，把这个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题，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与此相对，五代十国在隋唐以后的演变，未能为后人缔造出一片大一统的繁荣景象，当然不能算是正统的历史学者所推崇的功绩。

然而，这个看法却在五十年前就遭到了怀疑，尤其在王赓武著《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王书”）的发表，更使学者们对于五代十国作为中国各朝代发展脉络的地位重新检讨。今天回顾《王书》，除了要看到它的学术意义之外，更要看到它对于我们了解从8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漫长的历史进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问题意识：王书探求的主旨

王书所引发的第一个关切，毫无疑问是它所指的问题。王赓武指出，在进行断代史学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历史上与现在所处的年代之间的联系。他选择五代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是为了探索北宋立国及以前的历史延续关系；而在这场内战中，他对五代史的了解，也更加深刻。

就本书的整体架构而言，第一章《引言》指出，五代君王将在唐代晚期逐渐成型的藩镇体制，融入到自己的新体制之中，从而为其后的北宋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2章：《藩帅与唐廷(883—904)》论述了“黄巢之乱”后，唐国和所依附的朝廷实力急剧下降，节镇势力趁势壮大，最后出现了朱温和李克用把持朝廷大权的格局。第3章是《中央权力的发展(883—907)》，以朱温为例，论述他由一个节帅开始，到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时期。

第4章：《梁朝与唐室中兴(907—926)》认为，后梁、后唐都是以唐代的传统架构为根基，二者在建构朝代架构上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第5章：《对藩镇的控制(907—926)》着重论述了后梁后唐是怎样通过对其它藩镇的削减来巩固自己的势力的，但是在对下节镇的削减方面却没有打破以往的惯例。

第6章：《朝廷的政治权力(926—946)》指出，五代政权的巩固，是在李嗣源的努力下，通过增强御林军力量、改革官僚体制等措施，才达到的。

第7章为全文的结论部分，即《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926—947)》，

笔者从藩镇为了对抗中央政权而不断扩大其力量，夺取政权后又采用了“强主”、“弱主”等手段而逐渐产生了“新皇权”。从王书的总体来看，诸侯和节镇对唐代的瓦解和五代政权的形成和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王书之探讨，似乎以「新政权」瓦解之前与瓦解之后，新政权之生成、形成与发展为核心，并藉此寻找到朝代之政权架构演变之内部之逻辑。

中心线索：权力的结构性变迁

当我们谈论到权利是怎样回归到中央时，权利最初的组织是怎样的，它是怎样的瓦解和重建，便成了我们解读王书的核心。

安史之乱给唐代带来的最大伤害，莫过于中央集权的统一作用的削弱。在隋文帝杨坚的领导下，经过李渊的建立，太宗，高宗，武后的治理和改革，使大一统的政权架构趋于完善。

在此之前，隋唐的统治者首先是军队的发展，其次是政府的建设，然后是州县的税收，以满足军费的需要，再加上对番胡首领的约束，以及对下属部族的约束，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府州制度，最终越过了长城，深入到了大草原。

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突破了“以点带面”的管理体制造成的边疆与内地关系不紧密的限制，通过“府州”的形式，把边疆地区纳入朝廷管辖范围，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掌控。

但如此巨大的机构，也给朝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东突厥汗国的复苏，唐廷不得不将府州-都督系统，改为节度使系统，作为一种具有更强军事作用的机构，但这种机构的扩张，却是以牺牲机构中其它权利，特别是皇室权利为代价的。

安史之乱加剧了节度使对皇帝权威的威胁，从那时起，大唐的历史就变成了一场争斗，一场由皇室维持的战争，一场由藩镇摧毁的战争。王书对藩镇节度使制的变迁和重构，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也唯有如此，王书的真正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

思考方式：王书的学术贡献

王赓武的创作动力，正如前文所述，是对五代史中对“五代史”忽略“历史延续”的一种反应和反省。其突破“朝”界的局限，不仅是因为其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考虑，更是与其留学国外的经验紧密相关。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人而言，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时，有着更多的机会，使他们具有了更多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从而产生了一种既有西方又有西方的学术风气。王氏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除了受中国文人如陈寅恪，全汉升的影响外，还受加藤繁，仁井田升，日野开三郎，周藤吉之等日本文人的学术影响，

而他在伦敦求学的经验，更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以及研读蒲立本等文人的作品。王书虽未采用艾伯华的社会学方法论，但其对唐宋更迭的认识却不容小视，并由此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完整的、系统的分析思想。至于王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必须要重视的。

首先是一种结构化的思维模式。其次，论述了朱梁替代李唐王朝的必要性和偶然因素。最终，王书以此为基础，冲破了“断代史论”的桎梏，将朝代变迁视为一段时间内的一段时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梳理。

前景揭橥：对王书的再思考

王书出版之后，有关“唐、宋之变”的研究结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与“王先生”关系最紧密的“藩镇”问题，在中国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寿南和张国刚，以及李碧妍和邱鹿鸣最近的著作；五代历史的研究，也是许多学人努力工作的结果，如郑学檬，张其凡，方积六，杜文玉。

在日本学术界，除日野开三郎，矢野主税，堀敏一，佐竹靖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学者，如高桥继男，大泽正昭，渡边孝，伊藤宏明，等等。而在西方，杜德桥、休·克拉克和龙的研究也已有一些结果，其中史怀梅、戴仁柱的研究更接近于王的研究课题。

但是，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尤其是对制度构建，政治活动，党派分化，权力更替等方面的详细论述。比较有特色的作品，例如方震华的《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一书，就突破了时间上的限制，在思想上和王的作品大体上是一致的。

《王书》的优点，就是能够突破朝代界限，站在历史的内部来探讨，重视因果关系，对其进行整体、结构的研究。作者认为，王书所表现出来的考察角度与考察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对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一篇学术论著，我们无法苛求其包罗万象，但是好的论著，肯定会带给人新的思索与启示。

对唐、宋两代更迭和延续的历史轨迹进行细致的剖析，就其时空格局而言，此期为中国各朝代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节点。从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来看，毛汉光把中世纪政治中心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以“代北”为中心的北魏到北齐，以“西魏到唐玄宗”为“关中”，以及“安史之乱”之后政治中心的“东进”。

纵观历史事实，明末清初各朝代的延续大致是处于两条主线的交错之中，一条主线是东迁西迁，一条主线是胡汉混合。秦人占据关中，是为了平衡关东，统治江南，从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其对汉、晋、隋、唐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北魏始于清朝，终于北魏，始于清朝，终于北魏，始于中原，又是一个新的朝代。各朝代的地理结构都表现出了一种“圈地”的特点，即“主从”与“辅”与“内外”的差序。

以此为视点，王书对五代晚期政治局面演变的描写，正是处于两条主线交错转换的关卡。就地理格局而言，唐代建国是北魏灭亡后政治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关中地区作为其统治中心，不仅承袭了秦、汉两代的统治方式，同时也受到了北方草原上一些游牧部落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唐太宗在中原稳定后，开始了对边疆，特别是对大草原的扩张，随后又将东、西两个方向的大突厥人收编，将东北和西域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建立了一个横跨长城和北方的大帝国。

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吐蕃入侵，突厥人的入侵，破坏了大唐与西域之间的平衡，导致了大唐的退却，于是，节度使的边疆防御系统开始建立，安史也开始了叛乱。安史之乱后，东域各节镇或与唐廷相争，或效忠于唐廷，将重心由关中转移到了东域；

黄巢军的出现，再加上朱温、李克用等节镇强者的出现，让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朱温能够打败诸节度使，建国后梁，就是以此为契机，死死守住汴梁，再加上宣武军的强大。

然而，沙陀李氏并未臣服，而是继续与朱温的力量相抗衡，因此，河北夹处朱和李两国中间，成了双方争斗的中心。由此，延续了数千年的“关中立国”格局，到了“五代”转型之时，已被汴梁为中心的“东域”所取代。

而这个时候，大草原上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最起码，自秦汉以来，对中原朝廷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于北边的草原上的游牧势力。

河套以北，地处关中要冲，是两国交战的中心，也是中原帝国的核心，一直到840年，回鹘人被北方的黠戛斯击败，大唐帝国对这片土地的压迫，终于得到了缓解。

随着契丹在松与沙漠间的崛起，大草原上的地理格局开始向东转移，与中原朝廷对抗的游牧民族也从突厥语变成了蒙古语系，中国的历史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445— 498 页。
2. 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3.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