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比清朝更开放吗，为何有人说衰落的明朝清朝更活泼开明？

确切来说，明清两朝都很闭塞。明初朱老总实施过海禁，目的在于限制民间的出海贸易，取而代之的是以礼仪为基础的朝贡制度，说白了就是各国以物换物。明成祖虽然有郑和下西洋，但也是去获得外交承认，继续维系朝贡制度。宣宗之后，更加严苛的海禁开始了，为了保障国库的充裕，宣宗在陆路进行战略收缩，放弃了西北东北各大司。直到嘉靖年间海盗猖獗，海禁的力度才有所放松。然后隆庆开关，明朝算是走向了开放，但也只是针对福建广东沿海，为了遏制日本人，浙江沿海依旧是官贸为主。明政府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就是好吃好喝待着，允许他们跟士大夫交流，向他们询问火炮火枪的铸造技术，让他们协助明政府推算天体历法。但是政治方面是绝对不允许洋人插足的。在百姓民生上，明朝的民间在万历之后发展的比较开放，各地书院林立，王学演变成多个学派在这些书院里进行传播。宋朝失去的市人阶级又在明末重新出现，市人包括士人、商人、地主，三方报团取暖，组成了一股维护自己利益与政府作斗争的政治势力。

清朝呢，顺治年间海禁较为严苛，目的是防范台湾的明郑政权。康熙拿下台湾之后，海禁被放开，大陆允许四口通商，对于民间贸易管理较为严格，但也是可以出海贸易的。这点其实要比大明初年做的好的多。后来因为郑氏集团的垮台，东南亚的贸易主权重新回到荷兰人之手，在南海和东海的荷兰人活动频繁，引起了康熙的警惕，此后断断续续的海禁和开海数次，最终康熙以海禁收尾。雍正即位后，东南的大臣上书请求开海，以缓解沿海的海盗猖獗问题。在认清利害之后，雍正皇帝下令四口通商，而且对于民间的出海贸易要比康熙年间的更为宽松。乾隆二十二年，因为洪任辉事件，海禁再次实施，中国仅留广州一口通商，而且是严格管控出海民众，做生意不能做大，对于携带的物资有严苛的标准。所谓一口通商其实是通过十三行来和外国人贸易，然后引进洋货。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是被迫开放港口，但也是开放了。在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上，清政府更加器重传教士的武器研发和西法演算作用，在和荷兰、俄罗斯进行外交时，更多的依仗了传教士的世界观和翻译能力。但是对于民间，清政府一刻都没有放松管控，明末的书院在清代得以传承，但是正真知识渊博的人都被召集到北京去修书，以免出现新潮的反对皇权的思想，这点可以说是清政府从明朝后期失败的皇权中总结出的经验。

这样综上来看，明朝开放在民间，清朝开放在政府，其实半斤八两，但是这两个王朝都是严官酷吏的时代，与真正开放的宋朝和民国来比较，可以说是两个闭塞的东方帝国了。

如果单从闭关锁国的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时间更长，清朝的海禁政策是直接继承自明朝，而且在康熙时期，就已经有意识地开放海禁，此后的雍正、乾隆时期，清王朝的海禁政策时断时续，但不管如何，清王朝始终保持着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在清王朝将近300年的时间里，有85%的时间没有闭关锁国。相反，明朝将近300年的统治时间，有75%的时间都在闭关锁国。因此，如果仅从国家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清朝看似要比明朝更加开放。

（明朝的对外贸易更为开放）

然而，整个大清王朝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闭塞、保守的，而大明王朝却因为有着郑和下西洋这样壮举留给人的印象却是积极开放进取的。虽然事情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但是人们对大明王朝与大清王朝的印象却没有太大的错误之处。这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是大明和大清两个朝代进行海禁的初衷以及最终执行结果，最终使得人们有这样明显和强烈的对比。

大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垄断对外贸易，赚取大量利润。这与大明王朝开国时的穷困的经济现实有关，好像大明王朝一直都比较缺钱，严格的来说，是缺银子。因此，虽然民间的对外贸易被禁止，但是大明王朝官方贸易一直在进行。郑和下西洋时，官方的政策依然是禁止民间远洋贸易。这其中的背景因素有很多，有阻断大明王朝的海外敌对势力与国内的反对势力的勾结的考虑，也有杜绝倭寇和海盗为祸沿海的考量，当然更多的还是政府要独占这笔买卖。隆庆年间，因为官府的执行力大打折扣，贪污腐败横行，官府的国有经济已经难以为继，朝廷有急需江南的财赋，因此开放了海关，准许民间贸易，政府收取印花税、增值税，开关第一年就为朝廷增加10%的财政收入。万历年间的三大征之所以能够完成，全凭着南方的海外贸易贡献的税赋。

（君主专制在明朝末年受到限制）

民间的贸易日趋活跃，使得大明王朝的东南半壁成为了财富洼地，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不仅仅是大明王朝的地主士绅，还是外国人的买办，即新生的资产阶级。这种双重的身份认同，使得朝廷的影响力在江南逐渐让位于民间组织。最后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还形成了利益团体——东林党，在国家政权内部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保障。然而，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缺少思想启蒙，过于突出了个人主义，使得大明王朝内部凝聚力降低，在对付内外部的威胁时左右掣肘，最终亡国。

大清王朝在攻灭南明和农民军时，就已经见识到西洋武器的厉害，因此对于海外贸易肯定不是一窍不通，实际上，大清王朝的国内外政策几乎照搬大明王朝，对于海禁和对外贸易也同样如此。虽然大清王朝前期出于对付郑氏集团，也执行过海禁政策，但是在1683年收复台湾之后，旋即放开了海禁。此后随着大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向更深层次加深，皇权扩张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清王朝的对外开放也伴随有深厚官方买办背景。乾隆年间，本来宁波也是一处重要对外口岸，可是乾隆南巡时，看到江南一带华洋杂处，一片热闹喧腾的景象。这本来是太平盛世的样子，却让乾隆皇帝居安思危了起来。他认为洋人思想活泛，江南人与之久处，必然会造成人心思乱，为大清王朝稳定，降旨废弃所有对外口岸，只留下广州十三行统一办理对外贸易事物。大概在皇帝们看来，既然始终要保留一个对外口岸，那就选择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广东吧。江南是财赋重地，断然不能有所闪失。即是广东地区乱了起来，也不过就是少赚几个银子的事。

（广州十三行是官方买办）

除此之外，清朝海关对于到南洋做生意的中国人的限制之严格，简直让人瞠目结合。比如海船携带的口粮都要按人均来算，至于海上的自卫武器，更是规定严格，多带一把朴刀都不被允许。出海多少人，回来就必须要多少人。清王朝制定的这些规定，根本就不是鼓励海外贸易的，而是担心这些船员一去不回，或者借机为在南洋上的反清势力提供武器、弹药、粮食等支持。本来南洋是中国商人的自留地，在18世纪时，南洋地区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还没有成气候，结果大清王朝这种自缚手脚的行为，等于将南洋地区拱手让给了西班牙人、荷兰人。当大清王朝意识到限制太多，使得南洋红毛夷海盗胡作非为，再行武装船队去夺取制海权时，早已被占据地利之便的红毛夷打的丢盔弃甲。最终，大清王朝的海防，几乎没有经过一刀一枪就退入了河防的境地。

相对于大明王朝的开放海禁，最终得利的是江南士绅，大清王朝开放海禁最终得利的，却是大清朝廷。大明王朝的对外贸易培育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大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却是积聚了大量的钱财用于镇压各地的起义和叛乱。所以，这两个王朝执行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大明王朝的对外贸易假以时日，可以培育出更多的中产阶级，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创新和突破的话，那么大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即使再给更多时间，也只能培育出官僚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要想取得满清贵族的信任更是不可能。

（乾隆汉服像：清朝曾有机会实现真正大一统）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大明王朝要比大清王朝更为开放、更为开明。

至于大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呢？这与大清王朝政权的性质是分不开的。雍正帝曾经写《大义觉迷录》，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只要为天下百姓做好事，就可以成为中国之君主——他站在理论的角度想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性基础，让那些总是想推翻大清王朝的乱民们对朝廷忠诚。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却反映出一个事实：大清王朝的政治自信是远远比不过大明王朝的。相比于朱元璋驱除鞑虏的筚路蓝缕，大清王朝得来的江山更像是捡漏，没有大功于天下。因此，大清王朝的内外政策就很好理解了。大清王朝限制对外贸易，实为限制汉人通过与西洋的贸易接触到新的武器和思想。对于大清的统治来说，他们需要的顺民，连独立的思想都不能拥有的顺民。

（民国初年被剪掉辫子）

大清王朝为了驯化这远比他们本族人口多的多汉人，祭起了“焚书坑儒”的大旗，大兴文字狱，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完成了国内异己思想的清理工作。他们毁坏了很多诗书，又编写了很多旨在维护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启蒙读物，将中国人都异化为礼教控制下失去了人性的怪物，以至于产生了众多的阿Q这样的泼皮和无赖。可是，大清王朝执行的文化禁锢政策，只能管住自己的文化机构荼毒人们，却对远在万里之遥的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无计可施。所以，大清王朝就进行了严格华夷之防，禁止汉人与洋人接触，所有的买卖都要通过官方，以此来实现文化禁锢的牢不可破。所以，当清朝末年，很多西洋人来到慕名已久的东方乐土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群麻木、冷漠、自私的族群。他们念叨着“圣母玛利亚”，在胸前划着十字，直言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民族，为此，他们的抢掠、屠杀都变得正当了。在他们的认识当中，对于非文明社会的群落，不能施以文明的手段。而当时的中国，在他们看来，是介于文明与非文明的混沌状态，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曾长时期出现矛盾，这也反映到他们对华的外交政策。

（八国联军在北京合影）

这一切的起因从哪儿来的呢？大清王朝的闭关自守难辞其咎。所谓的闭关自守，并非因为大清王朝没有执行海禁政策就能够推脱干净，而是这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对外贸易及交往的层次、内容以及最终达到的结果。

与大清王朝同期的美国也在执行“光荣孤立”的政策，但是美国不仅没有脱离世界的发展，反而将美洲大陆变成了自家的后花园，最终成为现在的“世界警察”。可见，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并非是开放或者封闭的关键，政权的性质才是进步与反动的根源。很不幸的是，大清王朝一直到灭亡，都没有获得政权合法性——他没有获得大多数国民发自内心的拥戴，所以大清王朝灭亡的毫无声息。

与之相比，哪怕是孱弱的民国政府，反而要比大清王朝更具有政权合法性——“五族共和”的民国政府，虽然执政方面乏善可陈，但终究不是“满蒙八旗”的寄生政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