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朱熹及其门人所撰《资治通鉴纲目》，旨在否定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三国正统的做法。

朱熹批判《资治通鉴》纪年“如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夺汉太速，与（兴）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陈之意，恐不可以为法”。

并且主张：“三国竟须以蜀汉为正统，方得心安耳。”体现出朱熹与司马光不同的三国正统观念。

《朱子语类》记载有一段有关《资治通鉴纲目》编纂缘起的讨论：“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

因此《资治通鉴纲目》乃以蜀汉年号上承东汉。陈亮的《三国纪年》亦称：“魏氏之代汉也，得其几而不以其道，变之大也。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庸可没乎孙氏倔强江左，自为一时之雄，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陈寿之《志》何取焉魏实代汉，吾以法纪之。”

陈亮在“右蜀而贬魏、吴”的立场下编撰《三国纪年》，区别正闰的意图不言而喻。

南宋以区分三国正统为目的的三国史编纂，还有郑雄飞《续后汉书》、翁再《蜀汉书》、胡从圣《季汉正义》等。

周密《癸辛杂识》记载道：“近世如郑雄飞亦著为《续后汉书》，不过踵（萧）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又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盖欲沽特见之名，而自附于朱（熹）、张（栻）也。”

可见，如郑雄飞《续后汉书》、翁再《蜀汉书》，大抵与萧常《续后汉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意图一致。

此后，胡从圣还撰有《季汉正义》，以“蜀汉系统，上承建安，下接泰始”。李杞《改修三国志》，“尊昭烈、后主为《汉纪》，魏、吴次之”。

朱黼撰《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的三国部分“始于汉昭烈帝章武元年，不列曹丕”。

髙似孙以“刘备父子在蜀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是岂可以蜀名”为由，作《蜀汉书》。直到南宋灭亡之后，遗民赵居信“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撰成《蜀汉本末》。

从上述史书的编撰旨趣来看，“区别正闰”的目的非常明显。总之，两宋史家的三国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正统意识。

从宋初《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来看，始终将曹魏置于“皇王部”或“帝王部”，而将同时并立的蜀、吴列于“偏霸部”或“闰位部”。

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曹魏年号纪年叙事编成“魏纪”，基本继承了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做法，以证明北宋的正统地位。

南宋史家则通过改修《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的正统立场，修成大量三国史著，或将蜀汉帝王编人“本纪”，或以蜀汉年号纪年叙事，以回应南宋时期的正统危机。

这些关涉正统之辨的三国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经世指向，是宋代三国史学经世致用理念的重要体现。

一、边防之策

通过三国史研究为现实边防守御提供参照和历史经验，是两宋史家经世致用理念的重要表现。宋朝先后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对峙，边防压力始终存在。

至南宋立国东南，时人清晰地意识到，“我国家自建炎南渡，事体适与吴、蜀、东晋同”。

鉴于当时的立国形势，史家在三国史研究中对三国军事谋略、军事体制和军事地理等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极为重视，以期为现实边防战略提供经验教训。

重视对三国军事战略的分析，是两宋史家三国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例如，《太平御览》设有“兵部”，《册府元龟》设有“将帅部”，其中有关三国军事战略的内容极为丰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成书于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武经总要》，其后集卷1一卷15即取“故事”为名。

曾公亮序称：“今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于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谓之故事。”

通览该书“故事”的内容，其中汇集了大量三国时期的军事谋略，如官渡之战曹操以“声东击西”之术破袁绍，诸葛亮以“七擒七纵”之法平孟获等。

编者以军事“理论＋战例”的方式，力求实现“彰往察来，据今鉴古”的效果。再如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中《魏论》《吴论》《蜀论》等篇目，聚焦于三国军事战略进行详细点评。

南宋史家紧密结合当时的立国形势，深刻剖析三国军事战略。

如辛弃疾《进美芹十论》分析称：“吴不能以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愿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

李焘《六朝通鉴博议》亦称：“三国鼎立，曹氏据魏，地广兵强，奄天下之半。孙权以一隅之半，则其势力必不加于魏，而君臣相谋，连荆益之险，合东西之势，以抗北方，最策之得也。”

李焘对三国军事形势的分析，旨在为南宋的北伐活动做舆论准备。史家对三国军事战略的剖析’对宋代军事行动规划制定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镜鉴作用

三国战争也是宋代史家研究的重点对象，可以在现实边防经略中发挥镜鉴作用。

如李舜臣在《江东十鉴》中评论赤壁之战称：“臣闻举江东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师者，赤壁之战为之张本也。”但着眼于军事进攻。

李舜臣则认为：“赤壁之役，有大机会，可以混一四方，而遽失之。以此而观，则周瑜等辈逐曹于华容荆州以待孙、刘之争耳，可不为之长太息哉！”这是赤壁之战的局限之处。

有鉴于此，李舜臣主张：“前监（鉴）东吴之陋，而勉图混一之功，庶几车书混同之效，发轫于东南，以振江东之气，则天下幸甚。”一个“监（鉴）”字，透露出作者以古史为今用的真实目的。

四库馆臣评曰：“盖宋自高宗南渡、偏据一隅、地处下游、外临勅（劲）敌、岌岌乎不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编、以励战气。”不难看出，作者有借赤壁之战激励南宋士气的用意。

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则从军事防守角度给予了赤壁之战极高评价：周瑜、鲁肃赞孙权之决，力拒曹公于赤壁，使之终身有所惩艾。

虽屡至盱眙，恫疑虚喝，而不敢进，非其惩前日之败故耶至于魏文，慨然渡江，一谋来伐，则群臣并起而争之。

辛毗止广陵之役，鲍勋止淮上之役，蒋济止沓渚之役，亦以有余待吴，而不敢蹈前日覆辙耳。在李焘看来，曹魏数次南下无功而返，正得益于赤壁之战的威慑作用。

史家高度重视三国战争成败的分析，对南宋抵御金、蒙古等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照意义。考察三国军事制度源流及其优劣得失，是宋代史家三国史研究服务于边防之策的旨趣所在。

陈傅良《历代兵制》分析三国曹魏军制曰：“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其他杂号无常数。”

对曹魏兵制的“沿袭”与“新创”概况进行了扼要分析。陈傅良又称：“吴、蜀兵不详见。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

又曰：“吴多舟师，营校略异于汉。”将吴、蜀兵制与汉兵制的异同之处进行比较和说明。

对陈傅良著述之目的，四库馆臣指出：“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

再如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对三国兵制等问题也有所涉及。史家对三国时期兵制源流、优劣等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期为南宋的兵制、军制建设和改革提供参照。

两宋史家还重视分析三国军事地理问题，绘制军事地图，以直观的方式为边防经略提供依据。

如高宗绍兴年间，时任建康府知府的吕祉及其属下吴若、陈克所撰《东南防守利便》在分析孙吴都城建康的形势时指出，其地“控带荆扬，引输江湖，咫尺淮甸，应接梁宋，其山川之雄盛，原湿之平衍，食货之富饶，真足以容万乘而供六师”。

此时南宋定都临安尚有争议，作者对孙吴都城地理形势的分析，对于南宋都城选址具有参考价值。

地理考证方面，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针对《建康实录》等所载史事“尚有脱误”，以《三国志吴书》等“参详考定”。

郭允蹈《蜀鉴》对“斜谷之遮要、引《兴元记》以补《裴松之注》之阙。

诸葛亮之筑乐城、引《通鉴》以辨《华阳国志》《寰宇记》之异同”，通过细致的地名考证为南宋经略川陕边防提供依据。

再如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从三国州郡、三国都城、三国形势等方面，对三国军事地理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

在军事地图绘制方面，如朱黼《三国国都攻守地理之图》等，往往在图中标明三国时期主要军事要塞等地理信息，以更为直观的方式为南宋边防利用提供参照。

根据文献记载，两宋时期三国史的研究著述还有曾三英《南北边筹》。

吴曾《南北征伐编年》、胡寅《三国六朝攻守要论》、王谬《六朝进取事类》、权邦彦《六朝进取十议》、李璧《南北攻守录》、李焘《南北攻守录》、赵彦誉《南北攻守类考》。

陈武《江东地利论》等，相当内容都是关于三国军事问题的重要论述。这些书名多冠以“三国”“南北”的断代军事类史著，彰显出时人注重取鉴这一时期军事经验的经世意识。

概言之，两宋时期三国史研究中“边防之策”的意图极为明确。这些关涉三国军事战略、战争战事、军事制度及军事地理的研究成果，是时人经世致用理念的集中反映。

三、研究的目的

从上可见，两宋时期的三国史研究中经世致用理念是一个显著特点。

其中着眼于“兴衰之鉴”的三国史研究，重在总结君臣之道、礼乐教化及刑罚律令等因素在三国历史治乱兴衰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为现实施政提供镜鉴。

立足于“正闰之辨”的三国史研究，将焦点置于三国魏、蜀正统问题的诠释，不仅有力地回护了“太祖代周”的事实，也为南宋政权的“赓续”问题提供了历史依据。

以“边防之策”为目的三国史研究，则主要围绕三国历史中的军事问题展开，着重考察和分析三国时期的战略得失、攻防要领、地理形势等，积极为现实边防经略提供经验。

两宋史家的三国史研究，将魏、蜀、吴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

宋代史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理念，实则是两宋时期时代问题的反映及史家对时代处境的关心和回应。

赵宋政权“生于忧患，长于忧患”，长期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如政治统治、正统危机、边防压力等始终存在。

史家出于对所处时代问题的关怀，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借助对三国治乱兴衰的探讨和反思，为现实施政提供历史镜鉴。

针对当时的正统危机，史家经由三国正闰的诠释和解读，为现实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寻找历史依据，以消解统治阶层的正统焦虑。

除此之外，史家聚焦于三国军事问题的研究，为长期处于“战时”或“战备”状态的两宋政权的边防经略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对两宋三国史研究中经世致用理念的论述，为我们观察这一时期史家、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