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触即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进入17世纪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统治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封建王朝的重税政策和向资产阶级强行借贷金钱，否则就任意捕人的粗暴做法，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极大损害。

尤其使资产阶级不能容忍的是王室优惠购买权和专卖特许权制度。王室依恃特权廉价强行购买商品，又以高价转手出卖，侵犯资产阶级利益又鱼肉人民群众。专卖特许权则是王国政府对资产者高价出售的营业特权。

凡以巨金购得特许状的商人便成为特权商人，有了垄断某种商品经营的权利。这些制度显然是人为地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设置障碍。可在土地制度上，新贵族圈地后已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却继续受到封建骑士领地制的约束。

新贵族作为资产阶级地主，还要向国王缴纳骑士捐，接受骑士领地制之下国王对臣属的所有特权。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农场经济都发展到相当水平之后，冲破这些封建性限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而要做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首先要得到相应的权力。这就必然会引起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从1603年起，统治英国的是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是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是王权至上论者，奉行“王权神授”的信条。他强调国王是上帝的代表，“是国王创造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国王”。

于是，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建立，专制王权同国会之间的矛盾就加剧了。英国国会是从13世纪产生的“大会议”演变而来，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国王任命的大贵族组成，下院则选举产生。下院有批准征收新税等财政权力。

17世纪时，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下院中已占有大量席位。这就形成了资产阶级、新贵族以国会为阵地，封建贵族和高级教士以王权为总代表，双方尖锐对峙的局面。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装中的冲突也日益具有了政治色彩。在英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举起的是宗教帆，当时，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教。这是15世纪初国王享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时建立起来的，用以取代天主教。

享利八世没收了天主教会的全部财产，主要是数量巨大的土地，并将其出售给贵族、官吏和商人们。他又以圣公会为国教，使自己取代罗马教皇，成为国内的宗教领袖。

正由于他仍然以圣公会作为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所以在号称新教的圣公会教中，继续保留了大量天主教残余。在这种情况下，清教运动兴起，意即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清教反对国王主宰教会，也反对主教制度，要求教徒自己读圣经，自己领悟上帝的“启示”，直接与上帝“交流”。

这反映出清教对绝对君主制度的否定。清教还强调“勤俭”，主张以勤奋去“获得财富”。这正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限制，要求经济自由的呼声在教义形式下的表现。这样，清教教义就自然地成为资产阶级、新贵族进行反封建斗争的现成思想武器。

清教徒成分比较复杂，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一些人倾向温和，虽然反对主教制，但又提出以选举产生的长老来取代国王任命的主教，因而组成了长老会教派。倾向于激进主张的人反对这种做法，坚持要教徒独立去体会上帝的意旨，组成了独立教派。

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日益激烈，教派就逐渐演变成政治派别。在国会中起来向王权做斗争的人们，也就有了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之分。前者常常反映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态度，政治上较为温和；后者则反映出中等有产者的愿望，态度较激进。不过，开始时他们是共同进行斗争的。

国会同王权的冲突，最经常地表现在财政问题上。王室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它不得不要求国会下院同意征收新税，而国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则早已痛恨王室的重税政策和一系列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因而总是拒绝它的要求。

结果，国王便解散国会，再召开新国会。革命爆发之前，这种召开国会，因要求被拒绝又解散国会的现象，周而复始地重演过多次。

1625年詹姆斯一世死去，其子即位称查理一世，倒行逆施更超过乃父，使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1628年召开的国会，针对这一情况通过了《权利请愿书》。

请愿书要求，不经国会同意，王国政府不得强行向人民征税或借债；不依据法律，未经法院判决，不得速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等等。

这个文件体现出，资产阶级、新贵族坚持国会在税收问题上享有限制王权的权力；在人身问题上，法律的地位要高于一切。这些要求都具有纲领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会要做国家的主宰。

国会表示，以向国王拨款35万镑作为他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勉强接受了请愿书，但是矛盾并未得到解决。1629年查理一世悍然解散国会，开始了长达1年之久的无国会统治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查理一世独断专行，完全抛开了《权利请愿书》。他支持大主教洛德残酷迫害清教徒，使大批清教徒逃亡国外。他还对臣民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恢复若干世纪以来已经废弃了的税收。

尤为严重的是，他将大量人民生活必需品也列人商品专卖制的范围，造成许多工业部门生产菱缩，市场上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人民群众受害极大。

当时，查理一世的反动政策，特别是他的宗教政策，也推行到了由他兼任国王的苏格兰，结果引起了1637年苏格兰起义的爆发。1639年，苏格兰起义队伍攻进英国。

为镇压起义，查理一世急需筹措军费，因而被迫于1640年4月召开新的国会。在经过11年无国会统治期后召开的新国会里，资产阶级和新费族的代表以愤懑的心情对国王的暴政进行了猛烈抨击。查理一世很快又解散了国会。新国会只存在3个星期，史称“短期国会”。

国王的专横激怒了群众，伦敦人民举行了大示威，并冲进大主教洛德的住宅。苏格兰起义也在进一步发展，于8月发动了更强大的攻势。查理一世走投无路，只好在11月3日又召开了新国会。这届国会存在13年多，史称“长期国会”。

“长期国会”的召开是革命开始的标志。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长期国会一开幕就表明它决意要取得国家政权。它超越议政、批准税收等职权范围，通过决议，要逮捕并处死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斯特拉福对无国会统治期的许多暴政负有责任，民愤极大。

国会的决议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查理一世被迫无奈，批准了这一决议。1641年5月斯特拉福被处死。可是长期国会继续斗争，以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它通过决议，限制国王解散国会和干涉国会事务的权力：迫使国王撤销了过去用来迫害反对派和新教徒的星法院和高等法院；又迫使查理一世取消了自他即位以来扩大了的那部分商品专卖特许制度，等等。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长期国会终于在1641年1山月22日通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对国王的《大抗议》。

这个由294项条款构成的文件，历数了国王在世俗、宗教、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决策中所犯的过失，提出了废除各种封建特权，进行改革的要求。

在各项要求中，最重要的是第120与197两项条款。一是重申国会下院要掌握税收、拨款等财政决定权；一是要求国王只能从“国会有根据相信”的人中任命大臣和高级官员。

按国会的选择任命官员，就意味着内阁与国会一致，对国会负责。这已影影绰绰显露出要建立责任内阁制的趋向。因此《大抗议》是一个夺权的纲领。

在国会与王权的斗争中，其焦点始终围绕着权力问题。由于事关政权由谁掌握，所以双方都没有妥协的余地。查理一世坚决拒绝了《大抗议》，决定对国会进行镇压，而且点名要逮捕皮姆等5名激进的议员，遭到了国会的拒绝。

1642年1月5日，他亲自带兵前去捕人，因受到伦敦人民的武装抵抗，目的未遂。暴怒的查理一世于1月10日从伦敦出走，来到北部地区封建势力较强的约克城，开始招募军队，准备以武力扑灭革命。

国会方面也决定建立自己的军队。8月，查理一世向国会宣战，内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