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1.荒唐救灾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基础，自然相当重视农业生产，但受限于古代落后的科技水平，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威胁极大，在这些灾害中破坏力最大的当属旱灾，若遇大旱，庄稼绝收，百姓便无粮可食，自然无法负担赋税，进而沦为盗贼，导致社会动荡。

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古代统治者设计了两套方案：“一是出于观念和心理及习俗层面的禳灾，一是较为科学务实的救灾系统”。北宋时期旱灾频发，为当时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北宋君王除了采取实际行动救灾，更注重通过祈雨活动来应对旱灾。

这种祈雨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表演，目的是稳定民心宣扬皇权，对于旱灾于事无补，所谓之灵验也不过是通过气象观察事先预测未来降雨概率的把戏。

这种祈雨活动在北宋愈演愈烈，过去君王也只是在“五岳”当中进行祈雨活动，宋仁宗接受宰相的意见将祈雨的活动扩大到全国的名山大川，只要稍有名气便将其列为祈雨的地点，甚至连该地与祈雨之间是否有联系也顾不上了，于是闹出了笑话，为人所取笑。

《麈史》中记有一县尉被派去张子房庙中求雨时留下一首题壁诗：“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来汉相庙，为民祈灵雨。”这首诗的戏谑之意层层递进，今人不如古人，活人不如土偶，已经令人启齿，然而更加荒唐的是“我”竟然来到汉代张良的塑像面前祈求下雨，这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了，至此再也忍俊不禁。另一个应对旱灾的戏谑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墨客挥犀》中记载熙宁中，开封官府利用蜥蜴栖息水中的习性来进行求雨仪式，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蜥蜴便拿蝎虎充数，蝎虎不同于蜥蜴，入水即死，于是便流行起了这样一首歌谣：“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昏，怎得甘雨”。

这是好事者将祈雨中的祷词进行改编，以蝎虎的口吻念道：“我好冤枉，我好冤枉，祈雨的人真糊涂，（这样）怎么会下雨呢”这种张冠李戴与向张良求雨简直如出一辙，指出了当时祈雨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荒唐。

北宋自确立文官治国的政策之后，文官成为统治的中坚力量，君主在各方面都重用文臣，以至于这些文官出领军队，出入于文官和武官之间，而文官长于诗书却短于将兵，在指挥战争中闹出了不少笑话。

如《谈苑》中记载夏竦为策反敌人，宣布高额悬赏赵元昊的人头，赵元昊则给予同样的反击，但不同的是榜文中修改了赏金的金额：“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夏竦竟然天真到希望敌人能够自相残杀，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难怪李元昊对他反唇相讥。

李元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两文钱悬赏夏竦的头，这与前文夏竦的五万贯赏钱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李元昊对他的轻蔑和嘲弄。

同样《东轩笔录》中也记录了一个文官带兵的可笑故事，庆历年中，韩琦带兵想要长驱平夏，谋臣楚执中反对，认为这样过于深入，难以持久，韩琦却认为不管是路途遥远还是粮食紧缺，都可以靠驴子解决，坚持进兵，无奈之下，楚执中只能感叹：“驴子大好酬奖”。

这里涉及到北宋对西夏战争的历史，当时朝廷中有两种态度，一是以韩琦为首的进攻派和以范仲淹为首的防御派，二者僵持不下，韩琦便自己领兵前去讨伐西夏，楚执中显然被韩琦的冒进给惹恼了，以一种嘲谑的口吻顺着韩琦的思路调侃道：“那我们可要好好奖励一下辛苦的驴子”。

韩琦只考虑如何速战速决，对于后方补给的问题认识不充足，这是文人带兵普遍会犯的错误，急于求成又缺乏经验，很容易产生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韩琦让驴子来解决一切后勤问题的想法，显然是纸上谈兵，然而此时的他听不进任何意见，对于楚执中的戏谑更是恼火，两人一拍两散，韩琦一意孤行，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

这两则故事均体现了宋代文官政治下，由于将领缺乏必要的军事素质而导致军队的震慑力和作战水平严重下滑，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宋中后期军队屡屡在对外战争中受挫的原因。

2.王安石变法

在关于北宋朝政的戏谑故事中，其中记载数量最多的莫过于以王安石变法为背景的戏谑故事，经笔者统计共有27则故事，约占全部涉及戏谑北宋朝政故事的四分之三，这些故事或是围绕着变法的中心人物或是和具体变法内容相关的故事。

这次变法不仅在当时引起政坛剧震，更引起无数后来人讨论。这些戏谑故事不约而同的对变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进行调谑，代表了北宋时期强大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声浪，但此时这些故事虽是嘲谑但未将其上升到动摇国家根本的高度上。

这与南宋时期中的笔记动辄将王安石变法归结为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不同，《闻见录》中就对王安石大加口诛笔伐，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以致今日之乱。”这也反映了南北宋所处不同历史环境下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态度。

宋神宗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亟需一位志同道合的能臣为他推行改革改变现状，此时雄心勃勃的王安石便成为宋神宗最好的人选，一场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就此展开。

然而在这场变法中，宋神宗过分倚靠王安石，王安石全权负责变法中的各项事务，而在后来变法面临巨大的争议的时候，宋神宗也未能调和新旧党派之间的矛盾，这很快招致宫廷伶人对这一现象的嘲讽，伶人扮作卖沙糖的商贩，故意踩在沙糖作摔倒状，骂起了地上的糖浆“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

北宋时期在街市上会有游动的卖糖小贩，这些沙糖并不是现在的固状而是浆液形态的液状，这些砂糖质地滑腻，踩上去容易使人绊倒。伶人们正是利用糖浆的这一特性来制造噱头，这笑话的意思是，一旦王姓权臣离开，皇上便无法主持朝政。显然这里就是在讽刺宋神宗于变法中过分依赖王安石，缺乏作为领导者的主见。

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对反对新法的政敌进行打压，使北宋的政坛笼上了一层阴影。当时的有识之士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以戏谑的态度抨击新法派人物统治下的昏暗政坛。

《涑水记闻》中记录了曾布与吕嘉问争议新法遭到贬谪，对此刘攽评价曾布是“曾子避席。”评价吕惠卿则是“望之俨然。”，曾子指的是曾布之名，而望之则指的是吕惠卿之号。

曾布曾是王安石变法有力的支持者，当他走向变法的反面，王安石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其贬谪，而借变法牟利的吕惠卿却得到了包庇。

刘攽这里借论语旧瓶装新酒形成了意想不到的戏谑效果，论语中的原意是指曾子因尊敬孔子而离座而起，这里用曾子避席来形容曾布含冤被贬离开朝廷，意谓君子失意不见重于朝廷，望之俨然则形容吕嘉问逍遥法外，洋洋自得的样子。刘攽于戏谑中寄寓了对于新法派包庇党人的不满以及对那些敢于反对新法的朝臣的叹息。

新法之下，许多见风使舵的小人纷纷攀附新党，被时人所鄙视，邓绾在其中颇具代表性，身为御史中丞，却对变法缄默其口。

伶人们创作了这样的戏剧来嘲弄他，他们扮作水都官商议放水泄洪一事，有人提议开丁家口，有人提议开杜家口，均还有人提议开邓家口，前两者因为路经田地和州县，都不能放水泄洪，但邓家口却是“此口奉勅，不得开耳。”实际上，前面无论是丁家口还是杜家口都只是铺垫，重在用邓家口双关邓绾的言事之口，讽刺邓绾投身变法，虽为谏官却不敢进言的行为。

3.对变法措施的戏谑

变法集团推行的变法措施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反对者通过对它们的戏谑来发泄不满和反对，笔记中对此多有反映。

农田水利法是变法中重要的经济改革举措，意在鼓励激发民间力量和官府一同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员好大喜功，引起了滥兴民役的问题，导致人们怨声载道，对此进行谐谑并不可免，伶人表演了一出戏剧来劝诫天子停止这一变法措施，在剧中丁现先扮作入定高僧描述他在天庭和地府的见闻，他说自己看到韩琦在殿中手捧《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

在地府中却看到侯叔献在阎罗殿手擎《奈河水浅献图》，在阴间想要开拓奈河水域。韩琦为国之栋梁，丁仙现以韩琦死后位列仙班，在玉皇殿上献《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指点江山，为百姓和朝廷谋划万年福祉。

而侯叔献死后却沦至地狱，为“奈河”筹谋水利。“奈河”为宗教、迷信中所传地狱中的河名。《宣室志》记有：“（灵）习曰：‘此俗所谓奈何，其源出于地府。’”据传说奈河宽不过数尺，侯叔献“为奈河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

优人丁仙现所说此语，影射侯叔献热衷于兴修水利以显示政绩，通过对比为民者死后位列仙班和劳民者死后堕入地狱两种不同的命运，突出了人们对侯叔献滥行水利的厌恶，从中也可以看出优人戏谑之精妙。

市易法同样也是王安石经济变法的核心之一，这项旨在平易物价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措施在施行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争利现象最为人所诟病。如绍圣年间，俳优嘲谑那些提举茶马官受赏五品衣鱼一事，有“茶牙人赐绯”这样的口号。

“茶牙人”指茶市驵僧，即茶僧。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由记载可见在当时北宋大部分地区茶是禁止买卖的，川陕、广南除外，由此在成都的提举茶马官在没有其他地区民众和官员竞争的情况下，获得茶叶这一暴利行业大量的赋税，以此向朝廷邀功请赏。

优人这句口号，讥讽提举茶马官因向朝廷缴纳的赋税较多而得以升官，有资格佩戴五品以上官员所配的鱼袋，优人因此推之，如此贩茶有功，那成都川陕地区没有禁令的茶僧也可穿红色官袍致仕，这样的戏谑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官员垄断行为的怨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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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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