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时期大兴、洛阳之间的梯级漕运体系，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隋代十分重视漕运仓储。文帝时以大兴为漕运目的地，洛阳为关东漕运关中的转运枢纽。炀帝即位之后，营建东京，开凿大运河，洛阳成为漕运的中心。文帝、炀帝两代，由一京体系变化为两京体系，漕运中心由大兴转移到洛阳，漕运体系及漕仓布局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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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建隋之后，以关中为其政治、军事统治的根本重地，关中虽然富庶，但毕竟地域有限，所能提供的粮食等物资无法满足中央王朝的需要，因而从关东向关中漕运粮食和其他物资就成为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

隋文帝对漕运十分重视，大力经营从关东向关中输运物资的漕运仓储体系，营建了以大兴为目的地，洛阳为转运枢纽的，以大兴、洛阳之间的黄河、渭水（广通渠）航道为主干，以洛州河阳仓、陕州常平仓，华州广通仓为节点的，包括水陆转运、河渭转运的逐级转运的漕运体系。

（一）文帝时期大兴、洛阳在漕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隋文帝时期的漕运体系，是以大兴为目的地来营建的。关中作为王业之基，根本所在，隋王朝在关中屯驻重兵，用以拱卫京师，临驭四方，但数量庞大的驻军，自然需要大量粮饷供给。而且建都以后，隋文帝在关中也颇事兴作，先后营建了大兴城、仁寿宫等大型土木工程，所需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加之大兴作为京师，中央国家机器的运作，以及皇室消费、百官俸禄，需求量也十分庞大。

关中虽然富庶，但其人口密集，土地面积有限，所产滩以满足大兴作为国都的需要，甚或出现“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的局面，因而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等各类物资，以保障京师及京畿地区的供给。

同时，隋文帝十分重视关中的财富积聚，以增强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物资储备。一则满足京师及畿辅地区的日常需求，二则充实仓廩，以为“水旱之备”，供应不时之需。在这种形势下，隋文帝大力从山东向关中输运粮食等各类物资，“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因而，在隋文帝时期的漕运体系中，大兴无疑是漕运的目的地所在。

但把大兴作为漕运目的地，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从交通地理位置来看，大兴“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陆路运输费时费力，“舟车息耗，实相殊绝”。大规模、长距离的漕运，主要依赖水路。关中与关东之间，水路虽然有黄河、渭水相连，但黄河从潼关向东，要经历三门砥柱之险，自古就被视为黄河航道上的畏途。

而且连通关中腹地与黄河的渭水航道由于存在水量不足、泥沙含量高、水量季节变化悬殊等诸多问题，通行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要通过河渭航道，往往要釆取梯级转运的方式，在黄河三门峡河段的下游和上游，以及河渭交汇处，分别建设转运站，通过水陆转运、河渭转运，将漕运物资输送至关中腹地。

采用梯级转运的方式，无疑要利用处于黄河三门峡河段下游的洛阳作为转运枢纽。洛阳处于黄河中下游交界处，黄河在洛阳以北开始由山地流入平原地区，河势减缓，而当时“河床低于两岸地面，尚未形成悬河”。因而，洛阳以下的黄河构成华北平原航运的大动脉。

同时，在洛阳下游，黄河又向东南分出汴水，经泗水进入淮水，可连通江淮。这样，由洛阳向东北沿黄河可以沟通华北平原，向东南经汴河可以沟通江淮，洛阳因而成为当时中国水运交通的重要枢纽。这八处漕仓，全在洛阳以东的水路沿线。

南北朝以降，直至隋文帝时期，由洛阳向东连接山东、江淮的水运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向东北，通过黄河干流连接华北平原；一是向东南，从黄河由石门入汴水，再转入泗水，连通淮水。

由洛阳向东北，经黄河可连通华北平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盟津以下，都能通航，构成华北平原水运的主干。

至隋开皇四年，隋文帝下开漕渠诏时，仍称：“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说明北魏至隋，黄河航路畅通，是漕运的重要通道。同时，由洛阳沿黄河至稿破（今山东省在平县西南），可转入清水（即清济水，故道在今山东省梁山县东北），再经泗水（泗水为淮水支流，徐州以下的泗水即今京杭大运河）可进入淮水，构成当时连通河、淮的一条重要通道。南北朝时期，南北交兵，南方势力多沿泗水北上。

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北伐，“将水军自淮、泗入清河”，'：源河西上”，即由泗水入清水经稿嗷进入黄河，再溯河西进，直达洛阳。北魏太気年间，孝文帝由徐州北返，也准备“泛泗入河，溯流还洛”。清水与黄河的交汇口在济州卢县稿破城（今山东省在平县西南），据《隋书•地理志》“济北郡卢县”条载：卢县“有成回仓”，其作用当在于承接由泗水、清水而来的江淮漕粮。

由洛阳向东南，有汴水可连通江淮。汴水原是济水在荥阳县境内的一条支流，东汉时开始把济水自黄河口分出的一段称为汴渠。西晋以后，汴水逐渐成为从汴口直到彭城全程的通称。南北朝时期，汴水的流经路线，在荥阳石门亭分河水东流，又东经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睢阳（今商丘县）北，至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北，汇入泗水。与济水相比，汴水较为捷直，但汴水水源来自黄河，泥沙含量较大，不以时疏浚，极易淤塞。

永嘉之后，“兵乱之余，汴水填淤，未尝有人浚治”。“晋义熙中，刘公（刘裕）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汲（汴）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重开汴水，并以沈林子“统军为前锋，从汴入河"。灭后秦后，刘裕由关中南返，也是经由汴水，“自河入洛，开汴渠以归”。

北魏时，彭城王元勰馆客鹿忿，“尝诣徐州，马疫，附船而至大梁”。走的也是汴水。宣武帝时，度支尚书崔亮曾“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也说明南北朝时汴水也能通漕。

由于洛阳东连黄河、汴水两条水运通道，西启进入关中的水陆、河渭转接的梯级输运，因而开皇时期的漕运建设，把洛阳作为承东启西，转输东西的重要枢纽。隋文帝在洛阳以北黄河岸边建河阳仓，作为由关东向关中漕运的重要转运站。向东，河阳仓以关东、江淮为腹地，通过黄河、汴水吸纳来自关东、江淮的漕运物资；向西，河阳仓又是洛阳、大兴间漕运通道的起点，由此向西，经历水陆转运、河渭转运，梯级转输，直至大兴。

（二）大兴、洛阳间的漕仓布局

开皇三年（583年），朝廷以京师大兴“仓廩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为加强漕运，在黄河沿线，设置漕仓，“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用于沿河“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隋文帝所置大型漕仓，除黎阳仓外，均在洛阳、大兴之间的河、渭漕运通道沿岸。

1.河阳仓

河阳仓，在洛州洛阳县。开皇十六年偃师县才从洛阳县分置。《隋书•地理志》所记以大业五年（609年）前后隋朝政区为纲目，时河阳仓属偃师县。而《隋书•食货志》所载开皇三年置仓时，河阳仓尚属洛阳县，开皇十六年分置偃师县后，才划入偃师县境。

河阳仓位于洛阳县东北邙山北麓，黄河岸边。由隋开皇四年诏书所言漕粮运输路线“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可知小平一带当有大型漕仓，以供漕粮转运。小平至陕县一段，为避开黄河上的砥柱之险，采用陆运。陕县作为这段陆运路线的终点，有常平仓。那么，小平作为这段陆运路线的起点，自然也应该有仓储设施。河阳仓既然是用于“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的诸处“转相灌注”的漕仓之一，应当在小平，即盟津附近。

盟津所在，西汉时属平阴县。开皇三年后，盟津距离河阴县城在一百里左右。而隋唐时期洛阳附近各县城之间距离一般在一百里以内。可知盟津在开皇三年后应该是归属洛阳县管辖，开皇十六年后又划入偃师县。由此推知，河阳仓在盟津附近。黄河在盟津段，距离南岸的邙山甚近。邙山地势高亢干燥，利于防湿避潮，是建造仓储的理想位置。

2.常平仓

常平仓位于陕州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其地“北临焦水（今三门峡市苍龙涧），西俯黄河，地势高平”，因而唐代沿用此仓时，以其地势高平，更名为太原仓。

由于黄河陕县段的三门砥柱之险是河渭漕运通道上最大的险障，历朝政府往往要釆用水陆转运的方法通过三门航段，因而多在陕县建设漕仓。北魏时期，就曾在陕县设置贮存漕粮的大型粮仓。隋文帝于陕州置常平仓，主要也是用于漕粮在三门河段上下的水陆转运。当时，关东漕运来的粮食“发自小平，陆运至陕”，即沿黄河运至小平，然后转入陆运，至陕县常平仓再入黄河水运。

3.广通仓

广通仓位于华州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市）东北。开皇初，沿黄河西来的漕运物资主要通过渭水运入大兴。由于“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开皇四年，隋文帝诏令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连接大兴城与黄河，广通仓与广通渠相配套，是由黄河转入广通渠的转运站。由陕县常平仓沿黄河运来的漕粮，至华阴，转入广通仓。一部分储藏起来，一部分沿广通渠西运大兴。

4.太仓

隋文帝时还在大兴城设有太仓。隋代大兴太仓的位置，已不可考。如果以唐代太仓的位置推之，或云在长安城中，张穆校《唐两京城坊考》认为在长安皇城内承天门街之东，吕大防《长安城图》绘太仓在掖庭宫以北。宿白认为太仓在宫城西北部，掖庭宫以北，与掖庭宫南北同宽。太仓作为国家粮仓，主要供皇家消费、百司使用、禁卫军供给及灾荒赈济之用，因而储粮甚多。

（三）洛阳、大兴间梯级转运的漕运通道

洛阳至大兴之间的漕运，主要通过黄河、渭水航道，但这条航道自古就存在着两处障碍，先是要闯过黄河上湍流险礁的三门峡河段，接着又是艰涩难行的渭水河道。为了保障漕运物资通过黄河、渭水航道，隋文帝先是兴建了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等漕仓，又开凿了广通渠，完善了洛阳、大兴间的漕运体系。

通过沿岸漕仓，实现逐级转运。第一次是水陆转运，将河阳仓的漕粮，经陆路运抵陕县，储入陕县太原仓：第二次是河渭转运，将太原仓的漕粮，运抵广通仓，再经广通渠运抵大兴。

1.三门转运

黄河陕县段的三门砥柱之险是河渭漕运通道上最大的险障。黄河在会渭水之后，转向东流，被夹峙在南岸的嶠山和北岸的中条山之间，河谷狭窄，水流湍急。到了三门峡，本己狭窄的河道又为雄峙在河中的两座石岛分开，形成三股激流，恰似黄河把山岭冲开了三座大门，所以人们把此段河道称为三门，最左边为人门，中间为鬼门，最右边为神门。

三门峡河段由于河床骤然收窄，因而水流湍激，加之河床深浅悬殊，浅处如鬼门，枯水期河床毕露；深处如神门，深达数十米，水下又多有暗礁，水势更加险恶。漕船经过三门峡河段，多有沉覆，损失惨重，自古被人视为畏途。为此，历朝政府多釆用水陆转运的方法通过三门峡河段，也就是先将漕船停泊在三门峡险段下游，然后或转入陆运绕过三门砥柱之险后，再转入水运；或改用小船，减小载重量，由纤夫拉纤，挽过三门峡河段。

无论是将漕船停泊在三门险段下游，然后或转入陆运绕过三门砥柱之险后，再转入水运；还是用小船，由纤夫挽船通行，都需要在三门峡河段上、下游各建一处大型仓库，用于转运。地处三门峡河段的陕县也因而成为黄河漕运线路上具有控制性意义的转运站。历朝都在陕县修建漕仓，储积漕粮，以便转输。

隋代即是利用地处三门峡下游的河阳仓与上游的常平仓相配套，釆用水陆转运的方式通过三门峡河段。《隋书•食货志》所云：“发自小平，陆运至陕”，就是先把沿黄河漕运来的粮食，储入位于小平的河阳仓，再由由河阳仓用车马经陆路运至陕县，储入常平仓，然后再装船溯黄河西上，转运至广通仓。

2.河渭之间的转运

陕州向西至大兴，有黄河、渭水相连。开皇三年，于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后，利用这两座粮仓，通过河渭转运，“转输京下”。但由于渭水作为漕运航道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水量不足，泥沙含量大，河床深浅不一，洪水期与枯水期水量变化大等，给漕运造成很大困难。广通渠开凿后，“转运便利，关内赖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关中航道漕运困难的问题，完善了由洛阳至大兴的漕运体系。

广通渠与黄河的交汇处，有广通仓，可用于漕粮由黄河进入广通渠的转运。由陕县常平仓经黄河运来的漕粮，至华阴，即可转入广通仓。一部分沿广通渠西运大兴，一部分储藏在广通仓备用。如开皇五年后关中连年大旱，文帝曾命司农丞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救济关中灾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