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降服蒙古的手段，“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明初蒙元势力虽然被逐回草原，但其仍具备相当的实力。为抵御蒙古的威胁，明朝大修长城并沿长城部署了大量卫所、军队，但是实际收效却并不尽如人意。

蒙古人屡屡破边墙南下劫掠不说，还多次重创明朝甚至包围了京师（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这不仅让明朝持续性流血，防御蒙古的军事开支也成了拖累皇朝的巨大包袱，可以说蒙古是明朝从始至终都未能摆脱的附骨之疽。

注：“俺答封贡”只是促成了明朝和蒙古鞑靼部的和解，其它不少蒙古部族仍和明朝是敌对关系。这也是戚继光被北调蓟门以及李成梁可以发迹的原因。

但清朝入主中原尤其是乾隆平定准噶尔部后，就再无蒙古袭扰中原的记录了，那是什么让蒙古人安分下来了呢？

清朝的前身建州女真（后金）其实和蒙古人的关系非常差，因为他们也是蒙古人劫掠的目标。即便是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后金也多次被科尔沁部洗劫。实力的不足，让后金被迫选择了“怀柔”的手段 – 通婚。

努尔哈赤不但让自己的儿女们嫁娶科尔沁部贵族，也鼓励女真族人与科尔沁部蒙古人通婚。血脉的融合促成了丰厚的回报，科尔沁部很快就由敌人变成了最早归附后金的蒙古部族。

尝到甜头的后金就开始用这个方法分化瓦解蒙古诸部，联合各小部族攻打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到1643年皇太极完全征服察哈尔时，蒙古的大部分已经归附或者被后金掌控了。在此基础上后金选择继续“怀柔”蒙古，在和亲的同时，拿出了新的诱惑 -- 共分中原这块“大蛋糕”。

注：林丹汗，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统称）成员，蒙古第35任大汗。其对外联合明朝，对内谋求统一蒙古。崇祯五年惨败于黄太极之手，并在次年病逝青海。崇祯七年其子向皇太极投降并献元朝玉玺，这也宣告了蒙古帝国的灭亡。

在用联姻、血缘、利益捆绑蒙古之外，清朝也从制度上对蒙古进行着渗透。清朝参照满八旗的规制，在蒙古推行“盟旗”制度。这个制度的实际功用简单总结起来就是，按“旗”永久性的分割蒙古，优待蒙古贵族，通过他们统治蒙古的同时，将朝廷的触手深入蒙古诸部。

注：蒙旗分为两种，由清廷委派大臣、都统、将军直接节制的61个旗，统称内属蒙古；由理藩院监管的札萨克（蒙语执政官）旗，称外藩蒙古，共201旗。

到了乾隆朝，面对已和满族深度捆绑的蒙古诸部，皇帝仍然觉得不放心，毕竟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为了更一步的消除可能的隐患，乾隆想到了古训 –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从思想控制蒙古人。

思想控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左右一个人的想法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一个民族呢？不过乾隆敏锐的发现了突破口 – 黄教。

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因僧侣戴黄色僧帽而被中原称为黄教），自元朝就开始向蒙古传播。在明朝万历年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答汗结成了联盟。就此黄教得以在蒙古更为深入的传播，并成为了蒙古各部的普遍信仰。

注：索南嘉措在世时公开许誓，自己的转世灵童必在俺答汗的子孙当中，后俺答汗的曾孙云丹嘉措成为了第四世达赖喇嘛。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了继续拉近、巩固和蒙古的关系，不但给予喇嘛们（黄教教徒）优待，皇族也主动并公开的信奉黄教，以此示好蒙古。乾隆登基后，则更进一步地在蒙古地区推广黄教。

朝廷主动出资在蒙古各地大量兴建喇嘛寺庙（整个清朝一共兴建了2000多座）。除了给予各寺庙、宗教领袖大量赏赐外（大头是土地和草场，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朝廷还不断抬升宗教领袖的地位，赋予他们辖区内的部分治理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些政教合一的盟旗。

这么做是为了人为地创造出大量的宗教领袖，让他们去圈占、瓜分蒙古的资源，既可以分化蒙古的整体实力，也可以成为朝廷掣肘蒙古王公权贵的手段。除此之外对于朝廷来说，还隐藏着另一个“利好”。

成吉思汗因团结了蒙古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他的子孙却因蒙古的分裂不得不跪伏在皇太极脚下。而宗教与世俗的对立、矛盾，可以进一步弱化蒙古本身就欠缺的“凝聚力”。

此外乾隆对于蒙古人出家做喇嘛也非常“热心”。在朝廷硬性规定每个蒙古家庭必须有一名男丁出家做喇嘛的同时，给予喇嘛们免除的徭役、赋税、兵役等一些系列优待。为什么乾隆恨不得蒙古人全部当做和尚呢？

黄教的特点是强调严守戒律、不结婚、不从事劳动生产专注研究佛经，因此黄教的大兴也会大量消耗并抑制蒙古本就稀缺的人力资源。

清朝由于高产农作物的传入，中原地区的人丁数量得以爆炸式增长（由清初1400万增长到4.5亿）。按说与中原结束敌对关系并可正常商贸的蒙古也会同步获益才对，但整个清朝蒙古人丁的整体增长速度非常低。

明末时蒙古人丁约190万，一百五十多年后（嘉庆二十五年）的统计为229万（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第五卷》）。虽然清朝并没有网上盛传的针对蒙古的“减丁政策”，但是这“软刀子”的威力也一样不逊色。

注：传说的清朝减丁政策有不少版本，不过大意都是朝廷给蒙古各部族划定了人丁上限，超出的就需人为“减”去。南宋时金朝对蒙古制定过类似的减丁政策，清朝并没有，只是以讹传讹。

除此之外黄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这种理念的长期灌输，也会让原本好战嗜杀的蒙古人逐渐变得温顺、不爱闹事而易于控制。

皇太极当年深入了解黄教后曾经说过“蒙古诸贝勒舍本国之语名号，具学喇嘛，致国势衰微，当以为戒”。这种对蒙古的持续弱化，恰恰就是乾隆所看重的。

但让蒙古人逐渐沦为黄教的附庸后，事情还没有完，乾隆又使出了一个特殊手段 -- 大兴土木，营建豪华寺院。

乾隆在北京和热河兴建大量黄教寺院，仅北京城内前后就修建了三十二座，其中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花费了白银四百万两。整个乾隆朝，皇帝在两地寺院上的花费总计高达1500万两，这还不包括日常修葺、佛事相关的费用。

乾隆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两个皇朝政治中心打造成黄教的信仰中心，朝廷和皇帝通过控制黄教信仰中心来获取宗教上的管理以及解释权，最终通过黄教实现自己的根本目的，控制蒙古人的思想（还有个目的是弱化西藏僧侣对藏传佛教的控制）。

无论我们怎么评价乾隆的行为和意图，从皇朝统治的角度来说，清廷以及乾隆对蒙古的做法，确实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原皇朝对抗北虏的诸多策略中，成本最低也是效果最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