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学是中国历代培植贵胄子弟的机构，有时独立存在，有时与太学兼行。这两个机构不仅负有教育的任务，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演变足以反映历代统治阶层的性质及社会政治的变化。

汉代并无国子学而有太学。当时太学较具平民性，学生可因“父任”而入学，也可由郡国推选。

西晋初创国子学，较太学更具贵族性，可说是士族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这种情形至唐代迄少改变。

唐代并设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分别招纳三、五、七品以上的官室子弟，仍反映出森然的门第观念。

自唐季宋初开始，中国逐渐由门第社会转变为科第社会。士族地位大形低落，平民地位日升，这也反映于教育制度之中。

宋代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得人国子学，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得入太学，入学资格较唐代大为放宽。

明、清两代的中央教育机构趋向于一元，仅设国子学而不设太学。国子学生或来自州县拔贡，或由捐纳而取得入学资格，士庶混杂，贵族性因而更低。而且学生并不真正在监肄业。

国子学遂沦为科举的附庸，作为贵游子弟登龙捷径的原有意义已经完全丧失。征服王朝统治阶层的来源，与汉族王朝有所不同，而整个社会的种族、语言与文化结构也大有差异。国子学的组织因而不同。

一、征服王朝的国子监

征服王朝时代的国子学多因种族与语言的复杂而趋向于多元，金元两代的情形可为代表。金朝设有国子学、太学及女真国子学。

国子学与太学分别招收三品及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不拘种族，讲授限于汉文经典词赋。而女真国子学则以女真人为主要对象，以女真文讲授。

元代不设太学，但分设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及回回子学。国子学兼收各族官员子弟，但教学以汉文典籍为限。

蒙古与回回国子学的学生也不限种族，却分别以讲授蒙古及波斯语文为主，充分反映出复合社会的特色。

但在征服王朝时代，政府用人着重“根脚”（家世），多依世选及荫补授官，学校不是入仕的主要途径。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大蒙古国”是忽必烈于1260年在中原立国，建立元朝之前蒙古的国号。

因此，大蒙古国的国子学也可视为元朝国子学的前身，不过大蒙古国的政治重心仍在漠北，汉地不过是一殖民地。

当时国子学的组织与性质，与其元朝后身自然有不少差别。过去的学者多因史料的限制，凡论及元代国子学者，多以忽必烈以后的制度为限。

对大蒙古国的国子学或则完全忽略，或则未能正确论述。本文拟根据《析津志》及《道藏》中的新史料，辅以元人文集中相关的材料，对大蒙古国国子学的起源、组织与功能加以探讨。

这一方面可以填补旧史记载的缺略，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教育史及大蒙古国文化与政治史添一足注。

本文的探讨除以国子学的制度为经外，又拟以下列的两个问题为纬：大蒙古国时代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及儒道二家影响力的消长。

一方面，过去的学者多认为元朝在我国历史上各征服王朝中，抵御汉化最久且力，蒙汉二族菁英分子相互涵化的程度甚低。

仅有的涵化现象是在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立国中原以后始告开始的。大蒙古国国子学的历史则反映出：太宗窝阔台汗（1229—1241）初年蒙古汗廷已设立学校，促使蒙汉菁英分子学习对方的语言与文化。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菁英分子的教育机构，国子学向为儒家的堡垒，而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却自始即为道士所掌握，直至宪宗蒙哥汗时代（1251——1259）始为儒家所夺取。

这一取一夺反映出金元之际儒道二家声势的嬗递。这两个问题在蒙元时代文化与政治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而大蒙古国国子学的历史正好为这两个问题提供部分答案。

二、大蒙古国国子监设立考略

关于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元史》的记载，极为简略。《选举志》说：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学。

又说：国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横请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太宗六年，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命贵臣子弟入学受业。

这两段记载不仅过分简略，无法显示创设国子学的意义，而且由下文所列举的各项证据看来，至少含有两点重大错误。

第一，太宗六年为甲午，五年始为癸巳。《元史》称国子学设于六年癸巳，可见其草率，实际是设于太宗五年（1233）。

第二，元史称国子总教为冯志常，实际应为冯志亨（1180—1254）。可见元史将国子学设置年代及主持人的姓名都误记。

而《新元史》不仅沿袭《元史》的错误，称国子学设立于太宗六年，复误改国子总教的姓名为冯光宇，可说全无根据。

元季熊梦祥编纂《析津志》一书，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方志，此书录有关于创设国子学的原始文献数篇，可资考证，甚为珍贵。《析津志》简述国子学设置经过说：

太宗五年癸巳，初立四教读，以蒙古子弟令学汉人文字，仍以燕京夫子庙为国学。

该志所录《蛇儿年（1233）六月初九日圣旨》石刻原文，叙述建校时的构想与规定甚详。

这一石刻圣旨，是由蒙古文直译，较为难解。大意是：令朵罗解等官人，选其优秀子弟二十二人，编排为班（牌子）。

与遣送至汉地的蒙古书生（必阇赤）②十八人，一同学习。蒙古子弟研习汉人语言文书，汉人子弟则学习蒙古语言与弓箭。

元人所撰碑记，多有可为上引圣旨作印证者。许有壬所撰《上都孔子庙记》说：太宗嗣位，择必阅赤子十八人，学汉语文字。

汉官子弟参学国语弓矢。且分四队以教，命中书令杨惟中主其事，作屋居之，恢廪育之，楚督之，迄定宗朝不辍。

马祖常《大兴府学孔子庙碑》说：太宗皇帝首诏国子通华言，乃俾贵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学。时城新刳于兵，学官摄于老氏之徒。

而马氏所撰《光州孔子庙碑》则说：始宪宗皇帝都和宁（即和林），遣国子二十人，就学今都之南城孔子庙旁，旨意训诲，载刻碑中。

马、许二氏所言大体与《蛇儿年圣旨》相合。不过马、许二氏皆元代中后期人，上距建学时已近百年，制度早变，因而偶有误解。

许氏所云“择必阇赤子十八人”一语，应为择贵臣子十八人为必阁赤之意，必阁赤在此意为书生。

马祖常所谓宪宗皇帝遗国子二十人云云，显然指同一事件，不过误以太宗为宪宗，十八人为廿人。

三、蒙汉菁英分子的相互涵化

前引蛇儿年圣旨及几种元人碑乘文字反映了国子学的大体情况。但其中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阐释。

以下拟根据前引文字，并参以元代其他史料，对下列各问题加以讨论，以求进一步了解大蒙古国国子学的实际情况及其意义：

（甲）宣圣庙的创建人与年代。国子学所在地为燕京宣圣庙，亦即《析津志》所谓夫子庙，乃是宣抚王（约1181—1240）就金枢密院遗址改建而成。

《元史》王概本传说：时都城庙学既毁于兵，横取旧枢密院地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岐阳石鼓列庑下。

按王概字巨川，是大蒙古国早期位居高官的少数几位汉人儒士之一。年少时应科举不第。入仕蒙古后，于甲戌年（1214）授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

与耶律楚材（1189—1241）交往甚密，时相唱和。楚材对他称普备至：“巨川宣抚，词翰俱妙，阴阳历数，无所不通。”

而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1186—1255）也称他“才子名摇动江城”。可见概与楚材相似，博学多才，颇为当世名士所重。

他以燕京地方官的地位，复建宣圣庙，并不意外。宣圣庙的创建，究在何时？耶律楚材《释奠》七律序说：王巨川（横）能于灰烬之余，草创宜圣庙，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诸士大夫释而奠之礼也。诸儒相贺曰：“可谓吾道有光矣。”

按己丑年为太宗元年（1229），旱于国子学的建立凡四年。而《析津志》说：建国之始，今南城文庙收一修建旧疏云：

壬午年（1222）行省许以枢密院旧址改建文庙。是岁，中都破之第八年也。按行省当指王，因为行尚书省六部事。

可见燕京宣圣庙早在壬午年（1222）便已建立。楚材所说己丑年，当为始行释奠的年代，而不是孔庙重建的年代。

金元之际，中原庙学多毁于战火，由于护持乏人，恢复远较道观佛寺为慢。耶律楚材至有“精蓝道观已重建，独有庠宫尚垝垣”的感叹。燕京宣圣庙可说恢复最早，遂为国子学的创建奠立基础。

要言之，大蒙古国国子学的历史反映出两项重要现象：第一，蒙汉二族菁英分子的有限度涵化自窝阔台时代即已开始。

灭金前后，大蒙古国对中原政策的重点正由征服转变为统治。在这一过程之中，蒙古汗廷对训练少数蒙汉菁英熟谙对方语言文化以利统治的必要，已有体认。

国子学遂因此应运而生。在此以前，蒙汉二族隔膜极深，甚难沟通。国子学的学生，可说是第一批对异族语言文化具有正式训练的菁英。

过去学者多认为元代蒙汉菁英分子的相互涵化，极为有限。即有之，也不会早于忽必烈的立国中原。

实际上，这种有限度的涵化在窝阔台汗时即已肇其端绪，而且表现在政策之中。

第二，国子学自创设后，即归道士掌握，而且儒家经典在国子教育中的地位，不过与匠艺近似，不及语文教育重要。

这些事实一方面显示出蒙古人的统治政策迁就汉地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蒙古人的着重实用，不受意识形态的牵羁。

儒家思想自来为中原各王朝尊为正统，“尊儒”是以道统支持政统的必要手段。但是当时蒙古仍立国于草原，中原不过是一罗掘兵财二源的殖民地。

蒙古人并无以尊儒为手段来提取正统地位的必要。在蒙古人看来，儒家不过是中原“三教”之一，而且不是声势最大的一个。

反观当时全真教在中原“声势隆盛，鼓动山岳”，蒙古人自有加以牢笼的必要。国子学遂由全真教士所掌握。

国子学的儒学化是在忽必烈的潜邸时代方始开始，而于他迁都中原，创建元朝后始告完成。不过，其时的历史环境与窝阔台汗初创国子学时已完全不同。

参考文献：

1. 金钟国《元代蒙古国子学丛太学》，《东洋史学研究》，第三辑（1968）。
2. 丁昆健《蒙古征服时期（1208—1259）华北的儒学教育》，《华学月刊》，第一二九期，1982年9月。
3. 温岭《陈高华》撰《读析体志辑铁札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
4. 亦帮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元史论丛》，第1辑（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