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来广东做生意的英国人

英国人控制的印度鸦片工厂

一、英国人到达中国

英国人第一次和中国贸易是在1637年。

1635年，根据葡萄牙殖民地总督的许可证，在威得尔海军大佐领导下，一支五艘船的舰队于1637年6月25日，到达澳门。澳门当局并不承认卧亚总督有权颁发对中国海上贸易的许可证，所以，就多方和威得尔留难。他派遣小船自行探寻进入广州的路径，然后率船抵达虎门。他接到通知，必须请示广州当局，嘱咐他等待六天。威得尔没有得到答复，就启碇溯河前进，当即遭到炮台的轰击。他发炮还击压制了对方的炮火，直驶广州，售出货物，装载上糖和姜。

1670年英国人在厦门和台湾已经通商了，在台湾取得的各种协议是和该岛主人“国姓爷”郑氏家族商定的。在厦门的贸易比在台湾更成功，因而在1677年又另派一条船前往。次年，1678年，东印度公司在以上两地的投资，现金达30,000元，货物达20,000元。1681年厦门的商馆停闭，但在1685年又重新开设；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英国对该岛的贸易，就此终止。

二、英国在广州建立商馆

1681年，英国人又一次尝试与广州通商，但中国要求每年缴纳24,000两。直到1685年，皇帝宣谕开放中国各口岸准予通商以后，英国人才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广州开设一个商馆的权利；可是第一艘船却在1689年才派来。这条船到达以后，过了两星期，粤海关官员准予丈量，丈量是准许该船进口的准备步骤。官方丈量员开始从船头量到船尾，一旦受贿，就允许从后桅之前量到前桅之后。随后索银2,484两；船货管理员不给，以不贸易离去相威胁，一星期后，减为1,500两，其中1,200两作为归公的船钞，300两作为对“粤海关监督”的规费。

1701年东印度公司试图在宁波通商，派船一艘前往，以101,300镑作赌注，同年对厦门仅有34,400镑，对广州仅有40,800镑；尝试失败了，因为加征的比广州更重。

广州十三行同文街

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基础之上，于是它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人员的商馆，定期派遣船只；但是，它不过是一个按季前来的船货管理员集体。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史，实际上就是广州英国商馆的历史。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正式参加对华贸易，大班就和粤海关部成立约定：

（一）有同任何人作不受限制的贸易自由。

（二）有任意雇佣或解雇中国仆役的自由，及对他们自己的英国仆人的管辖权。

（三）有为他们的商馆和船舶购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自由。

（四）未脱售、转口货物及商馆备用品免税。

（五）为了修理桶、帆等等，得在岸上建篷帐。

（六）悬有旗号的舢板驶过关口不受检查，海员的衣袋不得搜查。

（七）大班的写字台和箱柜得自由通过，免予检查。

（八）粤海关部应该保护他们不受平民和官吏们欺侮及勒索，因为官吏每年都加收新税和勒索，而这些原都是被禁止不得征课的。

这些条件都被欣然承允，惟独对第九项，粤海关监督声称不能同意。那是：

“废除4%的征收，粤海关监督的一切要求或索求应和船钞同时提出并加以规定”。

基于出售和购买的“4%”早已成为定案。其中四分之一是对中间人的一种规费，以便业务的处理；另外三成原本是和船户作交易的商人们的一种负担，但已被转嫁到外商身上；并且已经全部被官吏合并而成为一种常例的课征了。

三、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

马戛尔尼勋爵出使中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有些顾虑，惟恐马戛尔尼在条件还没有成熟就请求进一步的权益，反而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快，停止全部对外贸易，可也没有表示反对。

马戛尔尼勋爵于1792年9月26日由朴茨茅斯启航，1793年8月5日抵达天津大沽。直隶总督从百里之外的省会保定府来到大沽，和他互访；一位三品官员以钦差衔，也奉旨前来照料一切；备妥船只护送英国使节和600箱礼物，前往北京；从到大沽起直至最后离开广州止，所有食物及其他一切供应都由中国政府备办。

西方绘画中的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

中国朝廷虽然礼遇隆厚，但对商务、进贡和跪拜却决不肯通融。护送使节人员的车船，都插着“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关于“跪拜礼”一点，清朝极力坚持，用种种理由劝马戛尔尼勋爵对中国皇帝遵行仪式。马戛尔尼勋爵坚决反对足以把英国解释为中国藩属国的事情。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建议交换书面协议，要一位与他本人官阶相等的中国朝臣，穿着朝服，依照要求英国使臣在中国皇帝前所行的仪式，同样向英主肖像行礼。最后商定，在觐见皇帝时，只屈一膝。商务问题，一点也没有解决，从来就没有讨论过。减轻广州的贸易限制是此行目的之一，另一目的是要取得在天津、宁波、舟山等处的贸易权，被断然拒绝。

马戛尔尼勋爵此行，优蒙礼遇，备承款待，严被监护，礼让遣去，实在没有取得一点真正的好处。

四、“脱里斯号”船事件

英国第二次使节，即1816年奉派前来的阿美士德勋爵，他希望借中、英两国政府间接关系的建立，改善一般商业情况。但当时促成这次使节派遣的直接原因，却是由于1814年英国皇家军舰“脱里斯号”的行动。

这艘英国军舰以澳门为基地，经常在广东海面游弋，4月，它在老万山群岛附近捕获美国商船“汉打号”，带到澳门。5月，“脱里斯号”的预备艇又从澳门附近追逐一艘美国的帆船赶到黄埔把它捕获了，不久，它又被港内美国船上的水手夺回。

1814年，英美处于战争状态

中国立即提出抗议，这种行为，就是在当时也已经指出，这是一种侵犯中国主权的举动。中国要求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下令“脱里斯号”立即离开中国海面，责成该委员会的主席即所谓“大班”，对他本国任何人的任何行动，要负一切责任。特派委员会称，它对一艘英王的船只无权过问，中国威胁说，如果“脱里斯号”不离开，就停止英国人的贸易；同时采取实际步骤，禁止外国人雇用中国仆役。

英国官吏及公司的代表们都看不出“脱里斯号”的行为有任何错误，对中国的高压手段极表愤慨，特派委员会决议，在没找到补救办法以前，撤退公司所有船只，不再进行任何贸易。双方都是一套虚张声势的把戏，但中国当局终于作了让步。

五、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中国

尽管马戛尔尼勋爵出使没有成就，但英国政府仍决定派第二次使节前往北京，目的在于“消除一向受到的种种冤抑，免除将来类似情况发生，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种安稳、健全和公平的基础上，避免地方当局任意侵害，受到中国皇帝及钦定章程的保护。”

阿美士德勋爵于1816年2月8日从朴茨茅斯启航，8月28日到达北京。阿美士德勋爵在船上悬挂着标明“贡使”字样的旗帜，从大沽到北京的途中，对叩头问题作不断的争论，叩头是致敬皇帝的表示。英国政府准许阿美士德勋爵便宜行事，只要能达成目的，可以顺从中国的要求；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劝他不作任何让步，以免降低国家的威望。阿美士德勋爵似乎犹豫过，但拒绝作任何让步。

阿美士德

8月28日到达通州后，昼夜兼程赶往圆明园，在29日早晨5点钟到达了那里。很多身着朝服的王公大臣们正在等待着他，坚持立即引他朝见，但他却以极端疲劳、礼服没有准备、特别是没有携带国书为理由，拒绝前往。这样的侮辱是重大的，中国当局责令他们立即起程返国。事后知道，大臣们曾向皇上保证觐见必可如仪完成，他们以为大使在极度疲劳之余，一定会听从一切的。

阿美士德勋爵就这样没有完成任务而返回广州。当时，英国殖民者认为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就是根本放弃贸易。

六、广州商馆中的生活

冬季留住广州的时候，外商们住在商馆即代理商或业务代理人的住所兼写字间里，商馆是行商的财产，全部或局部租给外商。

在13个商馆中，9个是用各外国国名称呼的；但除英国和荷兰的两家东印度公司以及到来较迟的美国人之外，在较后所起的名字与租赁使用的国籍已经完全没有关系。每个商馆都有几横排楼房，从一条纵穿底层的长廊通入。通常底层都作库房、华籍雇员办公室、仆役室、厨房、堆栈等；中层包括帐房间、客厅和饭厅；上层是卧室。

各商馆空地有限，连花园和运动场在内，长约1,100英尺，深约700英尺；但每个商馆的房屋都很宽敞，商馆的深度达400英尺，房屋正面平均约85英尺。一个商家的库房里，常常拥有1,000,000元以上银币的现款。

1832年元旦宴会，英国商馆的饭厅里，坐了100位客人。这些商馆为外国来宾、帝国客人备有华丽的设备。可供很多人运动的唯一场所，是六家商馆前面居中的一片广场，长宽约为500英尺乘300英尺。他们禁止走进街道，而中国人的买卖却都在那些街道里；他们也可以去游隔江一哩左右的几个花园，只能每月三天结伴前往，须在一个通事亲身监护下，通事对那批人的一切滋事都要负责，显然这是要用他的钱袋，或许要用他的身体，甚至可能要用他的头来负责。

1836~1837年，侨居广州的外籍成年男性如下：

这些人在十三行各馆中的分布是

在商馆里，外国公司是它们的各该保商的房客，雇用买办、货币鉴定人、仆役、苦力、厨子、水夫和船夫等，都由保商替他们代办。保商“保证”他们的主人不在他们的手里蒙受损失，也为他们对政府负责，在保护、服务所得的利润中抽取佣金。

七、英国对华贸易

1751年，在黄埔有9艘英国船，4艘荷兰船，2艘法国船，1艘丹麦船和1艘瑞典船，总数18艘。40年后，在1789年，那里有61艘英国船（21艘公司船和40艘散船），15艘美国船，5艘荷兰船，1艘法国船，1艘丹麦船和3艘葡萄牙船，总数86艘。

在英、法历次战争时期，中国海面上仅有两种非常显著的旗帜，就是英国的和美国的。英国旗帜所以显著，因为英国是海上霸主，而美国旗帜却因为中立的美国是所有国家的友好国，除1812~1814年的短暂时期外，不是任何国家的敌人，它能在别国不能经商的地方经商。

英国贸易已被鸦片喂养到一种与日俱增的境界，鸦片的比重从六分之一左右，增加到半数以上；来自印度的原棉居第二，约为所有进口货的四分之一；英国产品，主要是毛织品，约占总额八分之一；鸦片和棉花以外的印度产品及南洋香料岛的产品，合起来，缩减到总额的十分之一。

当年吸食鸦片就像今天明星们吸毒一样，互相攀比，互相请客

在出口贸易方面，茶几乎构成所有出口货的五分之三，丝约五分之一；南京棉布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出口的物品。货物的出口不足支付进口，向外流转的五分之一是由金银货币构成；随着1826年进口鸦片价值的显著增加而并进。除货物和金银货币出口外，进口贸易还必须要供应各船约计每年450,000元的现款开支，以及各商馆的维持费；东印度公司的商馆的需用，平均每年80,513镑约360,000元，英国和印度的散商们的需用，也不低于这一数字。

一般地说，英国贸易是在一种三角贸易的基础上进行的：英国产品运往印度，而以很少一些直接运到中国；然后以鸦片、棉花和其他的印度产品运来中国；中国部分用茶和其他运往英国的产品支付这些进口货，差额则以硬币付还印度。还有对广州贸易的各船船主，大班及其他办事人员所许可的私下贸易；单是东印度公司的船从广州作的这种输出贸易的平均价值，就是1,350,000元一年，这个数目完全由私下的输入贸易来偿付。

八、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取消

美国虽然参加角逐很晚，但是由于他们在长期拿破仑战争中的中立地位、他们商人们的天赋能力和精明，以及他们海员们的艰苦和胆识等有利条件，船从菲列得尔菲亚来到广州。它在船上没有预备任何航海图，只是靠着一般的世界航行图就开航来中国。它绕道新荷兰的南面和东面，并且自从离开菲列得尔菲亚时起直到抵达中国时止，它没有抛过一次锚”，他们在商馆中迅速占到了仅次于英国人的地位。美国人是那时代的“自由商人”，用当时对于这个字眼的解释来说；在他们的国家里没有握有任何垄断权的特许公司，贸易是在平等条件下公开于所有人们的，波士顿，纽约的商人和海员们只要求一个公平均等的机会并不要求特殊的优惠。

这也正是英国商人所要求的一切，是广州的散商和联合王国中的制造商们所请求的；他们和美国人处境的对比，便是他们提出意见的主要论据。这种激昂的议论造成了东印度公司从前享有的对华贸易的垄断的废止，这种垄断终于在1834年4月22日告一结束。

九、英国海军入侵中国沿海

第一艘到达中国海面的外国军舰，是英国的“百夫长号”，英国海军司令晏臣于1741年11月来到中国。根据中国法律，它被拒绝通过虎门，他个人获准进入广州。“百夫长号”重新修理后，捕获了从亚加普尔科和马尼拉来的西班牙船只，带进粤江。中国立刻提出征收关税的要求，晏臣司令拒绝了。海军司令书面要求同中国总督会晤，会晤于1742年11月30日实现，是友好的，但他的努力，却遇到沉默。

1764年，英国皇家船只“阿尔果号”装运东印度公司财物到达中国，驶入黄埔修整。中国海关要求该船必须丈量，但该船司令却请求把他的船只和“百夫长号”同等对待。因此保商拒绝为该公司船只作保，中国总督暗示，“百夫长号”显然是因为遇难进入港口，可是“阿尔果号”却是为了贸易上的目的载运财物的。公司代理人提议，愿意为“阿尔果号”缴纳规费，把它当作公司最大的船只，却不要再丈量；但粤海关部却坚持要丈量。结果，在一切英商贸易被停止4个月之后，答应了中国的要求，这个皇家船只终于为缴纳港口费而被丈量了。

1791年2月，英国皇家船只“豹号”和“泰晤士号”到达澳门。指挥军舰的司令接受了公司大班们的劝告，他们确信军舰进入内河是违背中国法令的，并保证他可以取得所需要的一切供应，就停留在虎门外。

1834年的欧洲帆船

1793到1815年欧洲各国对法国的各次战争期间，很多英国军舰陆续来到中国海面，一般都停留在澳门或虎门以外。据记载，1806年的时候，“特派委员会为了赞同英王陛下船只常来中国，一再陷入同中国人的麻烦的谈判中间；虽说要使中国官方正式承认所提要求，已经没有希望，但是在虎门附近的穿鼻洋停泊已经默许，而且在停泊所供应储备等等也已公开准许”。

对于外国商船及其水手，一方面用保商来管理，另一方面又用大班或每一国家的贸易团体的负责首脑来管理；此种制度，实施于各国国家的船只，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步骤，如果没有异议，那么困难就会有一种满意的解决。

在1820年11月美国巡洋帆船“国会号”来到中国以前，由于所有到中国的军舰都是英国船只，因此这个问题就落在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手上；但是他们的手却因为面对中国停止贸易的威胁而受到束缚。迟至1818年，驻广州的特派委员会建议每年英国派军舰一艘前来访问，但是对于这个建议公司的董事会表示极不赞同，因为公司同中国的联系纯粹是商业的，于是他们坚决主张不应该破坏的。

后来，1821~1822年间，当皇家船只“土巴资号”事件引起了贸易停顿，使特派委员会做出从中国撤退的决议的时候，公司董事通知该会各委员说，他们对于特派委员会的委员们，为反对牵涉在一艘皇家船只的行为之内的企图而采取的稳健立场，不得不加以称赞。公司董事的疑虑、皇家官员的愿望、以及中国人的坚定态度，这一切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对待外国军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完全满足中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