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捐官”的门道

清朝末年，捐纳制度大行其道，上到富家子弟，下到黎民百姓，都争的头破血流，三教九流都往官场进军。捐纳其实就是捐官，实质也就是卖官，是公开的钱权交易，清末已变成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那它是怎么来的？

捐纳制度的由来

捐纳制度在顺治年间早已有之，但直接摆在明面上的，则开始于康熙年间。“平三藩，收台湾，征准噶尔”，这是康熙的文治武功，但却不知这些战争后面所支撑的军费、人口、钱财、器械，都来源于百姓。正是应了那句古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康熙十三年，平三藩正在焦灼的进行中，军费是最大的问题。为了补足军费的空缺，康熙由此实行捐纳制度，三年之中，捐纳的知县就多达500余人。但康熙为了防范这些所谓的“官”，还是有所规定：捐纳官达到三年的，称职的可以根据具体流程升职加薪，不称职的可以上本陈奏，罢免官职。但实际上此项规定根本无法贯彻。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还算有所收敛，到了咸丰、同治统治时期，已经泛滥不已，无法管制。

捐纳可以得到什么？

捐纳的种类繁多，士民都可以捐官。可以捐一个实官，如同康熙年间的500余名县令一般，可以捐要做官所需要的条件，以此来达到去富庶地区当一个肥差，甚至于可以捐升阶的经历，当成具体流程来升职加薪；可以用捐纳来抵消处分，使其官复原职，甚至于可以用捐纳来免除自己做官不利的制度性因素。

捐纳者分为几种？

捐官的情形一般不外乎三种！

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像当时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有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

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像胡雪岩的贵人——王有龄，有了胡雪岩的500两银子资助前往京城，才走向仕途，才有了后世的著名徽商、红顶商人！

还有一种便是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得道者”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除了向上“进贡”，还得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免得大肆通过捐纳从三教九流、亲戚好友中挑选心腹；“鸡犬者”闻风而动，通过捐纳使自己能在”得道者“底下谋一个肥差。

但实际上，在清末年间，捐纳制度早已变成了第三种——官官相护的制度了。就拿前两者来说，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想要补缺，必须得到吏部报道，一般称之为“投供”。但在这个过程中，出来要花大把大把的钱财，你还得“官中有人”，没有这点人脉关系来上下打点，你永远没有机会补缺。过来这一关，才是“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而一部分的人，只是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些门道，甚至于没有投供，何来补缺呢？

统治者想改变吗？

起初捐纳制度只是作为一个权宜之计，用于清廷之需，但在清末已经变成了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

当朝统治者也想改变这种制度，但已经来不及了。道光皇帝在召见新任贵州布政使张集馨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道光皇帝难言的苦衷在于，明知捐纳不好又欲罢不能，清末已陷入开捐纳于吏治败坏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自拔。

从实质上看，已不是开捐纳与吏治败坏两者，而是财政上的问题。多年形成的捐纳制度，早已深入骨髓，作为财政的一大血管，动之则伤其清廷的稳定统治，不动的话则是温水煮青蛙，步步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