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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秋战国虽经常被现代人统称在一起，但是春秋和战国实际是两个时代，在春秋之前受到西周王朝天下共主的影响，对于战争通常冠以“奉天承运”的名义。以天子作为天道的代言人，以维护华夏国土的完整性作为战争的主要观念。

但是随着西周王朝的覆灭，各地诸侯开始争相抢夺天子之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思想理念的碰撞，人们也开始对于“天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不断发生的大小战争，使得一直沿用的“礼节”被冲击。

春秋战国也被称之为“礼乐崩坏”的时期，“礼”一直是封建社会用于束缚人们道德的伦理观念，随着春秋战国各种思想的巨大演变，传统“崇礼”为主的战争观念开始被“诡道”之术所取代。

一、天命战争观对于军事礼节的影响

春秋时代初期，神鬼观念十分流行，人们普遍认为天地间存在一位上神，周人称之为“帝”。“帝”是统领世间万物的主宰，它具有人格以及思想，对一切发生的事都应顺从“帝”的指示。这种观念也影响着战争的发起，过程，结束。于是有了天命战争观的产生。

这个时期的战争多以礼仪性战争为主，通常参与战争的人多为王室贵族，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族意识。

春秋前期诸国几乎都是同姓宗族，这时发生的战争类似于家族战争，一般在战争礼仪上有着明确的规定，需击鼓而战，列阵而击。伤亡人数也比较少，对于战败国和俘虏也是礼遇有加。

受“天命”约束，战争开启需要有合适正当的理由，讲究以师出有名为主。鲁僖公七年，

齐侯欲因郑子华伐郑，管仲言：“若锪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由此可以看出师出有名的重要性。同样倘若诸侯国不尊重礼法也会成为被讨伐的对象，鲁文公十七年，宋人弑君篡位，晋国便以此为由讨伐宋人，此战役记载于《国语·晋语》中“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战争胜利后昭告天下，以震慑百姓，减少著如此类等违背礼法之事的发生。

战前占卜也是此时期一项重要的军事礼节（出征之礼）。《左传》记载：晋国伐宋救郑之前连续占卜数次，结果都表示为应该伐齐而不利于伐宋。本来在晋国与宋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却因为战争前的占卜结果而取消，此事发生一年以后，占卜所指示的讨伐齐国也再次被拿出来，用于晋国伐齐。

占卜工具

天命对于战争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战前占卜的军事礼仪上，在战争开始后也会影响战争的整体走势（征战之礼）。楚昭王二十七年，吴国攻打陈国，楚昭王出兵救助。作战期间楚昭王占卜作战吉凶程度，结果显示，无论战或者退都为大凶之兆，楚昭王对于占卜结果深信不疑，最终选择慷慨赴死。

战争结束后还有完整的投降礼节。战败士兵的尸首被封土表示敬重，战败国可向胜利一方请罪等。

此时战争受“神鬼论”影响，战争开始与结束都遵循“上天”指引，占卜礼节才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刺激了思想上的进步，占卜的结果不再影响战争走向，“民本战争”的观念开始形成。

国君会面

二、民本战争观显现，“诡道”初具雏形

春秋以后，各国政治，思想都由统一走向分裂。“神鬼论”再也无法束缚民众思想，诸国之间政权领土的争夺愈发激烈，民本论和功利性战争渐渐兴起。

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大自身领土，只能通过战争抢夺弱小国家的土地。为了有足够多的士兵取得战争胜利，国家开始向普通民众征兵。

多数领土之战会采取以“民”为本作为理由，战争也以扩大本国民众的耕种土地为目的。百姓投身战争，奋勇抗敌，为自身利益而战成为战争的主要思想。战争的胜利成为统治阶级安抚“民心”的最佳手段，也为“诡道”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民本战争观最核心的内容是诸国之间的“功利性”战争。《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约为春秋末期，全篇涉及“利”字多达五十多处。作为一部兵法书，对于战争的解读从最根本的利益出发。“兵，利也，非好也”，战争是满足本国利益的军事行动，战争策略的制定不再依靠“占卜”而是综合考虑军事实力，争取以最小的战争损耗取得最大的收益为先，战败国的财产也成为弥补本国战争消耗的重要物资。这对于战败国而言是一场掠夺，但是对于胜利国而言是“安国保民”的重要措施。

较为著名的三十六计中“假途伐虢”，就是发生在此时期的一场战争，旬息向晋献公建议“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晋献公为实现霸业，准备攻打虢国，虞国与虢国相邻，晋献公害怕两国联手，采纳了旬息的建议，让旬息带着宝石和千里马去虞国借道，虞国国君收了礼物让出道路给晋国，晋国在击败虢国后，路过虞国时又带着大量的战胜品表达感谢，虞国国君欣喜，开城迎接，晋国趁此之际将虞国拿下。

此场战争充满了“诡诈”之意，不能再以天命战争时期“以礼为先”适用，“礼”不再需要战争维护。“利”代替“礼”成为战争发起的根本原因，虞国国君贪图利益被晋国而灭，其他诸国也为了“利”而发起战争。

天命战争时期，为了维护礼节，战败国损失并不大，发展至春秋时期，战争所带来的收益被更多统治者认可，参与战争不再以贵族为主，平民百姓参与其中，伤亡人数增加，战争损耗加大，俘虏的战败国物资，实现领土扩张，战败国的臣服成为战争的主要任务。“礼节”式战争被抛弃，也拉开兼并战争的序幕。

三、战争走向“兼并”，“诡道”之论盛行

战国时期，是“诡道”最为盛行的时期。诸侯国之间不再满足于屈服他国的争霸战争而是走向了消灭他国的兼并战争。此时战争频繁发生，规模扩大，厮杀激烈，演变出了屠城，杀虏的残酷手段。这一行为标志着“礼节”彻底消失，“诡道”占据了主导地位。

春秋时期战前“鸣鼓而战，列阵而击”以礼节为主的战法被全盘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示弱诱敌”“兵不厌诈”等一系列诡诈战术。此时战争与民本战争时期以“利”为主多有不同，开始大量的使用“反间计”。

“田单复国”中，齐国与燕国实力悬殊，田单用计使燕王罢免了智勇双全的大将乐毅，另立骑劫为将军。燕军攻城之前，田单每日让城中百姓引来飞鸟，散布出“天神助齐”的谣言，在心理上对燕军进行恐吓。又在齐军中传播燕军喜爱挖齐人的鼻子，挖齐人祖坟的消息，使齐军对燕军憎恨。做好这两件事后，田单将精锐部队隐藏起来，命老弱妇幼守城，造成实力大弱的假象。

一切准备就绪，田单派遣使者出城，向燕军主将骑劫送降书，阐述受到上天的指引，降于燕国，经历前面的心理战术，骑劫以为可以不废一兵一卒就能攻下城池，便率领未武装的部队进城，田单趁机用“火牛阵”攻向燕军，燕军被打的措不及防，几乎毫无反击之力，骑劫也被斩杀。这场战役中燕军过分相信“仁义”，田单利用这一点将“诡道”之术运用自如，实现了以弱胜强，拯救了濒临灭亡的齐国。

春秋时期发生规模较大的战争，两国相加也不过七万人左右。在以兼并为主的战国时期，如白起与韩魏联军的交战中，单被秦军斩首的战败兵就多达二十万。孙子所诠释的“诡道”是利用智谋灵活解决战争中遇到的问题，不以“礼节”为束缚。

这种战争理念加上兼并战争观的产生，各国之间交战，不给战败国留有军事实力，以免有“放虎归山”的危险，大肆屠杀或者奴役战败国俘虏也成了符合时代主流的做法。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观念的转变，更像是一场在“礼乐崩坏”影响下战争观念的思想解放。战争由最开始的注重“天意”“礼节”转变为以统治阶级利益为主，不择手段获取战争胜利，“诡道”随之盛行起来。这时的战争不需要过多的理由，完全是以吞并他国完成统一为主。

“崇礼”到“诡道”的变化，也深受百家争鸣的影响。礼节的衰落是伴随着“天子”消亡产生的，民众被“神鬼”操控的思想开始觉醒，道家，法家，儒家思想相互碰撞，对于战争运用的实际意义逐渐凸显，在此期间留下的宝贵战争经历也在以后的历朝历代成为驱敌制胜的“法宝”。

参考文献：

《左传》

《史记》

《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