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上海集中营亲历记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美日宣战之后不久，Betty已经听到双亲忧心忡忡的谈论，英美侨民已经开始被提到提篮桥监狱问话。更有人已被送到专押外国人的集中营

Betty的父母日夜为家庭命运前程担忧，日本当局已通知他们作“入营准备”。日本人规定，每个入营家庭只允许带四件行李但并未规定行李的尺码大小。他们叫来几个中国打包工，做了一个足以放入全家四张床、被褥的大行李。杯盘、扫把、洗衣板常用药品、冬衣，甚至Betty母亲的皮草大衣都打入巨大的四件行李中。他们预料到，将在集中营里熬过长期的暗无天日的日子!

4月10日，Betty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自那天起，她的金色童年结束了。从此，四个号码伴随了她的全家八百多天:Betty的号码为22/228。

顾名思义，龙华集中营就在龙华，在铁丝网围起的营地内，可以遥望到那著名的龙华塔。当车在集中营大门口停下时，一些早他们入营的难友在建筑物屋顶向这批新来者挥手，Betty与家人努力在这批难友中搜寻了一遍，没有见到一只相熟的脸孔。他们顿觉十分孤单，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

作为营内第十组的成员，Betty目睹双亲填了这样一张表格大意为入营者必要遵守营内一切规章制度，不做有害于日本国的任何支敌助敌活动，不违抗营内任何指令，服从营内当局人员管约等等。待大家都领到营卡入营号码，被再次集合在一起，由集中营的日方司令HaYaShi训话。HaYaShi说他本人也在英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也十分体谅大家的难处和困难......假惺惺的好像还很通情达理的。训话完毕，Betty一家被分配到只有12x14英尺大小的房间，比Betty在愚园路家她自己独立的房间还小。不过，他们还是值得庆幸的，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后来才知道，许多家庭共同居住在一间房间里，那些单身的难友更惨他们像沙丁鱼一样，五十来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最大的困难是，那小小的十六平方的房间，容不下他们的行李。光那四张床铺就已将房间塞满了，其他东西只好堆塞在门外过道上。大家都将东西堆垛在过道两侧，以致过道只留出窄窄一条通道。整个二楼住着24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和盥洗间。

整个龙华集中营内共有十幢房子，其中E楼和F楼最靠近大门。这应是上海中学被日军占领前的教学大楼。那里的房间都很大，想来原先应是教室，因此被用被单、纸板等分割开几户合住一大间。在F楼后面是礼堂，礼堂后面就是几排长长的低矮的平房，分别为A、B、C、D座。而围绕这些建筑的一些小别墅式房子，就是日本官兵们住的。然后，是一个有十八个床位的医院和一个小农场，养着两头奶牛几头猪和一些家禽。整个集中营有两个公共食堂。

养尊处优的西方侨民一向是舒服地坐在餐桌边，等候上海佣人将菜一道道送上来。现在，他们只好端着洋铁碗，排着长龙，等待伙食配给员吝啬、精确的“施舍”。

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半只硬面包，一杯绿茶;午餐晚餐是米饭和麦糊。

西方人非常讲究秩序和科学管理的传统，即使在集中营里，也是顽强地表现出来。大家推选出一位集中营代表，以统筹关心难友生活事宜。每一幢楼，有一个楼长。每一大间由儿个家庭合住的房间，都选出一个室长。

每一个成年难民都要劳动。Betty的父亲，一个从前连一只鸡蛋都不会煮的洋老师，开始做起苦力的工作。过不多久，他被“提拔”为管理人员。他的工作是确保在厨房工作的难友没有一个人可以将食物偷出去。而对女人来讲，偷偷将蔬菜山芋藏在围裙里偷出去是太容易了。而这些前洋行大班夫人、大企业老总夫人，在饥饿与绝望的重压下，往往会做出连她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的事。

食物之外，得到干净的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集中营远在乡下，虽有自己的水泵间，但因缺煤几乎从不运作。水泵不工作龙头里就放不出水，只好用井水，用水是受到限制的。

首先，洗澡就是个很大问题。至于热水供应，更是天方夜谭。隆冬腊月都无热水供应

在Betty住的G号楼，110个女难友只有四个厕所。特别是早上和晚上，上厕所就会排成长龙。食用水是配给的。一天每人只有五品脱。如果互相串门，需自带饮用水。

不过，连Betty都承认，今天看来，他们在集中营受到的种种“苦难”，与上海当时的劳苦大众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在父母们的关注下，即使在集中营内，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仍是学习。

基于集中营内关押着太多的在上海各教会名校任教的外籍教师:他们对教学有丰富的经验。在入营前，已是桃李满天下了。所以，一所具备一流师资人才的高质量的、可以讲是当时最优秀的学校，在集中营内成立，取名为龙华公学。

Betty的父母本来就是教师。所以他们义不容辞地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做了龙华公学的义务教师。龙华公学还有运动会。Betty因为个头矮，还是左撇子加近视眼，很遗憾不能参加运动。当哥哥Dick与同伴们比赛足球时，她就起劲地做拉拉队员。集中营内的学校，并不因为是非常时期而显得松垮和马虎。整个龙华公学执行的是英式教学体制。所以，一样也有暑假。

营内的成人们当然没有他们这样轻松，而且他们都被命令做很重的活。Betty犹记得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nglican神父和他的朋友们主动要求做最恶劣的工作--清洁下水道。此外，还有烧砖的苦役，那些年纪不轻的男人们半裸着身子在砖窑边干活。要知道，这些人以前可是跨国公司的大班。

对Betty的双亲来讲，生活是单调沉闷和与世隔绝的。惟一-次与外界接触，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在1943年11月3日，即Betty全家入营半年后，被允许发一封只能有25个字的电报，给他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外祖父母。

就这样，光阴在无望中消耗着。极少数幸运的人给放出去。但包括Betty在内的1750名难友一直被关押其内。

出于信仰，出于对生活的热爱，Betty的父母尽力在集中营内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常邀请朋友们到他们房内打桥牌。Betty还记得，来得最多的两个:一个是英国银行家，一个是比利时银行家。Betty十分盼望他们来打桥牌，因为每逢此时，母亲总会在简陋的自制炊具上，烘烙一些布丁水果面包。

集中营里还有一个图书馆，给集中营带来一些文化气息集中营里有时会举行音乐会，都是唱片音乐会。在F楼E楼屋顶上举行。音乐会的唱片是难友们被关押时带进来的。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常常在食堂里演出。

这些西方侨民竭力所做的，就是要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人，无论在任何逆境困境，只要还有尊严的意识，就不会被击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