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与“正经”——我亲历的农村变革

文|牟书会

早年农村的“大车”，木质铁箍轮子

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祖祖辈辈当农民、同农业打交道的小土孩。尽管一个偶然的机会跳出了农门，但仍未脱离根植于农村，且又工作在乡镇三十余年的农村孩子。每当回首往事，一些扎根乡村，留住乡愁，跳动在心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音符”， 就浮现在眼前，并时常勾起我挥之不去，且又难以忘怀的记忆——

大跃进中劲吹的“风”

一九五八年夏天，刚好八岁的我，背起书包上了学。学校设立在家乡的土地庙遗址上，自带桌凳，学习语文、算术，课外活动拍皮球、抽丢丢（陀螺）、碰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更多的时侯是在田间玩耍。因此，也就接触了更多的，天天日出而作的农民长辈了。

记得一九五八年秋后，搞土地深翻，评红旗白旗，两队人马在一块地里，一个水平线上比赛翻地，比谁翻的快，谁先翻完就插上红旗，落后者就插上白旗。青年男女都光着膀子倒退着翻，光顾快，一锨压了一锨，根本不讲翻地的质量。

当年，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组织23户农民、三条驴腿，组建了穷棒子农业合作社，一年喜获丰收、扭转乾坤的办社经验在全国推广。

收秋完了后，本地大搞水利建设，农业合作社掀起了打砖井的高潮，提出“打井打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 发动群众扒猪舍、拆屋台，筹措砖料，创造了井中下泉，泉泉相通的立体供水模式。

大伙儿千方百计寻找水源打大井、套井，挖坑塘、修水库，组织劳力黑白轮战。打完井后就安上水车浇地，送饭到田间，把窝棚搭在井旁。

记的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也和姐妹们一起吃住田间晚上摇水车。我就在水车旁玩耍，困了就在地窝棚睡觉。人们为了应付参观检查，把水车的闸块翻过来，铁链子解下来，一人哗哗的摇空车，还呼喊着“同志们加油干呀-----，哎唉吆呀----”的号子，其它人则睡大觉，光应付不深入田间的参观检查团。现在回忆起来真是天大的笑话。

大跃进年代，人拉车拉耧拉耙的劳作方式是经常的。

村上有一个姓邢的大娘，邢大娘头上插上花，把红辣椒挂在乳房上，扭着秧歌拉车，嘴里不停的喊着：“拼拼拼，干干干，保证每亩打一万。”

一个叫书科的哥哥给我讲，晚上拉耧耩地，劳力们都在地头的窝棚睡觉，轮班整宿整宿的干，待天明时回来的路上，睡着了三四个。

为了赶美超英，尽快实现共产主义，夜间刨地瓜，刨花生。用单铧犁把地瓜花生耕起来，再用人工拾。很多地瓜花生埋在土里，掉在路上地里的棒棰谷穗没人拾，拣回家就会遭到辩论，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人们常说，一九五八年是丰产不丰收的一年，到了一九五九年生活困难，又到地里拣拾糜烂的地瓜充饥。

“一天赛过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口号。小学语文的教科书上，曾有一篇诗文：“小白鸽，停一停，捎个喜讯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先问好，再报喜讯给他听，今年农业大丰收，亩产万斤有保证。”教唱的歌曲也是大跃进的狂热歌曲：“喜报接喜报，四面八方传来了，人人欢呼，人人笑，革命英雄，劳动热情比天高”。

到处充斥着浮漂的，不切实际的泡沫 “音符”。

记得上小学时，我们每人一辆用木头加工的木轮土牛车，也叫跃进车，搁上一个用柳条编制的筐子，插上小红旗，往地里运肥。大人们则用大车往地里运肥、拉庄稼。冬天还把湾里的冰运到麦田里，春天湾里无水时，就把湾泥运到地里当肥料，其实，作用是微小的。

上工的“钟”

学大寨鼓动的“号”

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九六四年，我国农村开始了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客观地说，在推动农业生产上起了一定作用，但仍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和消极因素。

首先是出工不出力，男女社员的集体劳作，说耪地都耪地，一窝蜂式的劳动，队长敲钟上工，一天十分工，干活磨噌噌，干了不大的一阵子活，就在地头上休息。男社员按“方” 或躺在地上仰天睡觉休息，妇女们则纳鞋底，做针线活。那时地里不长一棵树，没有遮挡，春天刮着，夏天晒着，冬天冻着，社员消极怠工，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队长是“土皇帝”，说一不二，万万不能得罪。正如一首打油诗所道：“得罪队长没好活，得罪会计笔尖戳，得罪保管挨称砣。”分东西分柴禾分棰，按堆按行，谁都怕吃亏，生产队长的权力非常大

由于生产力低下，常常是劳动一年下来，难以维持一年的生计，年年吃统销，靠供粮证吃供应粮。家乡有两个生产队，连年吃供应，拿供粮证到粮所打粮，社员戏称购粮证，纸皮换成塑料皮，塑料皮换成了铁皮的。

一九六九年春天刮大风，地处平禹边界东大沙河沿线，由于社员们既缺吃的又缺烧的，把沙河中固沙的茅草都刨了，春风肆虐，把麦子根都刮了出来，小麦田里沙浪迭起，满地的砖头瓦砾，小麦几近绝产，人均八斤小麦不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修大河成了农村社员的一大劳动负担，很多青年期盼着挖河末日的到来。

挖大河，劳动强度大，工期长，生活差，几天吃不了一顿面，每天早上工，晚收工，推大车子发大锨，小跑加颠。民工上河窝窝头啃咸菜，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地瓜面。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挖大河，是一九六九年夏的德惠河开挖。

1969年，麦后组织劳力上大河，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青壮年劳力都有治河的任务。

那年我刚满18岁，初中毕业下学不久在家务农，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社员，队长安排我上河，我接受了任务。

麦后不久，全队十几个劳力来到德惠河工地，刚毕业不久，修大河从来未干过。工地上有三大项任务：推车、发锨、拉钩，哪一样也不轻。

五队有一个村民，看到我是刚下学的学生干不了，就讽刺我是个大肚汉，能吃不能干。我当时很虚荣，不愿面对现实，一气之下回了家，由哥哥替我挖河。

兄长可是干活的好手，来到工地，便和那位村民展开了较量，推大车不用绊，发大锨一人供一辆车，上坡不用拉钩，小跑小颠，最后比的那个村民服了气。那个村民说是说笑话，其实也真是闹着玩说笑话。回想起来自己没有挖河筑堤的强劳动锻练，刚下学不久，能吃不能干完全是真实写照。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修河，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修河，

农业学大寨的后期，形势突变，批林批孔，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允许做买卖，连农村延续几百年集市，也由每日集市，改为五天一次。

我有一个街坊爷们，在自家的闲散宅院里种了点甜瓜，长到半生不熟的时侯，赶上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村革委会非让他拔掉，说这是种的资本主义私根。那时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没办法，只得忍疼割爱，拔掉了甜瓜秧，把那些苦涩的甜瓜，送给左邻右舍淹了咸菜。

河工出征

责任制苦恼的“笑”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全面实行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经营方式的责任制。责任制的实行，给农村农民带来了勃勃生机，我在公社文化站工作时，曾写过《树上的铁钟睡着了》的一首诗：“队长喊，雄鸡叫，钟声震耳传九霄，田间社员廖无几，何谈质量与工效？今日责任制度好，树上铁钟睡着了，一天活路早干完，没误赶集卖豆角”。

回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漫漫之路，农村变化何其之大，亿万农民摆脱了贫困，走上勤劳致富奔小康的社会主义幸福之路，其富民政策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然而，一些难以忘怀的憾事，仍历历在目—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八十年代初，生产队上一个婶子母女仨个过日子，有一年过麦，用小拉车拉麦子，由于镰刀割的麦子打滑，一头缺草少料的老牛东摇西晃，母女俩装不上车，刚装上又散落下来，又累又渴又烦的女孩秀青，堵气回家喝了农药，临死还不停的喊“连碗琪子也没喝上。”

刚实行责任制时，在农村浇地开机器也是一大难事，即便是河里井里有水，架机器，开机器，也不是娘们孩子妇女干的活，常常是抬不动，摇不转，开不了，争井、抢水打仗闹矛盾的事时常发生。

农村过麦也是艰难的累活。割麦子、捆麦子、拉麦子、摊晒打轧、堆场扬场，彻夜不停，常常把人们累傻了，真是歉年愁收成，丰年愁收获，加之繁重的农业税负担，广大农民苦不堪言。

八十年代棉花大发展，鲁棉一号棉花造福了德州人民，家家户户大发棉花财，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在农村，第一次有了勤劳致富的万元户，卖棉难也就成了一大难题。每到棉花收获的季节，卖棉的车排起了长龙，有时排出一、二里地远，更有甚者，连续几天都吃住在棉场大门外的广场与公路旁。瞅准商机的小贩们，把餐馆饭店开到了卖棉车的公路上，卖棉花时翻了车丢了牲口，错了包掉了钱是常有的事。

回忆起鲁棉一号大丰收的年代，可谓是造大福，受大累的年代。

牟书会，男，1951年出生，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共党员，退休干部。平原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冀鲁边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