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当”——回眸生产队敲钟干活的日子

文|王有金

生产队时期，敲牌子问活的事，天天都有，分上午和下午两次。全村四个生产队，都是这样，牌子敲的声声响，招来社员一大帮。

队长提前到问活的地方，然后把牌子敲响，社员们听到响声，知道问活的时间开始了，便走向问活地。问完活，知道干什么了，再回家拿农具，或推车，或到队里的牛栏去牵牛，再去地里干活。

牌子是一个铁东西，或是一个铁钟，用锤子一砸，发出清脆的声响，传得很远，社员们都能听见，也都关注着，习惯了。

问活的地方大都宽阔些，在全队中心前街，显眼处，队长站着或蹲着。每个社员都来问，问一个答一个，也有代问的，一人问一家人的，反正都得问清楚。

队长需要做到心中有数，到了什么季节，应安排干哪些活计，需要多少人，谁能干得了，多大劳动量，几天能干完，全凭经验和算计。

有心计和有经验的队长，安排活计得当，分工搭配合理，不误工误时；新上任或经验不足的队长，往往安排大忽隆，收效不好；有时候安排播种，种植结构不合理，麦收秋收差距明显。

记得村中第二生产队王有森当队长，他胸中有数，对全队的劳动力情况也熟，对田地情况也了如指掌，季节农时也把握得好。他在社员中威信也高，安排活总是得当，社员团结干劲大，每年比其它生产队多打粮，收入高。

那些年，一天三出勤，早上的活不用问，晚上写工分时就知道了，或提前通知了，只有上午和下午必须问活。

记得那时夏天午睡时，最怕牌子响，睡得正香，牌子一响，不问活又不行，又不愿意起来，真是难受，好似《朝阳沟》中的银环，懒得出工问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模式成了历史，问活也就结束了，但延续了几十年的问活行为，仍记忆在人们心中，留存久远。

作者简介：王有金，德州银行退休干部。1969年参军。原籍山东宁津县时集镇郭皋村，与《大刀记》作者郭澄清为同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