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茹志鹃发表于1958年3月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以其“清新、俊逸”的风格独树一帜于男性话语、革命话语、政治话语主导的十七年文学。小说虽然产生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但它以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叙述并直接参与战场后方故事的发展，成功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隐秘地流露出强烈而独特的女性意识，在 “歌颂军民鱼水情”的显性主题背后，隐藏着关注人性、关心个体生命价值的隐性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战争、对人性的深层反思。

二、《百合花》的女性意识

《百合花》是以1946年国共内战为背景的战争题材小说，描述了女卫生员“我”、小通讯员、新婚少妇之间发生的“护送—借被—献被”的感人故事。

来自文工团的“我”是一个毫不避讳地表现出强烈的性别意识的角色。因为“我是个女同志”，所以“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并在紧张的备战时刻特意叫一名通讯员专门护送“我”到前沿包扎所。也正因为“我”是女性，才有了羞怯于与异性交往的小通讯一路上“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却“没让我落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的“奇怪”表现。正像人物自己评价的那样“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小说多次强调性别差异，本身就透露出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有意区别于众多十七年文学作品的无性化或男性化特质。除了几次强调自己是“女同志”，小说还赋予了“我”这个角色鲜明的女性特征：她会怕被小通讯员取笑“胆小害怕”，会使性子“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会“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还会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变化，从“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气起来”，到“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最后甚至“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毫不保留地表现了年轻女性撒娇、活泼、主动、多情、敏感的性格，展现了被视为男人天地的战场上女性个人化的精神特质。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中，作家有意无意地追求“革命的宏大叙事”，大多数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的性别自我不仅朦胧暧昧、模糊不清，而且必须覆之以革命、政治等原则性主题。所以，茹志鹃笔下具有女性强烈主体意识的角色更能给读者带来别致的观感。

“我”不但是小说中参与故事推进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小说唯一叙述者，小通讯员和新媳妇都是“我”的被言说者。在叙事作品中，无论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无论故事从什么时候起被描述，总是要在一定的视点范围内，通过一定的角度和方式来展开。十七年小说的作者多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或男性视角，而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女性视角。在革命话语、男性话语重合的时代，大多数作家包括女作家有意无意地采取了男性化的叙述，女性意识只有与革命话语、暴力叙事相结合才能取得其叙事的合法性。这使得文学创作丧失了女性独特而丰富的感知。

茹志鹃的《百合花》作为一个女性意识强烈的女性文本，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女性叙述视角，弥补了这种缺失。它完全从女性角度和方式出发，将故事婉婉道来。“我”作为叙述者，一开始注意到的就是雨后天晴的秋庄稼、空气里清鲜湿润的香味，甚至会想象“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而在观察小战士时，看到的是“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作为装饰点缀，还有“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庄稼、香味、树枝、野菊花的意象，极力弱化了激烈的战争背景。而男性或男性化叙述看到的常是长枪大炮和鲜血暴力，极力渲染战场的杀戮与胜利。小说的多处细节描写也表现了女性视角的细致独到。比如，“我”紧挨着小战士说话害他紧张得出了一头大汗偷偷用毛巾拭汗；“我”在不清楚新媳妇身份情况下看到“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马上知道她已经结了婚，便“大嫂长大嫂短的”称呼她；前后三次描写通讯员衣肩上的破洞，以及新媳妇在通讯员牺牲后缝补破洞的情形……这些细节描写无不表现出女性叙述者的温婉、细腻，是直接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进行创作的。

根据茹志鹃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1981年上映，钱学恪、张昕执导，崔新琴、沈丹萍、葛建军等主演。

《百合花》是一个把女性置于凸显位置的女性文本。小说中选取的素材非常具有女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意象选择上。故事发生在1946年的中秋佳节，全文多次提到了月亮和月饼，吃月饼时回忆家乡还特别提到了月亮娘娘。月饼是中华特有的传统祭品和食品，是月亮具体物化的象征，而月亮是中华传统诗文中最常出现的经典意象之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阴阳”之说，并可解释为日月、男女之分。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月亮”意象就是阴性、女性的象征。月亮娘娘的选取也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神话元素在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中很少出现，而“月亮娘娘”不管在中西方都是一个和女性主题直接相关的神话。这样的素材选择是在男性化叙述中难以出现的。其次，“我”作为小说唯一叙述者，可以自由主动选择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我”在行文中从未提到过新媳妇的新婚丈夫，连他们的新婚喜事也只是在“我”和通讯员借到被子出门后由旁人告诉的。但重点仍是在强调“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却没有对他们的新婚表达任何祝福。全文也没有表现出新婚应有的喜悦、甜蜜与幸福的气息，而是把空间从新房转移到了满是血伤的包扎所，让新媳妇照顾受伤的男性战士，甚至要解开他们的衣服拭洗污泥血迹。始终掌握着话语权的女性叙述，有意无意地在小说中回避了婚姻、家庭，故意设置了丈夫的缺席，其实正是试图割断女性与家庭的传统联系，改变自古以来女性被束缚在家庭，已婚妇女完全从属家庭和丈夫，没有女性个体和自我的不幸遭遇。文本中出现的女性或者女性的身体，不再是作为承载政治和意识形态争夺的客体。

小说采用女性叙述视角，叙述者“我”参与到故事中，拉近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距离，给人一种亲切、平和之感，增加了文本可接受性，特别是为女性读者提供了一个情感得以自由呈现的想象空间。带着女性作家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也更接近女性生理、心理本质，就连男性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也会被茹志鹃笔下的温婉、细腻、清新所感动。

三、《百合花》的显性主题与隐性主题

十七年时期，大多数作家特别是来自延安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在时代气氛的感召下，怀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主人翁的责任感，创作出一大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作者往往将个人生活视为时代一部分或一个缩影，写个人是为了写时代，或将个人叙述纳入时代大叙述中。茹志鹃的《百合花》在主题上也难以逃脱时代的政治感。茹志鹃最初希望的主题，就是表现战争中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军民互爱，其后评论界也将这个文本解读为“歌颂军民鱼水情”。但这只是长期以来小说的中心主题或显性主题，不能说是小说的全部内涵。作为茹志鹃女性个体意识、主体意识最强的作品，它具有更宽广的主题阐释空间。居于显性主题之下以次要面目出现或隐匿于这类主题背后的，是更加丰富的隐性主题。经过时间的沉淀，像《百合花》这样的十七年女性文本中体现的政治意识已黯然失色，而其中蕴含的女性意识部分正在愈来愈凸显，并具有丰富的张力和价值。

文章最有可能出现战斗场面的高潮被作者轻描淡写，小通讯员为掩护担架队而壮烈牺牲时应该出现的硝烟弥漫、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情形，只由担架员做简单转述，极力弱化残酷的战争背景，而专注于战场后方情感的交流，发现人性细微处的美好。

茹志鹃，当代著名女作家，著名导演王啸平的夫人，王安忆的母亲。

茹志鹃曾经回忆道：

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间，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我”、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三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这句话的最佳体现。

四、结语

小说没有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正面的敌我较量，只是片段式地选取了三人之间短暂的交往活动。在短暂交流活动中，通过一张百合花被子、密密缝过的衣服破洞、两个干馒头，在细微处表现出三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生与死的深厚情谊。在女性意识常处于失声、失语的状态下，茹志鹃潜意识里葆有着时代洪流中女性自我言说的真实感。她关注战争中女性的心理、命运，关注女性在战争中遭受的情感牺牲；她对生命个体价值的尊重，对人道、人性的颂扬，一定意义上，就是作家通过回忆体小说对人类战争的深刻反思。

（全文完）

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