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都藏在了西部片的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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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还在持续发酵，

有色人种的问题，是美国建国开始就存在并难以回避的问题。

你回顾历史便能发现，美国的建国始于暴力侵占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的土地，以及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

即便在他们向来自豪的美国电影中也流露出“有色人种”的意识形态。

某种意义上，“种族问题”始终是美国电影发展的轨道，在美国这趟文化输出高速列车的背后是美国“种族歧视”的轨迹。

这个矛盾不仅呈现在“黑人”身上更呈现在印第安人”身上。

早期的美国西部片便留有强烈的“种族问题”意识以及艺术处理方式——

在西部片里边不会有纯粹的“印第安人”，她们都是“白人化”的印第安人。

白人是她们的救世主。

而印第安男人是电影中的“野蛮人”，他们往往扮演“恶匪”的角色。

白人与他们为伍是耻辱。

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片，我们几乎无法见到独立的印第安人，更别说南方种植园的黑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种族歧视”的转折点——

亚洲第三世界国家的纷纷独立于崛起，即便是推崇种族隔离的美国也被迫开始重视起“有色人种”的正确对待方式。

但根深蒂固的思念观念，并不会随着外部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种族问题”从未离开，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上世纪30年代的西部片，有着很明确的命题“好印第安人必须死”，

因为当时的美国观众的观影理念，无法接受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恋爱，但是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故事却总是能引发人们的关注。

在商业利益的追逐下，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故事编成为了票房大卖的必备元素，但同时由于理念之间的差异，要求编剧们必须在故事情节下功夫：

1. 首先，在电影中出现的女性印第安人必须脱离原始印第安人的野蛮，她必须具备类似于白人的高贵气质与品德修养。
2. 然后，她们不能是灰公主，她们必须得在群体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为观众们不愿意接受灰公主成为白雪公主。
3. 最后，他们之中必须得有一个人死去，而往往这个死去的人是印第安人，因为观众们会为这段爱情故事的遗憾而流泪，但也会因为白人至上的理念的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愉悦。

1931年获得第四届奥斯卡金像最佳电影的《壮志千秋》便是这样的电影。

故事的最后，男主的儿子爱上了印第安的女人，他的母亲极力的反对，而儿子却理直气壮的告诉母亲：“她是酋长的女儿，在部落的地位相当总统女儿的地位。”

电影当然没能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因为这个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段的恋爱过程中早就有着浓烈的种族意识。

这只是一场没有划上句号的悲剧罢了。

上世纪50年代，西部片的创作理念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源自“第二次世界二战”——亚非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崛起。

这迫使电影人也在“有色人种”的问题处理上变得更加的谨慎。

他们开始接受男性印第安人的存在，但这些人必须有明确“打扮”，他们的人物设计上必须有着明显的白人意识的塑造倾向。

即便他们属于“白人文化的印第安人”但是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观众来说，

至少他们开始愿意接受并且欣赏起印第安人的文化——

这个转折点的因素也很多，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源自马丁·路德金黑人意识崛起的主要矛盾转移。

上世纪60年代的印第安人们则没那么好运，

在那个时期的美国西部片里，印第安人虽然开始被接受，但是相比较白人而言，他们依旧无法真正的做到与白人平起做。

西部片里边，西部牛仔的白人是没有办法与印第安人结婚的，因为白人男子取印第安女子是一种对于在他们看来是对于英雄的侮辱。

在1950年的《折箭为盟 》里面的萨姆莱西死去，让那些善良的白人为她留下悲惨的眼泪，但却同时也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正如同，在电影中那些具有“善良”的坏蛋没办法，在被所谓的“公平”与“正义”包裹的权力下获得生存的空间，他们必须死去一样。

善良的印第安人也必须在电影中“死”去。

这一切的故事，直到60年代才开始改变，

但也正如同我们前面所说，这个改变源自主要矛盾的转移。

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也也演变成了“白色印第安人”——

电影中的白人在种种原因之后，接受了印第安人的文化，并站到了印第安人的立场一边。

虽然这些不能真正的改变“有色人种”的问题，但在至少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并且延续至今。

1990年的《与狼共舞》也因此而在第63届奥斯卡上收获7项大奖名扬四海。

虽然和解，但问题还在。

在美国电影输出的文化梦之中，它始终在传递是个人英雄主义与中心主义。

但问题在于，这个慰藉大众的英雄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是白人英雄。

无论是在全球盛行的漫威宇宙的《钢铁侠》与《复仇者联盟》系列的超级英雄，它的超级英雄都是属于白人，并且是具有精英意识的白人。

意识形态前进的步伐实在有些艰难。

卡梅隆在《阿凡达》的空间内，用以人类与外星人的自然问题包裹了文明与野蛮，但实际上，卡梅隆所依靠的依旧还是那套白人的救世理论...

最终拯救阿凡达的不是那些土著人，而是来自那个退役海军陆战队的人类。

他的出现正如同过去的《与狼共舞》一般，他在种种原因之后，接受了阿凡达的土著人的文化，并且站到了他们的立场上，捍卫属于他们的尊严。

从某种意义上，卡梅隆即便再具科幻与前卫的思想意识，但依旧陷在了“白人救世”的创作意识陷阱中。

这个困境到底该如何解决呢？问题还没有标准的答案。

即便是2018年讨论种族问题并斩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绿皮书》也无法找到答案。

它也依旧是把这个问题放置到一个虚构的空间内，也依旧还是那个“白人救世”与“神奇黑人”的模式。

跨越种族问题的胜利只存在自我虚构的想象之中，那些所谓的“平等与公平”也只是虚假的自我满足。

我们依旧在艰难与夹缝中寻找方向，但至少《绿皮书》的最后谢利代替托尼把车开回了纽约，跨越种族，身份，财富，阶级的界限被淡化，一种新型的关系正在建立。

它给了这场艰难爬涉一份慰藉，我们都希望那一天可以早日到来。

本文是作者作为“头条理娱君”特约作者而写，来今日头条看娱乐，有点有料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