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日本正在逐渐走出“广场协议”带来的资产泡沫的灰暗岁月。

年少成名的三浦春马赶上了这个大环境。

7岁童星出道，19岁在《热血高校2》与小栗旬搭戏，后来又顺利的参演了《进击的巨人》《恋空》《极道鲜师》《深夜前的五分钟》等众多的优质日剧。

生活上也没黑料，没绯闻，没炒作，几十年的邻家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20岁的时候，三浦春马给自己写了封信：

有在过着幸福的日子吗？有好好地把珍贵的东西抱在怀里吗？

如果你还是那样无论何事都竭尽全力去面对的人，我会很开心。

总之请依旧是一个强大的人，把珍贵的东西紧紧抱在怀里人。

30岁的时候，三浦春马在自己的豪华公寓里边的衣柜里边上吊了。

他孤独且执拗的把生命定格在了30岁。

受限于信息与文化间的壁垒，官方暂时没有给出“定格生命”的具体原因与经过的答案。

日本本土的影迷们除了悼念外，也没有掀起太多的争议与讨论，更谈不上私底下阴谋论的热议。

短短2天，外界接二连三的讯息就把三浦春马从头条新闻拉下下来，就像过去发生的那些事件一样，刚出来就又消失了。

1. 1968年，川端康成在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辞说道：“我既不赞赏也不同情芥川，还有战后太宰治等人的自杀行为。然而，他本人却在4年后自杀身亡，回归“物衰之美”
2. 2004年，阵风席卷着初中的田径场，足球们的钢架直接连根拔起，而一名初中生则恰好被狂风吹到撞向了钢架而死。四天后，校长参加了葬礼，并且多次向学生的家属道歉，第五天，校长留下遗书，一跃而下，宣称自己会对“事故负责”。
3. 2007年，日本的常冈俊胜（Toshikatsu Matsuoka）是六次当选参议院议员，曾位居日本农林大臣，然而同年他却深陷一系列丑闻，在距离国会主持的质询前数小时上吊自杀。

频繁的自杀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似乎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人去关心”预防“问题，或者说，他们已经就接受了“死亡”的价值认同。

日本的历史研究学者解释道：佛教与武士道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死亡倾向被无限放大，即“生活”被“生死”所取代。简单来说，日本人认为生命的价值既是寻找死亡的意义。

他们的武士“圣经”的书籍上甚至直言：“武士道的精神就是死亡”。

发酵的信仰

日本这个国家，虽然地处亚洲的东部，四周靠海，拥有众多优良的海港和天然渔场，但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才建立海洋文明，而在此之前日本一直依靠着国土超过70%的面积被森林所覆众多肥沃的平原，大力搞农业化生产，形成的是农耕文明。但由于日本地处地壳活跃地带，经常有爆发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需要找到一个精神的寄托与希望的渴望。

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日本人崇尚生命，建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联系，并在农耕之时诞生了原始的“神道”。公元四世纪，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武统日本之后，天皇的权力被赋予了宗教的色彩，日本的宗教色彩本身就是伴随着农耕文明进展的。天皇统一了生产力，也就是统一了信仰。

这也间接促使了日本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这个等级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治，但与此同时它也压抑着人们内心最为本真的欲望与渴望，这让人们希望能够借以外物的精神空间来逃离“井底之蛙”般的现实，神话便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寄托。

日本的早期神话建立了二元世界，他们把现世称为“黑暗的污秽世界”，而来世则是“天堂般的高原”在他们的早期神话中，古代的日本诸神就住在了“来世”的天堂般高原，他们向往着高原。这样的早期神话思想中有着强烈的世俗化取向，简单来说，之所以他们相信“来世”是因为他们渴望能够获得解脱以及去往“神话般的高原”。

公元六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之后，它以更悲观与世俗的方式强化了早期神话中的生死观。

它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类都在经历着不断的苦难，物质与权力的拥有不过是一种短暂式的逃离，生活才是人类悲剧和痛苦的主要根源。

而日本土的神道教的世俗性和佛教的世俗主义又恰好的迎合了日本武士阶级的发展。

武士的影子

随着统治阶层的没落，各封地间的资源争夺，土地战争，从10世纪开始，武士便充当起了维护地方统治的阶级。从镰仓时代（1185-1333年）开始，武士们就受到了影响，他们积极的肯定死亡，以此来肯定武士的英勇与忠诚，而那些优越的品格最早会帮助他们走向超越生死的高原。

从13世纪开始，“武士刀”精神在禅宗和儒家哲学，神道教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发展壮大，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武士道“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完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巩固了民族团结与国泰民安的社会，武士阶层功不可没。

可德川幕府的和平时期，没有战争没有内乱，武士阶层也就无用武之地，他们极力去寻找并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忠诚，于是当领主去世之后，成千上午的武士追随领主前往坟墓。每个封建主领土上的武士们都为这种忠诚与荣誉而感到自豪。

这种伦理价值观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是日本人开始反思武士道精神的“徽章两面性”，于是在儒学思想下把武士道原来实践，制度的道德规划，转化成一种对于精神信仰的道德规范，但武士们依旧对“实践，制度“抱有浪漫主义的暧昧态度，这迫使了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政府直接颁布了“废刀令”，禁止民众带刀上街，彻底从行政与法律上终结了武士阶层。

但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它带有浓重的封建气息，它的统治阶层的核心权力人物本身就大多数出身豪门规则的武士阶层，即便是到了20世纪，日本的统治阶层依旧有超过一半的是武士阶层出身，六十年末日本经济腾飞的时候，也有着超过五分之一的武士阶层后裔。

明治维新之后，天皇重新成为了权力的中心，为了凝固民族力，明治颁布了《军人训诫》在内的多项政策，并且推行了全民皆兵的兵役制。武士道，顺理成章的融入到了每一个日本人的内心与道德伦理的行为准则。用新渡户稻造的话就是说：“即使最具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

活着

在现代日本，虽然早已经没有带刀的武士，也没有陪葬的武士，但是武士道却从未离开过日本，在过去的百年内，它始终推动着日本往前发展与凝固精神的力量，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态罢了。过去的“忠武道”在现代文明转变成为了对社会的忠诚。

武士家族消失了，但企业却传承了武士家族的内核，我们常说匠人出在日本，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做这件事的，日本人把自己本职的工作看成是一种“忠”的奉献与圣神的职责，而错误的理解下，日本社会“忠“’的驱动力迫使日本人把工作高于自己的生命。

正如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评价道：

“为了强调某种价值会晤而进行的自杀，就算这种价值是政治性的也罢，是感情性的也罢，即使关系到到琐碎的责任也罢，在这个国度里，不管它的价值如何，大多数还是会被肯定。自我牺牲本身就是价值。”

在自然衰老的过程中，人类遭遇记忆丧失，身体机能退化，运动协调能力丧失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死亡发生，而日本人却认为这种死亡不具美的意义。

他们深信日本的物衰之美，把死为起点，而不是终点。

死亡是生命的最高虚无，虚无又是精神的最高的悬浮状态，是接近宗教和诗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美和灵魂的生化。

日本的自杀与文化因素并非是一时兴起的冲动或者是某种畸形的内容，它是日本人一种通过自我意识来肯定生化的最有利的方法之一，虽然浪漫但也足够凄凉与绝望。这不值得我们学习。

武士道文化，是日本的精神支柱，但却也是统治阶层给人们的枷锁。

当人遭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要轻易地把自杀和解决方案划等号，自杀并不等于解脱，人说自己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是在给自己寻找逃离的通道与解决的方案。

人类不应该做文化的奴隶，而是要去文化的主人，要与时俱进在社会的浪潮中丢弃糟粕，发挥其传统文化的优良价值。

无论你遭遇了什么，活着，好好活着，就那样活着就好了，一切都会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