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过后，再读便是“庸俗”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百部电影的榜单上，绝对有着《阿甘正传》的名字。

它是一部集历史，文化，传奇，梦想，理想的当代美国寓言的电影。

在阿甘传奇人生的背后是美国的历史变迁与美国梦的实现。

它所奔跑的背后是各种形式的民权运动，政治博弈，女权觉醒，摇滚乐，反战思潮，反种族歧视。

制片人温迪 · 费勒曼也如此评价道：

我觉得故事里的阿甘简直就是典型的美国人, 他的成长过程又正好是我们所经历的, 他使我们清晰地回顾过去的历史。 他是个好人, 能令人落泪也能逗人发笑。

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看，《阿甘正传》正是“美国梦”的意识形态的完美阐释。

我们看到并见证了，这个智商75分的阿甘，从身体有些残缺的儿童，到橄榄球健将，到越战“英雄”，捕鱼大亨，投资巨鳄的转变。

他的善良与坚韧是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公认的美德。

也是1931年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提出的“美国梦”概念所推崇的：

“一个人，只要他有理想，有抱负，有信念，肯吃苦，肯努力，肯闯荡，那么他终将会走向成功。”

阿甘成功背后所映射的就是对美国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思潮的肯定与赞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梦”是美国文化占有最为核心的地位，它也是美国人的追求幸福生活的标准与信念。

《阿甘正传》的出现毫无疑问给世界上每一个“摇摆的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与思想启蒙。它配得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百部电影。

自1994年上映的26年后，我们重读《阿甘正常》必须意识到电影在创作的途中，

那些所谓的公平，自由，权力，生命，解放，几乎都被明码标价摆上货架。

电影中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以一种霸权的形式阻碍甚至是伤害了彻底的平民奋斗史。

这使得《阿甘正传》虽然在“奔跑”的过程中见证历史，也与历史和解，但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的“见证与和解”是一种精神致幻剂，它的创作意识形态掩盖了“合理性”背后的匮乏。

说的再简单一些，《阿甘正传》里面所创造的一幅完美的奋斗史的设计图，绝不是一个丰裕社会，它同样匮乏，并且隐藏了各种各样的危机，这种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用外化的欲望填充过去了。

因为我们必须要认识的是丰裕社会的是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的，而《阿甘正传》励志的奥秘就在于它不断刺激人们物质与精神的欲望来创造一个匮乏的状态。

这种匮乏的状态促使着每个人希望借以物质的欲望来填补内心的虚无。

阿甘的背后就是关于物质与财富的成功的梦，它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成功的梦，它把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放置到了“阿甘”的个人身上，却不去考虑其背后的建制的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因此电影中那个“超常”的阿甘，依旧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化的目标，是生存信念的外化雕塑，是“美国”的象征，他有着每一个普通人艰苦奋斗的影子，但也因此有着每一个人身上的阴暗面。

阿甘虽然走向了成功，但这个“合理性”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却依旧还在。

神奇的黑人形象

美国的社会问题中“种族歧视”无法逃避，而《阿甘正传》则用以“神奇的黑人”“白人救世主”的模式消解并且重构了“歧视”的这个标签。

在影片中阿甘的母亲首先用的南方将领 “Nathan Bedford Forrest”命运自己的儿子，稍微读过历史的读者便能明白，美国的南北战争的南方将领隶属农奴主的派系，因此阿甘的名字本身便带有歧视的标签，但是在后期通过了身份的置换与消解中，他撕掉了这个标签。

在阿甘讲述的故事，第一位听众便是黑人女性，而在他故事中的大学时代，亚拉巴马大学取消了种族隔离，但依旧存在“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但阿甘的选择却是为这些黑人发声。

他在军队中结交了布巴，在战争中，他以个人英雄的形象回去拯救了黑人巴布，但巴布还是难逃一劫，但阿甘在随后的生活中在教堂中与黑人一起祈祷，甚至功成名就之后的资助的对象都是黑人，而巴布的妻子也在收到了阿甘寄来的钱之后，角色胡煌，一个人色佣人为黑人端上了饭菜。

这种重构与身份的互换固然使得观众们在看起来的是有着一种精神上愉悦的快意，但本质上阿甘之所会变得伟大，正是建立在黑人的铺垫之上。换句话来说，是战友巴布的死去让阿甘有了更为明确的种族间的认识，是他的投资让黑人有了独立品性的开始。

在《阿甘正传》中，“神奇的黑人”一次又一次激发了阿甘的内心柔软的世界，并不断鞭策着他成长并最终走向救世主的模式。因此在电影中所呈现的“种族歧视”的和解依旧是只存在虚构的自我想象中，那些所谓的“平等与公平”也只是虚假的自我满足。

被代表的女性

在《阿甘正传》里边所刻画的女性角色仅有两个

1. 阿甘他妈妈
2. 珍妮

两个女性角色在处理的途中依旧是一种去他者化，也就是突出了她们极为脆弱的一面，让她们成为叙事上的工具性人物，刻画成某种极具代表性的符号。

这样的设计使得她们在电影中呈现出一种封闭自我的意识。这种“封闭自我”就如同荒诞剧中“疯子”的设定，这些人活在自我圈定的世界与外界的世界达成了一种监视与被监视的状态。

这种设定尤其突出在珍妮身上。珍妮虽然无数次反叛追求所谓的个人梦想自由与独立，但是在影片中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她独立的镜头，她所梦想登上PlayBoy的杂志封面也不过是男性消费的一本杂志。

她所谓的主义在主流价值观看成为一种众矢之的的笑话与无解，珍妮始终没能追求到自己的理想与幸福的一声，反倒是在漂泊大半辈子的绝望后才得到了与阿甘结婚的幸福。

珍妮作为被代表的女性似乎在象征着家庭或许才是她们的归宿与安谧的选择。

缺失的父

在《阿甘正传》里面，我们几乎见不到象征着“父”身份的形象与出现，即便在影片的开始曾有过珍妮父亲的交代，但是导演却从未交代过父亲的身份与父亲的脸，但是从故事的最后，珍妮的墓碑上写着，生于1945年的猜测来看，“父”形象的缺失极大可能是他们的父辈是二战的战士或者参与者。

正如丹所描述的那样，他崇拜自己家族的光荣史，并且丹几代人都参与了美国不同时期的战争，并且都牺牲在了战争上。而珍妮的父亲，虽然带有些病态的符号，但是当他穿着军裤，穿过那片草地，似乎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布巴的父亲也缺席的，在布巴家人的两次集体出场的时候，我们几乎找不到父亲的身份与形象。

我们似乎很难给这些“父”的身份缺失找到100%的证据与说服力，但是从时代特征与命运遭遇来看，牺牲在战场是一个极大的可能性答案。同时代不同性格的四个人，在“父”的形象缺失下不同的命运都指向了"家”的存在与构建。缺失的“父”所呼应的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成长与承担。

他者的霸权

《阿甘正传》的故事演化，经历了从单纯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到一种实用梦幻制造机的一种不稳定的过程，虽然不断通过设计完成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建设，但是这个建设的过程的主旨是在过程中强化“控制”以确保对产品品质的控制。

在文化的领域内，《阿甘正常》的制作中存在“他者”的概念理念，这个“他者”的意思是：“将一个人，一个群体 或一种制度定义为他者，将他们置于人们所认定的自己所属 的体系之外。”但问题在于，这个“他者”的概念在影视之中有着霸权的因素。

“他者”概念演化的复杂性就在于，物本身也包含着不稳定性，即便通过概念把电影打造成具有工匠精神的完美作品，但本质上这种精神依旧是制造者的自我控制，但人的惰性与随性会使得这种“工匠”被消解被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阿甘正传》这样的工匠品，在伦理与励志治愈的层面上，它仍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具有着积极作用，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看到电影中的那些“徽章”的两面性。

我们的中国电影又能造化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