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六论“文人相轻”—— 一二卖》云:
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文人相轻”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
最早见诸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里引发两个思考:“文人”是什么人?“古”从何时起?
《诗.大雅,江汉》云:“告于文人。”指有德行的祖先。
曹丕《与吴质书》认为: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他推断是人的性情使然,文人容易过度自信,不易包容,再加上文体多样,很少有人都擅长,所以容易坚持己见,攻击不同意见之人。
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设稷下学宫招揽天下英才,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所有学派,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荀子(荀况)等。
诸子百家的相互诘难推动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的兴盛,以及春秋战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公元744年,李白与杜甫相识于洛阳,自从见面后,两人就惺惺相惜,成为了千古“佳人”。
杜甫写给李白的“情书”,可考证的多达15首,如:《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李白惨遭迫害时,只有杜甫敢于站出来,为李白辩驳。李白之于杜甫,亦大抵如此。
《梦李白》
【其二】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
翻译过来:
天上的浮云天天飘来飘去,远游的故人(李白)却久久未归。
夜晚我常常梦见你,可见你对我的深情厚意。
分别时你神色匆匆,说相见多么的不易。
江湖上航行风险浪急,总担心你被掀翻沉没。
出门时搔着满头白发,悔恨辜负了自己的平生之志。
京城满是华车丽服权贵,你才华盖世却容颜易悴。
谁能说天理公道不欺人,迟暮之年你却无辜受累。
纵使有流芳百世的美名,却难以补偿所遭受的冷落悲戚。
天下知音大抵如此!
民国时期(大陆,1912—1949年),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开启民智”,承担起社会思想解放的引路人,领导了一场场思想解放运动。
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离不开文化人之间在报纸上的相互讨论和批驳。各种先进思想得以不断传播。各派之间的相互批判成为民国思想进步的推动力。
导火线:林语堂《做文与做人》
1935年1月.林语堂发表了文章《做文与做人》。既有对文人的赞誉,也有对文人的批判。批判的依据在于:
一.文人好相轻,与女人之间吵骂相同。
二.文人不敢骂武人,只能自相骂来出气。这与妓女骂妓女,但不敢骂嫖客一个道理,原因都是为了取媚于世。
三.如“妓女"。“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完全丧失了人格独立性。
四."假文学",道貌岸然,心口不一。
曹聚仁批驳:《论“文人相轻”》
此文一出,即来非议。1935年4月曹聚仁发表《论“文人相轻”》,对林语堂的观点进行批判:
一.“文人相轻”只是一种批评,无“相骂”的意味。“文人相轻”是一种正常的文坛论争,不等于人身攻击。
二.“文坛有如战场,自古以来,从不曾有过*平静无事’的气象。”文坛论争是常态。
三.古往今来的文学都是在不断的论争中得以进步的。
所以,“我是不反对‘文人相轻'的,我希望中国文坛能养成健全有力的批评空气!”
鲁迅加入:《“文人相轻"》
鲁迅加入论战。于同年5月发表《“文人相轻"》,批评林语堂的观点。文章指出:林语堂把文坛论争“轻蔑”为“文人相轻",属于“混淆黑白",只会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并强调文人之间的相互批判,应“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做到公正客观。批评家应正确的进行文学批评,不应被所谓的“文人相轻"的“思名“所“吓昏"了。
鲁迅:《再论“文人相轻”》
同年6月,鲁迅再发表《再论“文人相轻”》,继续批评林语堂的观点。他指出:
况且现在文坛上的纠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文笔的短长。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老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
文章最后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 (Hercules) 的紧抱了 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 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鲁迅再次否定了林语堂“文人相轻”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文坛的批评是必然的和必要的。文人应敢于直言,要有包容的、开放的心胸,能容纳所有的意见。
魏金枝加入:
《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
针对鲁迅的观点,魏金枝发表了《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文章指出:
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
但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悬,便有些为难。
也即是说,“是”与“非”是一个统一体,天下没有绝对的是非分明,“非”中有“是”,“是”中有“非”。
鲁迅“趁热打铁”
接着,1935年8月鲁迅再发《三论“文人相轻”》的文章给予回击,9月又发《四论“文人相轻”》、《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六论“文人相轻”—— 一二卖》,继续讨论“文人相轻”。
沈从文加入“队伍”:
《谈谈上海的刊物》
1935年8月18日,沈从文加入进来,他以烟之的笔名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抨击了某些刊物的“争斗“现象。文章说到: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被骂的一股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闲”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沈从文认为论坛无休的论争,会带坏读者,让他们养成喜欢“看热闹”而不喜欢认真读书的坏习惯。
鲁迅再度“出山”: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针对沈从文的文章,同年10月鲁迅再度“出山”,发表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一文,予以回应。至此才告结。文章说到: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从他们的文章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博学多识的“大家”,语言幽默而富有哲理,读来让人心生敬佩。观点不同,原因在于思考的角度不同。针对一事,大家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阐述,形成民国一次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中华民族的进步何尝不是幸事?
中国的近代化,最主要的是经济的近代化和思想文化的近代化。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论争都加快近代先进思想的融合、交流和传播。
当然,中国历史上文人之间的“相害”也屡见不鲜。今天不再赘述。
“文人相轻”本身无可争议,是好是坏,主要看人。一是看论争双方的个人素养,二是看论争双方的知识薄寡,当然还有社会环境的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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