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中似有一线光明-空明连载小说《时空场》（10）

1976年实在是太不寻常了，一月8日总理逝世；七月6日朱德逝世；28日唐山大地震；九月9日毛主席逝世；十月6日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

新时代春天来临前的寒冬是如此不同，直到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经历了苦难，再次出山之后，才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团。在此一个月前，我已经去插队了。

插队知青前后有几千万之多，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政策，个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插队的地方很近，就在北京郊区农村。

第一天劳动，我参加的是清理鱼塘。放干池水后，大家在鱼塘里抓鱼，开心得不行，一开始根本抓不住，老知青说：“你得迎着头去抓。”果然好使。回到知青宿舍，看到水缸是空的，我便拎起扁担和水桶去了井边。

城里孩子还真没玩过辘辘，我蹲了蹲吊桶，似乎没什么用，老知青于青走了过来，轻轻一荡，桶就下去了。看来要学的东西还不少。

老知青于清很快和我成了朋友，他说：“单从体验方面说，短期插队或许有些正面意义，但从人与土地的关系看，插队反倒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为，那时的公社生产队体制下，劳动效率低下，知青并没有带去新的生产技术，不是不可能，而是体制不容许。但口粮负担是实实在在的。工商业文明依靠的是城市化的工业效率解决了人口增长与固定土地间的内在冲突。”

老知青，特别是年岁大一些的女生，说起前途来，哭得稀里哗啦，她们不是怕苦，而是完全没有勇气接受自己变成一个农民。

那么农民当时的状态到底怎样呢？工分制在那么落后的公有制生产方式中，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只是个人永远不可能也不敢违背自上而下的官僚意志。农民因为见识有限，其实是非常胆小。

　　在我插队的生产队，对农时和作物耕作过程熟悉的人根本就没两个人。多数年轻人只是唯命是从地听队长下达作业指令，自己的农业常识已经退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我发现真正对农业技术有心的是地主儿子，他们活得诚惶诚恐，逢年过节说不定还要被拉出来斗斗。真合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农民的苦是一种压抑的苦，他们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种什么，卖什么，自己说了都不算。

知青又何尝不是呢？劳动方式和地点如果不能选择，劳动本身的权力实际已被剥夺了大半。

知青们看到了农民的今天，难道不为自己的明天担心吗？而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四人帮”已被打倒，邓小平刚刚重出江湖。期待无法真正充饥，望梅止渴而已。

我夏天种稻，冬天挖河，扛两百斤的精米包，挑禾苗折了两根扁担。可最大的收获却是近距离地了解了农民，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顶着“贫下中农”光环的受苦人。

我真的还有前途吗？我不敢想，但尚怀有希望。我两只手上最多打了十七个泡，但我想我和其他知青没什么区别，焦虑的不是环境的艰苦，而是在无望的困境中，一直做着无意义的事。对低下生产率以及人口增长对固定可耕地的矛盾，我们没有雪中送炭，反倒是“落井下石”，惭愧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