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的搬运工生涯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作者：陈好梅

一． “馅饼”

1975年，重庆出台了一个政策，知青中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但父母身边无人的家庭，可以“照顾”一个子女回城。

于是我家就得到了一个回城名额。

虽然天上突然掉了个馅饼，可是我们这些人却不领情，个个都“叫花子嫌饭酸”，对其中的馅料十分不满——因为根据此政策去乡下招工的都属于“低端”的合作社性质的单位，其待遇及名声比“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低了不止一个“篾块”。

光是单位烂也就罢了，关键是活儿也太差——来我们县招工的只有重庆各区交通局属下的运输社，去其它县招工的则有属于二轻局的小百货店等。那些单位的活儿好多了，至少有一片瓦遮顶，不用走街串巷地“砸笨”（卖力气）。

虽然大家都觉得命运不济，却也毫无办法（被“照顾”的都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的家庭），只得不知感恩牢骚满腹地接住了这个招人怨的馅饼。

然后就办手续、宴请大队的知青好友、分发旧衣物给要好的老乡……等等等等。整个过程都匆匆忙忙的，也没有什么离愁别绪——那些年每个人都像是被命运的大手推着急忙去赶下一场似的，轻易生不出什么感慨来。

只记得在区上等班车时，遇到了将要成为“同事”的一个老高三的“老知青”，他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之子，为人善良，在知青中口碑很好。他吓唬我说：“回去要拉板板车哟，你不虚吗（怕）？”我外强中干地答道：“管得它拉么子车，老子都不虚！”

二．“乙班”

回到重庆就去报到。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朝天门运输社的那座四层楼房算是很气派的。其顶层是大会议室，下面几层是办公室，楼旁还有一间简陋的平房当食堂。

从楼门出去，往上走几步梯坎，转右就是朝天门码头。如果往上走，则是“大什字”，再往上是“小什字”和解放碑，都是重庆最繁华的寸土寸金的地界儿。往下走则是长长的一坡梯坎，可以下到东水门城门口，再往下就出城门到长江边了。

回想当年，我们这批被“照顾”回城的知青大驾光临时，可真是给这座楼增添了新鲜血液。因为工作太差，社里已经多年没有新人进来了，现在终于被这些“背时知青”填补了空缺。

那时的朝天门运输社应该算鼎盛时期了。它是渝中区交通局系统里最大的运输社，总职工达到九百人左右，除了各个运输队，还有好几辆大卡车，有两个车队和两个汽修车间。

我们这四五十个知青进社后成立了一个“青年班”，在大会议室里学习了几天。主持学习的是两个党支部书记：老的是赖书记，当时有四五十岁，像很多重庆的老工人一样瘦削精干，眼神犀利，讲话实在；年轻些的是个女书记，姓黄，说话细声细气。（运输社的干部都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每周还有一天要下班组干力气活儿，因此对业务很熟悉。）

脱产学习几天以后，我们组成了男女青工队，各由一个老工人带领着干活儿。三个月后青工班解散，大家分别去了各个班组。

运输社分为甲乙丙三类班组。

“甲班”和“起重班”很少，是社里的翘楚。它们的成员多是精壮的男人。其“常驻单位”一般是重钢厂这样的重型工业企业，搬运的也大都是重型机械，据说一个月能“找”一两百块钱呢！不知有没有青工班的男生分去，只知道有人是很向往去那里“找大钱”的。

同样为数很少的“丙班”，则是老弱病残的集散地，他们一般没有“常驻单位”，完全打零散工，人员看起来也是破破烂烂可怜兮兮的。记得青工班里只有一个体力和智力都很差的男生分去了，听说他没过多久就“转行”当叫花子去了。

处于中间状态的“乙班”最多，有好几十个，几乎所有的青工都分到了那里。乙班一般也都有自己的“常驻单位”，其基本工资是每天一块四角四分钱。除此以外，每天还会另外算钱，视当天的“活路”轻重多少而定。这样如果你天天上班，一个月“找”个五六十块钱是没有问题的。比起一般企业里拿学徒工资的青工，也算是“找大钱”了。

我和我的“联手”（一起抬杠子的人）及两个男生被分在了23班，里面有十几个“老工人”。她们都是195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那时候都在四五十岁的样子，还有两个近六十岁的，我们统称她们为某“孃孃”。她们大都没有文化，但都继承了四川妇女能吃苦肯下力的传统，成为这个行当的主力军。

孃孃们教给我们的不多，除了怎么捆绑货物，怎么“起肩”——这是不断强调的重点，万一没有“扎紧腰杆”就胡乱起肩，把腰闪了可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怎么将货物装入卡车并固定之外，最喜欢用来开导我们的是两句话，一句是“力气用了力气在”，意思是劝君勿惜力，力气这个东西嘛是越用越有的；另一句是“杠子丢了就丢了”，意思是这个工作就是好来就是好，啥子压力都没得，下了班杠子一丢就万事大吉了。

我对这两句话很“不了然”（不满意）。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力气其实是很有限的，用了就没有了；另外我还发现，这个东西仿佛跟基因有点儿关系，我们这几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就是不行，在拼力气的场合基本上等同于废物；而青工班其他人好像都比我们厉害，有个女生很快就上手了，她告诉我们说，每天下班时，她还剩下好多力气没有用完呢！

第二句话在我看来更是阿Q，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之嫌疑。什么“丢了就丢了”，我还就想做“丢”不了的工作，并相信自己肯定能做得好，可惜没人让你做罢了！

23班的“常驻单位”是重庆市农机公司和一个食品公司。

农机公司有好几个仓库，分别在沙坪坝区的李子坝和江北区的五里店。记得那时去李子坝仓库的时候似乎要多一些，那儿的活儿不重，是我最喜欢的“业务单位”。更何况，在那儿我还很荣幸地被认定为我们班工人中最有文化的一个，常常被委以重任——坐在桌旁开单子，其他人则根据单子的指令在仓库里整理货架，把那些东西分门别类地搬来搬去。这样一天很轻松地就混过去了，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幸福。

去五里店仓库就充满悬念了，因为你很难猜到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业务”。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孃孃跟着那个仓库的人一起去什么地方取货，我一路上都在担心会不会是个太重的家伙，结果取到手一看，原来只是个不到半尺的小物件，一个人拿着就回来了！

可是很多时候都没有这么幸运。比如有一次，要将仓库里的手扶式拖拉机搬出来装车。虽说把它们从仓库抬到门口不需要走多少路，可是要装车的话就得两个人抬着上跳板。这家伙梆重梆重的，可能有两百多斤，我们勉强起肩抬着走几步尚可，要一步一步往上走就完全不可能了。结果那次我们只能把它抬到跳板处，再换孃孃们抬上车。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市区的农机仓库附近，要把一些很重的啥子东东抬上一坡梯坎。那次我联手没上班，我只能和一个“孃孃”抬，结果我才抬了一会儿就坚持不下去了，力气用了力气不在了！我只好坐在梯坎上抹了一会儿眼泪，然后在孃孃们莫名惊诧的眼光中毅然决定：“杠子丢了就丢了”！我不干了，回家！

现在想来，幸亏运输社实行的是按天的计时计件工资制，它给了我很大的底气——这天的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至于另一家“常驻单位”，也就是那个食品公司，我的印象就更加模糊了，反正都是搬搬抬抬的，记不得具体在哪儿和做些什么了。

但是有件事情却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们从朝天门码头搬了好多纸箱包装的水果罐头，运到食品公司后，一时没有地方堆放，就摞在公司的门外，路过的闲人和半大孩子们纷纷撕开纸箱掏一两瓶就跑。我奉命在那儿看着，可是根本看不住，赶走这个那个又来了。我心里急得要命，催那个管事的快点儿决定搬到哪儿去，他却一点儿也不着急，还觉得我这人挺奇怪的——又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急个啥子嘛？

那些孃孃们也不怎么着急。其实，要不是有我在那儿看着有点儿制约作用，她们中有几个说不定也会趁乱拿一瓶走呢！记得我们班有个大胖孃孃就经常是搬什么就拿什么，只要她拿得着且不被发现。有一次运酒，前面的人扛着的纸箱里的瓶装酒有破的，白酒一路滴下来，她就追上去，弯着腰伸长脖子边跑边用嘴去接着喝，那模样趣怪得紧，大家看了都笑得要死，只有我对此不太“了然”。

我想这要归功于我多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它使我觉得拿公家的一针一线都是大逆不道。不过经过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后来我也有些近墨者黑了，曾经在一次搬运中药时帮邻居的孩子拿了一把“使君子”——那是很好吃的一种药，就像花生瓜子一样香，是用来打蛔虫的。

三. “业务”

虽然每个班都有“常驻”单位，但那只是相对的，在人家没有需要的情况下，你就会被派去做其它的活路了。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第二天的命运呢？这很好办，我们班长（一个温和的中年女人）每天会在下班前找个有电话的地方，打电话问一下业务处。然后就会交代一声，让大家知道明天去什么地方做什么活路（包括要不要去业务处带上杠子）；如果没有办法打电话或者业务还没有确定呢，你就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像老工人一样听天由命，第二天早上到了业务处再听从吩咐指哪儿打哪儿，另一个就是像我一样密切持续并忐忑不安地关心自己的命运——下班回到家后，我一定会在我妈单位的传达室打一个电话到业务处，像地下党接头似的压低声音询问：请问23班明天的业务？得到回复之后再决定明天是否去上班的问题。

回复的内容也有两种，一种是很明确的，另一种却是“等业务”——如果遇到后者，你就可以患得患失地抱着赌徒般的心态去上班了。那不可知的“业务”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全看你那天的运气如何。

业务处离运输社的办公楼不远，在街边一间大而简陋的平房里。它的门永远大开着，窗下是两张堆着各种纸张票据的办公桌，两个人坐在那儿接电话作记录并分配业务；其他地方放置着各种乱七八糟的物件，还有十来条木头长凳，你可以坐在这些长凳上“等业务”。

我那时完全不会和孃孃们相处，对她们摆的龙门阵也没有兴趣听，每逢去“等业务”时，就总是带一本小说去读；因为室内太昏暗，又总是坐到门口的长凳上，所以永远不可能跟“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不过孃孃们还是认为我很听话很懂事，甚至跟别的班的孃孃们介绍道：“只得她一个乖，只得她一个哟！”

现在想来，我们在乡下时之所以能与老乡们相处甚欢，那是因为双方都有着接近的意愿；再说我们那儿的农民说话还特别“雀”（诙谐），同龄的后生家和妹仔们也多，一个个都伶牙俐齿活泼可爱的；更何况作为知青，我们也不可能不注意“群众影响”。

可是在运输社就不一样了，除了几个突出些的如大胖孃孃之类，其余那些孃孃们姓甚名谁外貌品行我一概不知，现在记忆中更是一片模糊。一起分到23班的几个年轻人，除了我的“联手”以外，另两个男生都属于小我几岁的小文盲，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交集。再说到了这样的单位，好像也无需注意什么群众影响了，你自己就是群众，在凭力气“找钱”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优势的群众，那还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呢？

所以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脱离群众，谁都不理地一边看书一边“等业务”，虽然还是担着心受着怕，却也能享受到短暂的幸福。万一这一天什么业务都没有等到，那你就可以白拿这天的基本工资，带着感恩的心下班回家；可是万一等着等着等来了一单呢，那就说不好了，什么奇怪的业务都可能降临在你的头上。

当然即使得到明确的回复，知道第二天要去哪里，那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你不一定知道你要去搬运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的印象里，那些零零碎碎的业务还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呢：有到各个仓库去装卸的，有在朝天门码头“上船”“下船”的，也有去其他单位打杂的。反正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重庆的“旮旮角角”，什么奇怪的地方都去过。

记得有一次是往一间什么染布厂运东西。那个工厂破旧不堪，昏暗的厂房里有几个大染锅，里面翻腾着颜色可疑的泡沫，弄得到处都雾气腾腾的。几个瘦骨嶙峋的老工人只穿着裤头，赤膊站在大滚锅旁忙活。这幅画面居然令我得到了一丝安慰和平衡：原来这世上还有比我们更差的工作啊！

还有一次，不知去什么地方搬运什么物件时，看到了一个简陋的羊圈。里面的气氛十分悲惨同时又很欢乐——不大的围栏里，惊惶的羊群转着圈地奔跑着，但无论如何逃不掉被宰杀的命运；围栏外除了看热闹的人，还有好多小男娃，他们不断地乘人不备翻进栏杆，追着那些羊跑几步，然后一下子跳上羊背，死死地抓住羊脖子上的毛，兴高采烈大呼小叫地骑上一会儿；围栏的出口站着几个屠夫，他们穿着胶皮的高筒靴，戴着肮脏的围裙和套袖，目无表情地进行着流水作业：随便抓住一只正在奔跑的羊，顺手就给它一刀！

我们还在一个工地守过夜。那工地就在大马路边，我们一连几天都在那里搬搬抬抬，晚上则轮班守夜。我被分配和一个个子十分矮小的女孩子一起轮班，她可能是后来顶替进来的退休工人子女吧。只记得我曾对这种守夜的意义和安全性表示疑虑，班长安慰我们说，本来工地上也没得啥子可偷的，加之又是在大路边，不会有什么事情的。那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家里带了塑料布之类的东西，给我们俩营造了一个可以躺一会儿睡觉的小窝，还捡拾了一些木片烤火取暖。

除了这些比较独特的经历以外，剩下的就是那些常规业务了。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下船”和“上船”，即在朝天门码头上，把船运过来的货物卸下来装上卡车，或反而行之。这些货物一般都很重，比如水泥、榨菜、中药等等。

几个仓库的活路也令人生畏。其中一个是在粮食仓库搬运大米。记得是一百斤一麻袋，我绝对无法把它们扛上跳板，只能勉强起肩疾走几步靠到卡车边上，由装车的人拖进去。

还有那个现在的四星级景区湖广会馆，听说那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去的五金仓库。可是我怎么也无法把现在这个堂皇的建筑物跟记忆中的库房对上号——那库房又黑又大，里面堆满了各种五金配件，我们的业务就是把库房里的东西搬到停在库房门口的大卡车上。

记得有一次是搬运铜线圈。这活路做起来太影响形象了——把一两个直径约两尺的铜线圈套在脖子上。因为东西太重，所以大家都目无表情步履沉重地缓缓而行，看起来非常怪异。要知道我可是外貌协会的，太难看的事情做起来是很不爽滴。再说了，那仓库可就在路边，还得担心遇到认识的人呢！

写到此不禁唏嘘，不到半个世纪，我们的“芳华”就无处可寻了！

作者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