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年在大李村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作者：吴量福

妥协是一个充斥于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而不受人们注意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妥协意味着在各种博弈中，双方，或多方都要放弃一些自身利益，以求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结果。这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意味着，各方得到的并不是最大利益，而是将自身得到的利益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水平。在政治制度的运作中，妥协几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什么是政治？政治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与再分配，是一个博弈过程。而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妥协是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在政治学中，将政治视为妥协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在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社会中，各方利益在妥协的过程中相对均衡，没有一方能将自己的利益优化至极，各个社会利益团体认同利益分配的结果，并将妥协机制法制化。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学者将妥协称成为民主的核心。在许多情况下，利益各方难以达成妥协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估算极度优化自身利益的可能性。（相关理论的部分，到此结束）

当年在大李村的知青

近50年前的1970年6月17日，我们一群16岁的知青与当地贫下中农发生械斗，闹出来轰动山西晋东地区的“6.17”事件。今天来看，事情发生的诱因是我们的幼稚，事发后我们处理方式也是儿科级的，与我们的年龄相辅相成。但从一个理论层次看，那次事件也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有关妥协的思考。

事件简述

事发地点是山西晋东南地区长子县城关公社（现在的朱丹镇）大李村。长子县位于晋东南长治市西25公里处，大李村离开长子县县城约4公里。晋东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比较穷的地区，我们去的时候村还没有电。时至1970年，但贫下中农尚未开始享受爱迪生在1880年发明的电灯。大李村中的老乡们，顾名思义基本都姓李，几百年前是亲戚。这一点对我们在事件发生后决定何去何从时很有影响。我们知青群体，24人，15个男生，9名女生。女生老老实实，男生却不安分。当时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很光荣！

二十四名知青5月10号入住大李村，安顿下来就开始下地干农活。(此处省略诉苦的文字)。最让我们几个红卫兵小将看不惯的是，每天晚吃了高粱面饼子的晚饭后，还要去大队部（村办公室）听支书讲话。支书李福来，因治疗癌症切掉了4/3的胃，但还能不停地宣讲毛泽东思想一直到深夜。第二天，老百姓外加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早晨5点就要爬起来下地。而李支书起来敲钟，催着我们下地，而后他却回到家中继续呼呼大睡。

6月17号那天，革命小将们实在看不惯了，拒绝下地干活，列队走到支书家质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问责，为什么他不和其他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干活！我们刚进院门时，李支书正在他院子里吃早饭（玉米面加点菜的糊糊），看到我们进来，还满脸笑容招呼我们。在我们义正言辞地质问、批判他之后，李支书怒发冲冠，他的面色由黑转紫。红卫兵小将们天不怕地不怕，在支书家门前，高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到走资派”、“毛主席万岁”等震撼人心的革命口号。

那一天，全村百姓都没有下地干活，但村中却看不到人，一片寂静。天黑后，革命小将们在重访李支书家的路上遭遇村中一群壮劳力的拦阻。双方言语不合，动起手来。有准备的革命小将们手持锄头把、闸刀等“兵器”奋勇战斗。正在我们越战越勇，以少胜多把老百姓逼得连连倒退的时候，贫下中农的后队中有人捡起路上上砖头瓦块向革命小将一方扔来。我记得当时抬头一看，黑暗中的天空中好像飞来一群燕子。

我们敌不过从天而降的石头，只好逃进大队部的办公室，掀翻桌子堵住窗口，几个男生扛住门板。其实，村民没有要冲进来的打算，仅仅是不断将砖头瓦块扔进屋里。屋里一片漆黑，有的女生在悄声哭泣。有人打开电筒一照，我们才看到有人被砸得头破血流，一个女生的鼻梁骨子被砸断。

我们打了败仗，心头恐惧感渐渐控制了每一个人。同时，受伤的同学也需要得到治疗。在一阵短暂的沉寂后，我们先将锄头扁担扔出屋子做出缴枪投降的姿态，然后相互搀扶着走出那间门窗已被砸烂的办公室。老百姓们让出一条窄路，让我们离开。我们连夜跌跌撞撞地向县城方向落荒而逃。几年后老乡们告诉我们，当时在门外的书记、村长和那些壮小伙子们看到革命小将们受伤的情况，才意识到大祸临头了。

在途中我们让两个同学绕道去另一个有知青的村子里，通知那里的知青大李村的知青出事了。此举在当时似乎非常必要，好像也挺聪明。但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却值得商榷。

我们抵达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时，正是天最黑的时候。我们在大门口连砸带喊，把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叫起来。那个人看到我们的样子，也着实吃惊。听完我们的介绍后，连忙把我们带进一间大办公室里休息，另外让人带着受伤同学去县医院。

那年我们16岁！

误判：“官官相护”

天亮后，县革委会安排食堂给我们做早点。记得那顿早点是我们天天盼、夜夜想的白面馒头、稀饭和一些小菜。早点过后，县革委会派来两个干部来于我们谈话，了解情况。革命小将们在而后的事态发展中，表现出极端的不成熟。

50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的场面。首先，我们假设当地人都是一丘之貉，官官相护；眼前这两个人是在替李福来说话，欲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种看法的支配下，革命小将们使用的语言多带有讥讽和具有革命的色彩。那间会议室里充满了“造反有理”的气氛，使双方的相互抵触情绪在谈话开始后迅速升级。其次，虽然我们吵吵嚷嚷地提从好几条要求，但我们没有具体的诉求。除了抗议县里不闻不问的态度之外，最多也就是要求严肃处理大李村的干部，“严惩凶手”。当时，在我们的心中似乎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期望：就此结束插队生涯。后来的现实生活证明这仅仅是一个梦而已！

与调查组的会议不欢而散。县革委会将我们安排到县招待所住下来。

在我们开会的同时，长子县各个公社的天津知青开始在县城里聚集。原来邻村知青知道我们与老乡的冲突后，立刻分头向全县其他村的知青传送信息。那天上午，与我们同列车到长子插队的800天津知青中的男生几乎都赶到县城来支持我们。5、6百年轻小伙子突然出现在仅仅以一条十字街为中心的县城里，给人一种大兵压境的感觉——这是几年后老乡们的描述。但是，在这种感觉下，外加我们在调查会议上的态度，使得县领导改变处理面前这24位年轻人的方法。那天下午我们24位知青被转移到城管公社,让我们从干净舒适的星级酒店（现在语言）搬到城关公社的两间地上铺着稻草的办公室里。

县革委会的这一举动令我们彻底失望，感到要挨整了。在一种似乎孤立无援的境地里，我们决定连夜离开长子县，回家。在我们“逃跑”的路上，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在此不详述。那时人们的同情心、社会上助人为乐的风尚、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度比今天要高得多。否则几乎身无分文的我们会寸步难移的。

我们24位知青夜间离开公社，乘火车南下到新乡，然后沿京广线北上经北京回天津。从沿途各站的情况看，铁路沿线已经得知我们的行程，似乎要在半路将我们拦住。

事件的处理

我们回到天津后，在天津站下车就被和平区知青安置办公室接到知青办公室休息，而不是让我们回家。同时，区革委会联系各位知青的家长单位，通报事件经过。当然，在通知里指明知青们与贫下中农发生武力冲突。我们24位革命小将的家长当时不是反革命就是历史有污点的X类分子。听说自己的孩子们与贫下中农发生冲突，又惊又怕，哪里还敢询问事情的缘由，只盼孩子们能尽快回家。

大李知青人生如飞驰的火车，转眼走过40 年。2010年 摄于长子县东田良火车站

接下来的一个月，区知青办每天给我们办学习班，让我们相互揭发有谁在事件中挑头。此举搞得革命小将们起了内讧，斗志殆尽。7月初，区安置办给我们买了火车票再次奔赴长子县大李村。村子还是那个村子，李福来还是支书，他还是每天敲钟催促老百姓下地干活，然后自己回家睡二茬觉。一开始，我们的日子还好过。但后来，我们慢慢开始被修理了。几位事件中的骨干男生被打为“一打三反分子”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

回顾

时间的推移，我们在大李村渐渐融入老乡们的生活中。知青与老乡们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我们当时太小，没能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1970年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时期。知青们是毛主席派到农村去的，把知青打得头破血流，后面的政治责任无人能承担。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天大的罪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出身都不好。我们当时在政治上常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所以，我们没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那天的晚上，李福来并没有要组织老百姓与我们打斗；他是怕革命小将们造反。但事态发展得太快，双方都没有时间考虑。当老百姓们看到知青们头破血流的情况，从支书、村长到动手和扔砖头的老乡们都吓得不轻。我们当时从老乡们留出的夹道中走出去的时候，害怕遭受袭击，心里感到挺壮烈的。其实老百姓们都傻眼了，哪里还能再袭击我们！

到了县革委会一级，他们的政治水平比农民要高得多。那天早晨，在与我们开调查会的同时，县和公社的干部进到大李村进行调查。李福来、村长和其他村干部都接受调查。按照一开始的决定，李福来的支书肯定是当不下去了。把知青打成那个样子，而且全县的知青都在县里云集，公社和县干部也要担责任。第二天，长治专区和山西省知青办都派人来调查。但是，我们不配合调查，甚至是“无理闹三分”态度令县工作人员感到知青们的确有责任。

最终使得政府改变处理方式的发展是我们逃回天津的举动。得知我们已经逃离长子县后，山西省和长治地区知青办的人以为我们是要进京告状。于是，他们一方面通知铁路方面，一定要把我们拦截下来。第二，把知青置放到责任方。这样一来，大李村的干部们的责任自然消失。天津知青办也是按此方案进行处理。特别是天津市和平区知青办公室派来的那几个老狐狸，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积累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技巧，先把知青们分化，拆掉这个小团体。然后各个击破，最终让知青们觉得的确是自己不对。

如果我们会妥协

谈及妥协，前提是我们有清晰的目标，我们没有——根本没有具体的诉求！如果说妥协是一种技巧，我们不掌握；如果说妥协需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所认识，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如果说妥协需要对不同的选择及后果有清楚的领会，我们没有这样的悟性。

假如具备上述搞妥协的能力，我们会提出三点要求：1）撤换李福来，2）不能秋后算账，3）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至于革命小将们原初的目的——支书和其他村干部也应该与老百姓一样下地干活，那简直就是臆想。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就是如此，当官的怎能与农夫下田耕种！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是当时的价值观，而不是我们的利益诉求。

从具体做法看，我们应该积极配合县里调查组的工作，同时动员全县的知青暂时离开县城。这样还可以显示我们的理性和组织性。这样带来的压力更大。那样做，也不会招致被搬到城管公社睡稻草床了。最不该做的是回家，造成有一种到北京告状的姿态。

当然了，这些假设都是50年后今天做出的。但大家想想，在过去的50年里，在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中，是不是都有我们这个“6.17事件”的影子呢？

花絮：40年后的2010年6月，老知青们重返大李村，试图寻找当年丢掉的青春年华。支书李福来已过世多年，当年光着屁股跟在我们后面乱跑的娃娃们也都是中年人。从欢迎我们的乡亲们中颤颤巍巍走出当年的村长。他拉着一个老知青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当年你们都还是孩子，都是我们的错呀！

在场的所有的老知青泣不成声！

作者：吴量福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海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