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日记》节译本所记录的两赴威海行程，宗方所经村镇及落脚宿营地点，系由日文转译而来，中文地名多有错讹，给研究者带来困惑。笔者尚未得见近年出版的全译本，在订正旧译本地名讹误过程中，得到了韩沂树先生的倾力帮助、指点，特此鸣谢。）

上海日本间谍机关通知宗方撤离烟台的手信。

文 | 杨潜

清末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身为间谍的宗方小太郎（以下简称“宗方”）奉日本海军军令部电令，由湖北汉口秘密潜伏芝罘近两个月。他协助日本驻芝罘领事馆间谍网，以我北洋舰队为主要目标实施军事侦查。期间，他两次赴威海军港窥伺，数次向日本国内密报我北洋舰队之动向。中日宣战后，日本驻芝罘领事馆外交人员及日侨悉数撤离，仅宗方一人留守烟台。他行踪暴露后，遂冒险登船离烟，并侥幸避开官府对他的缉捕，最终脱逃。

芝罘谍影

清同治十年七月（1871年9月），中日缔结邦交，日本驻芝罘领事馆于光绪二年四月（1876年5月）设立。烟台当时为山东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又是中国北方海防要地，因此成为各国来华间谍窥探的重要目标，尤以日本为甚。

据日方史料记载，常驻或过往烟台的日谍如过江之鲫，他们对烟台乃至周边地区的地理、交通、物产、兵备、政情等，进行系统周密地“调查”。如驻芝罘领事馆武官松本大尉，以侦查中国海军情势为主，宗方即是协助者之一。又有参谋本部派驻芝罘的武官小泽德平、渡边铁太郎，在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等人协助下，完成了《天津沿海兵要地志》撰写。甲午战争前一年，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来华游历，便由名为武官、实则间谍的小泽德平陪同。战争爆发时，已奉调回国的小泽德平被选为参谋总长的传令使。参谋本部还外派木村丑德来华，于光绪十六年（1890）进入山东测绘地图，这对后来日军实施威海卫作战起到重要作用。此人在甲午战争中参加过辽东半岛作战，出任兵站司令官。日本海军方面不甘落后，亦派出众多间谍，专门活动于胶东沿海一线。其中，驻华海军武官关文炳大尉曾伪装商人，侦查我北洋舰队、炮台、威海卫、胶州湾兵备以及交通、港湾情形，撰成《威海卫及荣成湾意见书》呈报日本海军部。

上述几例，足以说明日本处心积虑地进行一系列情报准备，从“知彼知己”军事角度看，日本无疑占得了甲午之战的先机。

宗方其人

宗方于1884年秋来华，先在上海学习汉语，同时研究中国问题。他于1886年被招入湖北汉口乐善堂，由此开启了间谍生涯，并成为大间谍荒尾精手下的重要成员。汉口乐善堂是一个有日本官方背景且组织严密的间谍机构，有严格的《堂规》，其成员有内员、外员之分。他们在上海、长沙、重庆、北京等地设立支部，同时收买一些中国败类为其充当线人，间谍网络几乎覆盖中国全境。宗方主持北京支部的谍报活动，负责调查清政府及直隶、山东、辽宁等省军政情报。在此期间，他常以经商、游历为幌子，惯用变装易服等伪装手段，以华人身份深入内地、沿海兵备要地侦察，获取大量的重要情报且从未失手。

1890年，宗方回到上海，担任当年创设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监督。这所名为研修中日贸易的学堂，实为日本培养间谍人才的渊薮。1893年6月，首期89名学员修业期满，适逢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访华，这个一向主张对华开战的强硬派人物亲赴毕业典礼训话。后来，这批学生绝大多数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侵华日军中的凶险分子。也是从这一年起，宗方接受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所托，直接向海军军令部密送情报。宗方在搜集情报上有不凡的表现，对中国诸多问题的深入观察与分析判断，使他成为众多来华间谍人员中的“佼佼者”。

1894年6月26日，正在汉口活动并密切关注朝鲜局势的宗方，接到日本海军军令部岛崎好忠的急电，命其速到烟台接受驻芝罘领事馆武官井上敏夫少佐之派遣。宗方于次日晚间乘招商局“江宽”轮启程，6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抵沪后，他与一干间谍频繁密商，又向岛崎好忠报告行程。7月2日晚，他又改乘招商局“丰顺”轮前往烟台，7月5日9时顺利抵达。

两赴威海

宗方潜入烟台的当天，即与日本驻烟台领事馆领事伊集院彦吉、武官井上敏夫少佐等人见面，受领任务并会商侦察威海军港事宜。据宗方日记记载，他本人确信中日关系面临决裂，两国开战在即，切实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已为首要之事，故决定冒险前往威海。烟台至威海驿道多处交通要地均驻有清军，尤以威海军港戒备森严，一直被日谍视为畏途。宗方行前所记日记称“余明日将秘密赴威海卫军港侦探敌情，欲携带一中国人随行。皆以此行危险，无人应者。余即决定单身前往，脱去整洁服装，改着粗布衣裳，萧然一野人也”，又云“夜恶寒头痛，不能起坐”。7月8日凌晨，大雨消歇，阴晴不定，宗方抱病登程。

宗方日记较为详实地记录了其两次行程中所经村镇及落脚宿营等情况，从中可见日本间谍活动的特点、规律。

宗方首次赴威海，经过宁海州并未驻留，而是东行5里，选择一处仅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住宿。次日，经千余户大村上庄，再经酒馆村。途中又遇雷雨，遂于距威海42里处的鹿道口村留宿。第三日天气放晴，宗方抵达威海后投宿西城门内一家小客店。待夜色降临，他悄悄登上城楼远眺，通过港内的灯火判断舰船数量。翌日晨，他先登东城门、再到临港湾处窥伺，核实探查到军舰有10艘、雷艇有3艘。侦察活动到午时结束，他迅即撤离，一路急行，疲惫不堪地赶到酒馆村宿营。返程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酒馆出发，在上庄打尖，下午过宁海州，大雨。待晴后出发，又行10里，雷雨大至。前涉河（辛安河）而过，深及颈，水流颇急。夜宿西谭家泊村，距宁海州十五里。本日与一贫人同行，夜分别寝食，并予以钱一百文。”

宗方此次侦察，途中多遇大雨，又抱病就道，一路备尝艰辛。因日记缺失数日，根据后续日记可知，他回到芝罘领事馆后，随即派出中方线人再去威海刺探军情。7月19日，派出的线人带回了重要情报，即北洋海军泊于威海港的舰艇已进入战备状态，近日将派出舰船赴援朝鲜。鉴于事态紧急，宗方决定再赴威海侦察。22日，他一日急行85里，宿于孟良口。次日，他行至距威海15里处投宿，此地只有一户人家。24日清晨，他抵达威海，先是查点军港内军舰数量，再去百尺崖等处勘查陆上炮台。之后随即返程，于26日返回烟台。当天，宗方已略知中日爆发丰岛海战，且日本海军首战得手的消息。

宗方两次赴威海行踪诡秘，行止有度。其行动特点：一是，尽量避开通衢闹市，选择荒僻小村宿营。上庄是千余户的大村，乃往返烟台、威海必经之地，宗方在此从不久留。二是，两次行程选择宿营地极少重复，只在鹿道口村两次投宿，分别是第一次去时与第二次返程时，以不使人生疑。三是，对中国人高度戒备，第一次返程时曾与一乡民同行，虽给其100文钱，但食宿均分开，极少交谈，避免露出破绽。宗方对军事目标的侦察也有过人之处，从数次密送日本海军的情报看，他的洞察判断、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对策建议，都体现出超人的谍报本领。

易名潜伏

宗方在完成第二次对威海军港侦察返回烟台后并未休整，于次日清晨搭乘“武昌”号轮赶往天津，与派驻此地的重要间谍接洽。他此行之目的，除受领任务、互通情报和领取经费外，主要是协调应对中日宣战后的侦察行动，商定使用中国线人配合其谍报行动。在天津短短一天时间，他与石川伍一、泷川、山田等人密商，并与石川伍一去拜见了间谍头子神尾少佐。

7月31日上午，宗方返回烟台。他带回一个叫朴十的中国线人，并于当日派其前往威海侦察。宗方不仅紧盯北洋海军，对北洋陆军的调防、部署也极为关注。他将获取的清军在辽东的军事动向等重要情报，交由中国人胡五速送上海，由驻上海日谍转交国内。

8月1日，日本驻芝罘领事馆接到外务省电报，告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日本驻华外交官员以及侨民将分批撤回国内。8月4日下午，芝罘领事馆闭馆，交由美国领事馆代为看护，原驻烟台的日人与先期到达的一批驻天津日人全部撤离。宗方则冒充华人雇员身份，以看守领事馆的名义留守烟台。他有多个化名：宗玉山、宗鹏举、郑如霖，以随时应对遇到的各种情况。日本人员撤离当天，芝罘领事馆武官井上敏夫向宗方布置了后续侦察任务，并给他留下一大笔活动经费，让他统筹调度间谍机构先后派来的中国线人。5日，宗方获知北洋海军运粮船自威海来烟台港，随即派人去探听威海军情，获取了诸如军队调动、威海开通成山通讯线路等情况。6日，由天津撤退日本的“通州”号轮船停靠烟台港，宗方派人登船送去函件等，交由中岛雄转交第11号报告书。次日，他分别接到泷川海军大尉和中岛雄的函电，得知天津石川伍一等人正被清军通缉追捕。泷川详告了石川伍一等人身份暴露的始末，宗方预感到情势危险，便立即对随身机密文件进行整理隐藏。他还备好一身新衣，若遇有不测被官府捕获，拟身着整洁衣装受死。有一天晚间，有招商局烟台办事处及登莱青道衙门的官员前来探查，宗方闻讯机敏躲过。中日战争期间，美国出面保护在华日侨，使得清政府及地方官府在处理涉日事务时畏首畏尾，这也是宗方潜伏烟台有恃无恐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后几日，宗方频繁指派多名线人去威海、旅顺侦察军情。10日，“武昌”号轮停靠烟台港，宗方委托搭乘该船的白岩到上海后转寄第12号报告书。线人高某由威海侦察归来，宗方将北洋舰队最新动向撰写成第13号报告书，次日上午利用入港的便船秘送上海。烟威两地之局势日趋严峻，威海军港已遭日本联合舰队恫吓炮击，烟台市面混乱，人心惶恐，多有豪富之家搬运财物避乱。宗方处危不乱，几乎每日都能获知北洋舰队以及陆路清军调防的动向。14日，他获知镇远、定远、经远等8艘舰船出港，及时送出北洋舰队巡航大沽、旅顺等处的重要情报。17日，他又通过普通邮政寄出第15号报告。19日，上海来函称，未收到宗方寄出的第12号报告书，这使他隐约有了不祥之感。21日，他得知石川伍一被处死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潜伏于天津之石川伍一终于被官府捕获，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兔死狐悲的宗方，当即派遣线人高某回天津探听石川伍一被处死的情景。但他尚未料到，一张罗网也正向他撒开。

宗方谍报能力出众，不仅体现于侦察活动的缜密周详，更具有见微知著的洞察本领。他所提交的情报报告，常有见解独到的对策与建议。宗方在第11号报告中判断，北洋海军在牙山海战失利后，已舍弃海上主动攻击作战，而改为依托军港以近海防御为主的战法。故建议“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宗方对清军的战斗力不以为然。他分析说：“我日本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侥幸逃脱

石川伍一在天津落网，宗方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反而加紧了间谍活动，连续两日出行市外各地侦察。8月26日下午，上海间谍机构忽然派来信使，他方知自己的行踪有所泄露。信使向其传达海军军令部急电，告知其发出的12号和15号情报书在上海被截获，命令他迅速撤离烟台。因派往旅顺、胶州、天津的侦察人员尚未返回烟台，宗方不得不滞留两日，以筹划善后。于是，他又向中国线人张某交代未尽事宜。29日下午2时，他与来自上海的信使登上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客轮离开烟台。

宗方接到撤离烟台的命令前，登莱青道道员刘含芳已收到南洋大臣刘坤一函札。刘坤一告知，驻沪探员沈敦和截获了宗方寄往上海田锅安之助的第12号情报，并饬令迅即缉拿日谍。8月23日，刘含芳将此情况通报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要求其严防军情泄露，密查捉拿宗方及外派线人。直到宗方出逃烟台，中方竟然没有任何作为，任其逍遥法外，实为中日战时反间防谍之最大败笔。

据宗方日记记载，他离开驻芝罘领事馆时，已被中方探知。进退两难之际，他断然抱定宁进勿退之想，犯险登船，亡命出逃。不巧的是，宗方在“连升”号客轮的上层舱内，发现有旧识湖南客4人正搭乘此船，遂避至下层舱处，以防不测。惊魂方定，又看见邻近的前舱中有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蔡廷标，也是熟识之人。他反复思量化解之策。在难以避开的情势下，他决定先发制人，开船前叩开舱门见蔡廷标，设法封住其口。果然，会面后蔡廷标吃惊不小，一语不发。宗方说：“两国已开战。”蔡廷标则冷冷地答道：“真有此事吗？我从未听说。”暗示与宗方断绝谈话之意。宗方随后说：“我就是一个书生，所幸在国内没有官职，得以优游山水。今日暂返上海，为的是能避开纷乱而已。”蔡廷标叹了口气说道：“险呐！足下的生死全在这船上。足下没听说官府正悬赏数百金拿获你们吗？”宗方不动声色，平静地向蔡廷标说：“不向船上的人告知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蔡廷标答：“当然。若告知你为日本人，恐怕以后再也见不到足下了。”宗方已明了蔡廷标的态度，又说：“我也不向他人泄露今日之事，也愿君能秘而不宣。”蔡廷标答应不予举报。

稍后，又有上海官府派遣在船上官员逐一对乘客盘问。询及宗方，他谎称为和记洋行职员，湖北蔡甸人氏，姓郑，今日乘船返回家乡。下午3时，轮船驶出烟台港。宗方处处小心，极力避开与熟人碰面，所幸30日全天无事。31日10时许，轮船入吴淞口后忽然停驶，舱中乘客喧声议论有营员上船捉拿日本人。宗方去甲板窥视，只见有3名中国官吏及3名洋人雇员自小艇登船。他寻思退避畏缩反使人生疑，不如走近稽查人员探听虚实。官吏问船长：“日人宗方在不在船上？”船长否认船上有日本人。官吏又说：“宗方或许已换装易名，此人肤白而大眼。”洋人雇员也有问话，船长再次声明，船上绝无日本乘客。宗方对这次脱身历险有如下记述：“予此行自芝罘出发时免于厄难，在船中又陷于万不可免之境遇而终得免，在吴淞又得逃脱最后之厄难。经四次厄难而未被捕，有知人五人同船二日而未识破予之面目，实似有天佑者。”

宗方一路惊魂，31日中午在怡和码头登岸后，立即去日谍田锅安之助寓所。随后，他与在沪的几名重要日谍接头密商，分析所获军情，另决定将中国线人高某招来上海。为避人耳目，在沪间谍的联络改为互通书信，以便隐匿。宗方藏身上海至9月7日晚间，登上英国轮船“安赛斯”号，次日凌晨起锚离港，同程返国的日本人有150余人。11日上午，抵达长崎。

9月16日，返回日本的宗方被告知特别赐予谒见天皇。10月4日，他前往大本营，先谒见有栖川亲王，再由海军大佐角田陪同至大本营御座前庭谒见天皇。他遵命身着中国服装，角田具奏其姓名、略历，天皇甚为喜悦。宗方当日记下：“区区微功竟达叡闻，以一介草莽之躯，值此军事倥偬之际，得荷拜谒万乘之尊之光荣，实不胜感泣之至。微臣满腔之感激，实有笔舌不能尽者也。”宗方在返回日本国内期间，根据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经历，修订了《中国大势之倾向》，撰写了《对华迩言》，进献日本大本营，为日本侵华及中日谈判出谋划策，对日后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亦产生了影响。

1895年3月，宗方接受新的任命，随联合舰队南征台湾，开始了他间谍生涯的新一轮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