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与期待：谈两次曹雪芹《红楼梦》展

回望与期待

张 俊

（本文系作者在2019年12月28日“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后经作者审定，比较大会发言，基本观点没有改变，文字内容酌情有所增删改动。）

摘自《曹雪芹研究》期刊2020年04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当代红学史上，举办过两次全国性的曹雪芹《红楼梦》展览：一次是1963年8月在北京故宫文华殿举办的“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一次就是本月20日开幕的在国博举办的“隻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我今天的发言，就是想围绕这两次展览所涉及的《红楼梦》版本问题、《红楼梦》的文化问题谈一些想法，对故宫展来说，是一种回望；对国博展，则是一份期待。

1963年故宫展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想来当年在京参观过那次展览的红学界朋友，大概不多了。我原来希望刘世德先生能参加国博展的开幕式和今天的研讨会，他当年曾参加故宫展览的筹备工作，后来写过一篇《五十年前事——围绕着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的长文（载《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回忆筹办故宫展览的经过，感叹“物是人非”，以为纪念。刚才致辞的王立平先生，说他读大三的时候，也曾参观过故宫的展览，当时他所关注的是曹雪芹画像和大观园模型。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1963年8月5日故宫展预展期间，陪同我们教学小组的启功先生、李长之先生、聂石樵先生第一次去参观展览的。岁月无情，如今，我的三位老师都已先后仙逝。往事历历，不胜感慨。后来，我又独自多次去参观展览。我所关注的内容是三个：一是曹雪芹的家世，二是《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三是《红楼梦》的版本。我当年参观，不比今天，自己需要的材料，可以拍照，而那时只能把想要的材料匆匆抄录下来，回到学校，再作整理誊清，结果装订成一本近两万字的小册子。后来，我又获赠一份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翻印的“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展品目录及说明（1987年11月20日）”。2013年，中国红学会在廊坊举办“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我应红学会张云秘书长之约，主要依据小册子中的手抄材料，写了《“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参观记忆》那篇短文（载《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文集》）。

现在，我想先介绍一下当年故宫展有关《红楼梦》的版本问题。那次展览，共展出《红楼梦》抄本、刻本和印本三十三种，排列顺序，比较讲究。

第一部分是“解放后出版的《红楼梦》主要版本”，依次包括我们所熟知的1953年作家本、1957年人文校注本，还有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万有文库本、1958年俞平伯先生八十回校本、1959年人文本的改版本，共五种排印本；此外还有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庚辰本(1955年）、甲戌本（1963年）和梦稿本（1963年）。这种排列，展现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3年十四年时间里，《红楼梦》版本出版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展出的是“早期的钞本和印本”，又分作四种类型：一类是“八十回早期钞本”，包话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原件，以及甲辰本、舒序本、戚序本，共五种。二类是“一百二十回的早期钞本”，展出三种，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梦稿本原件，其他两种是乾隆间一百二十回抄本。三类是“程伟元、高鹗的一百二十回印本”，展出程甲、程乙各一种。四类是程高本之后“一百二十回的主要印本”，从东观阁刻本、东观阁重印本开始，到1927年亚东图书馆重排程乙本，依次展出十八种本子，其中主要包括本衙藏版本、王希廉评本、藤花榭本、张新之评本、聚珍堂木活字印本、广百宋斋铅印本、光绪年间蝶芗仙史评订《金玉缘》石印本等等。其中有多个版本在程甲本系列中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本子，经常被用作校勘程甲本和程乙本的主要参校本。

应该说，整个版本展览，从手抄本到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排列有序，眉目清楚。对《红楼梦》版本感兴趣的观众，通过参观那次展览，是会对《红楼梦》版本流变的概貌有个直观的大致的了解的。

今天回想五十多年前故宫展的成功举办，我以为，除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外，和学界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我曾作过一次大致的统计，署名原收藏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展品，约计460余件，北京有关单位提供约250于件，外地50余件；北京个人提供约160余件，而时任文联副秘书长、故宫展筹备组长的阿英先生就提供了83件，占一半多；其次是故宫博物院的朱家溍先生，提供了9件。当时展出的二十种《红楼梦》印本，有九种是阿英先生提供的，包括程甲本、程乙本、东观阁刻本、妙复轩抄本、诵芬阁铅印本、《大观琐录》本等；其他如《红楼梦》图画专册、印谱、解放后出版的《红楼梦》连环画等共29件，都是阿英先生提供的。由此我想，我们今后关注红学史、关注红楼版本的传播，不仅要研究那些红学家的著作和观点，似乎还应该注意一下那些虽然不是所谓红学家，但对红楼版本的保存、流传、出版和重要红楼学术活动做出贡献的学界前辈，比如阿英先生。此外，还有聂绀弩先生，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他任副总编兼古典部主任。故宫展展出的1953年作家本、57年人文本，所用底本都是程乙本，这与聂绀弩先生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当年作家本刚面世，便遭责难，出版社赶忙承认错误，聂绀弩在专家们面前作了检讨。但是，他并未改变初衷，而“始终以为乙本较好”，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人文社终于在1957年出版了新版程乙本校注本。自1953年作家本起，至1982年红研所新校注本取代人文本，将近三十年时间，是新整理本程乙本的天下。据报道，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向中央报告1957年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包括188种人文类古籍，“《红楼梦》等新版古典小说”便名列其中。这里所说《红楼梦》，即指人文社1957年校注本（见2017年6月28日《中华读书报》之《习仲勋与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起步》）。据统计，作家本和人文本，全国各地出版社共印刷49次，发行3185215套。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聂绀弩先生的坚持，没有他的担当，人文社校注本恐怕是难以出版的。

1963年故宫展成功举办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就《红楼梦》版本研究而言，有何新的进展，又取得哪些研究成果呢？我比较注意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脂抄本的新发现及其相关的专书研究，二是程甲、程乙的本子又发现多少。

先说脂本。比如甲戌本，胡适称它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但自1948年底，这个本子随胡适离开北京后，大陆读者便难见其原件，至2005年初，始归藏上海博物馆。这次国博展，原计划展出甲戌本原件，果如此，观众便会有幸一睹其真容。宋广波先生曾撰有《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一文（《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介绍了甲戌本收藏、流转及其研究始末。1961年5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首次影印了这个本子，至今，据说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已有各种线装、精装、平装翻印本多达二十余种。

再如列藏本，原件藏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2年秋发现，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1987年胡文彬先生撰成《列藏本石头记管窥》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对它作了系统研究。再有如蒙古王府本，1960年发现，1961年入藏北京图书馆，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精装影印本；2012年沈治钧教授写了《蒙古王府本〈石头记〉递藏史述闻》一文（《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对王府本的递藏过程作了清晰介绍。2013年，西泠印社又推出王府本线装本，并于次年5月举办了首发式。还有如郑藏本，此书原为郑振铎先生珍藏，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了此书。刘世德先生上个月出版了新著《红楼梦皙本研究》，所谓“晳本”，即指郑藏本。原书薄薄两回，而刘先生竟写成一部洋洋45万字的专著，内容之详尽，可想而知。此前，刘先生还撰有《红楼梦眉本研究》《红楼梦舒本研究》两书（以上三书分别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9、2013、2018年版），再加上其他几部著述，乃构成刘世德“红学研究系列专著”。

同时，一些学人还写作多篇有关脂本被发现、递藏过程的文章，除上面提及的宋广波文、沈治钧文外，主要的还有魏广洲先生的《追记〈石头记〉（庚辰本）的发现与过程》（《古旧书讯》1984年第5期）、冀振武先生的《〈庚辰本〉的转手过程》（《红梦梦学刊》1995年第4辑）、杨乃济先生的《吴晓铃先生记购得“舒序本”之经过》（《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辑）、沈治钧的《乾隆甲辰本〈红楼梦〉递藏史述闻》（《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3辑）等，这些文章，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几种有关脂本的来龙去脉，都有其史料价值。

再说程甲和程乙本新的发现。当年故宫展，曾展出程甲本、程乙本各一部。此后，五十多年来，程甲和程乙本都不断有新的本子被发现。乾隆年间，有多少程甲本，有多少程乙本，难以说得清楚。1981年一粟先生编著的《红楼梦书录》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著录有程甲本一种，程乙本四种（包括一种残本和一种未见本）。至2011年，文彬先生《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一书（时代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著录程甲本已有十五种，程乙本二十种，著录比较全面，多为后来学人采择。近年来，青年学人蔡芷瑜、王丽敏、杨莹莹等，致力于程甲、程乙本的研究，考察版本标志，追录存世的本子，做出了可喜成绩。至今，所见程甲本已增至十八种（杨莹莹《程甲本〈红楼梦〉存世情况考辨》（《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5辑），程乙本已增至二十八种（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王丽敏博士学位论文《〈红楼梦〉程乙本研究》）。这些都说明，《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在与时俱进，版本意识在日益提高。可以相信,今后还会有新的本子被发现，介绍给读者。

回顾1963年故宫展览之后，再看今天的国博展，我有这样两点想法。

首先，这次展览，名为“《红楼梦》文化展”，突出文化主题，很有道理。《红楼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十多年前，文彬先生写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国书店2005年版），以文史结合的方法，多角度诠释了《红楼梦》的文化内涵，是一部内容厚重的红学著述。

我原来在学校讲课时，曾给研究生开设一门“《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专题课，主要讲了《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诗歌、戏剧、绘画、建筑、音乐等的关系；同时，又依据俞平伯先生所辑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对脂砚斋评语中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家和作品、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和历史人物做了一番粗略梳理，以此为参照，试图从另一个侧面认识《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那么，脂批提及哪些作家、作品，共提及多少次呢？初步统计，大概150多处。略举数例：比如诗文方面，《庄子》提及最多，有15次；《楚辞》6次，《诗经》《离骚》各1次。戏曲方面，《西厢记》《会真记》提及最多，共6次；汤显祖《牡丹亭》6次；《长生殿》较少，为1次。小说方面，提及最多的是《金瓶梅》，共3次；《水浒传》《西游记》各2次；有一部并不很著名的小说《女仙外史》也被提到1次。古代作家被提及最多的是苏东坡，有3次；其他如戏曲理论家李笠翁（李渔），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书画家米颠（米芾），画家吴道子、仇十洲（仇英）等，都被各提及1次。历史典籍方面，《春秋》和《史记》各提及4次。此外，脂批还提到几种字书，其中有一种叫《字汇》，是明人编纂的，据说《康熙字典》就是依据《字汇》《正字通》等加以增订而成的。

还有，我认为，研读脂批，还应该考量的一点是，脂评除主要提及历代作家、作品、史书、杂著等等之外，还很关注清代当时的小说创作。比如约计有4条脂批对“近时”小说中女子命名的“恶俗”“旧套”提出尖锐批评，如说：“最可笑者，近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文君、道韫。”又说：“最厌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满纸皆是红娘、小玉、嫣红、香翠等俗字。”另2条批语，又点出红香、翠玉、春花、腊梅等四个俗字女子（以上4条批语，分别见《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第二、三、四、八回）。那么，这十多个女子名号，又出现在哪些“近时”小说中呢？我所见不广，不能一一指实。拙著《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曾作过一个统计，明末至清中叶，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有近百种之多，《红楼梦》开篇，称这类小说为“佳话”“风月笔墨”。脂批所说女子的“恶俗”名字，或者就出现在这类小说之中。曹雪芹、脂砚斋时代，这类书可能比较流行，但其中不少书，我们今天则不易看到了。由此，也可以窥知，曹雪芹“十年辛苦”创作《红楼梦》时，社会上，一方面有一种由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时代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因风月笔墨流传而形成的社会“恶习”（王希廉、姚燮评《大观琐录》本侧批），《红楼梦》正是在这种复杂社会文化背景下写成的。

至于说到红楼版本，这次国博“《红楼梦》文化展”，版本部分是如何布展的、又展出了多少种本子？我不是很清楚。因为，开幕式那天，我走马观花，只匆忙参观一次,此后再没有去参观。我手边有一份“曹雪芹与红楼梦文物文献展借展展品汇总清单（截止于2018年11月1日）”，前天曹学会位灵芝秘书长又提供给我一份“《红楼梦》文化展目录”。关于版本部分，“目录”有这样一段说明：“这一节展示的是《红楼梦》一书的各种版本，有许多珍贵的版本也是首次展出，可谓是一次版本的盛会。”根据这两份材料看，这次展览，原计划展出脂抄本共三种，就是甲戌本（原件）、己卯本和舒序本；展出印本约四十二种（其中有的本子可能是相重的），观众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去参观。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下面三个本子：

一是所谓“靖藏本”。这个本子，据说曾藏扬州靖应鹍家，但从来没有正式露面，现在已经下落不明。已故上海裴世安先生曾经辑录一本《靖本资料》（石言居2005年自印本，非卖品），收录文74件，64万字，为靖本的讨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里，我还想说明，除《靖本资料》外，裴先生并和夫人柏秀英先生、友人萧凤芝女士辑有《曹雪芹文物资料》《红楼梦全璧说资料》《曹雪芹生卒年资料》三种。煌煌二百余万言，分送友人，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怀念老友裴世安先生。

在靖本论争中，有一位关键学人，就是红学前辈俞平伯先生。开幕式那天参观展览，曹学会郭亚妹把俞平伯先生给毛国瑶先生回函的手迹照片指给我看，于是，我想到贵州《红楼》1998年第4期曾刊载俞平伯自1964年3月至1982年7月十八年间致毛国瑶信63封，讨论靖本问题，表现出一位红学前辈对红楼版本的那份执著，那种情怀，让人感佩。对靖本我开始也是比较认同的。2004年10月10日，在扬州召开的“扬州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我有个小组发言，意图从考察吴鼒其人及其与靖家关系入手，探索靖本的流传。此后，在我和沈治钧等搞的《新批校注红楼梦（程乙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前言”中也把靖本列为十二种脂本之一。后来有朋友给我写信，建议删去这个本子。我说将来修订时再作考虑。从1959年传出靖本被发现的消息，至今恰恰60年。我想，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继续追寻它的下落踪迹，考辨那150条批语的真伪，终会有所收获的。比如，大家可以比较看一下冯其庸、李希凡先生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2010年增订本对靖本的介绍，明显比1990年初版本更客观一些（均为文化艺术出版社版）。我一直企盼的是，如果靖本尚在人间，关注它的学界朋友齐心协力，按迹寻踪，不知是否能让它重见天日。曾有文章报道：“据说，上世纪80年代初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有人发现一位乘客在看这本书，封面还画着‘此是大毒草’的字样。”（2004年10月12日《扬州日报》韦明铧《枝枝叶叶总关情：扑朔迷离的“扬州靖本”》）不知是否确有其事？也不知还有没有后续消息？

我所关注的第二个本子，是舒序本。它是吴晓铃先生1938年在琉璃厂购得的。吴先生《绥中吴氏所藏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云：“红楼梦（舒序本） 16册2函 孤本1789年。”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了该书，收入“古本小说丛刊”第一辑中。1999年，辗转入藏首都图书馆。卷首有舒元炜序，署年乾隆五十四年，即公元1789年。学人多认为，这当是此书过录完成的时间。但也有学人说，这里实际指的是原抄本的时间，而非过录本。无论如何，乾隆五十四年至今，恰是230年，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这次展览，计划将展出吴晓铃先生藏品。我认为，现在还应该考察清楚的是，舒序本从1938年被发现面世，到1987年影印，在此半个世纪期间，究竟流传有几种“录副本”，又是哪些人过录的？多位学人都提及北京图书馆藏有舒序“录副本”，又是哪个本子？除“录副本”外，是否还流传有舒序“影抄本”，又是谁主持搞的？无论“过录”“还是“影抄”，影影绰绰，其中涉及朱南铣、周绍良、王佩璋先生三位红学名家。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查看一下周汝昌、俞平伯、文雷、徐恭时、林冠夫、冯其庸、冯统一、陈庆浩、郑庆山、陈维昭诸位先生的有关著述，这里不一一引录。总之，希望能把舒序本的流传脉络梳理清楚。毕竟，研读一种脂本，确实需要正本清源，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审慎对待，以免引证出错，误导读者。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我第三个关注的本子，是王伯沆先生的《红楼梦》批校本。据“展品汇总清单”记录，这次将要展出“王伯沆批点《红楼梦》”“王伯沆批点《红楼梦索引》”“王伯沆批点《原本红楼梦》”三种本子，均由南京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提供。我满怀期望，惜乎后来没有实地去参观。王伯沆批点本，以王希廉评本为底本，自1914年夏至1938年冬，持续24年，分别用朱笔、黄笔、绿笔、墨笔和紫笔五种颜色对《红楼梦》做了六次批校，有校勘，有批点。有学人把明清小说的评点分为“书商型”“文人型”“综合型”三种基本类型，王伯沆的批点，不同前人，当是一种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学者型”评点。十多年前，我和几位学生批注程乙本时，也曾把探索“学者型”评点，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遗憾的是，王伯沆这一批校本，长期以来只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未曾公开刊行，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赵国璋、谈凤梁两位先生辑录整理成《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一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发行。据一粟《红楼梦书录》著录，原人文社编辑张友鸾先生曾藏有一部王伯沆批点过录本，它是何时过录的，现在收藏何处，不得而知。2010年，苗怀明曾为他整理出版的《王伯沆批校红楼梦》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写过一篇长序，详细介绍了王伯沆生平、批校《红楼梦》的动机、批校内容、基本特点和存在的局限，对阅读《红楼》批校一书，很有参考价值。

我记得去年7月曾在国博开过一次“曹雪芹红楼梦文物文献展”工作会议，到今天，将近一年半时间，名为“《红楼梦》文化展”的展览终于开幕了。国博、红学会、曹学会负责筹办展览的同志出了不少力，付出辛勤的劳动，应该感谢他们。每个展览的成功举办，观众通过参观，有的可能会触动一段历史记忆，有的会获得一些资料线索，有的会引发一些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就会催生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作者信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