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关于“《红楼梦》中的戏曲”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即《红楼梦》中引用的剧目研究、这些剧目在文中的作用、《红楼梦》借鉴的戏曲艺术及作品展现的戏曲史料。各方面研究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尚有些许问题仍值得继续探究。

■ 一、 《红楼梦》中的戏曲剧目研究 ■

20世纪80年代，徐扶明先生在其《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1]一书中，已将“《红楼梦》与戏曲的关系”问题做了较为全面地阐述。徐先生考证了《红楼梦》一书共引用了三十七个剧目，并据清代戏曲选集《缀白裘》《纳书楹曲谱》等介绍了这些剧目的内容及流存情况。

徐先生指出在这三十七个剧目中，杂剧有三个：《西厢记》《负荆请罪》《临潼斗宝》。昆曲有二十三个：《牡丹亭》《长生殿》《双官诰》《豪宴》《邯郸记》《钗钏记》《西游记》《山门》《装疯》《问路》《满床笏》《南柯梦》《看瓜》《男祭》《楼会》《八义记》《琴挑》《琵琶记》《续琵琶记》《上寿》《打围》《渡江》《受吐》。弋阳腔有六个：《刘二当衣》《黄伯央大摆阴魂阵》《丁郎认父》《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混元盒》。其他类有五个：《白蛇记》《霸王举鼎》《五鬼闹钟馗》《百寿图》《冥升》。

徐先生《红楼梦中戏曲剧目汇考》为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学资源，然而尚有些许不足之处。首先是剧目分类标准混杂。杂剧与传奇相对，均指戏曲的体制，昆曲与弋阳腔是指戏曲的声腔，两者具有交叉性。如徐先生在“杂剧”条下列《西厢记》，却将《惠明下书》归为“昆曲保留的杂剧剧目”，不大妥切。

其次是尚可加深探究。徐先生在文中说道：“本文只是提供一些研究资料，较少涉及对内容的评判”，[2]因此后来学者还有较广阔地探究空间。如文本所引《西厢记》版本就颇为复杂。

近年来，顾春芳先生重新对《红楼梦》中出现的戏曲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其《〈红楼梦〈戏曲剧目及各类演出考证补遗》（上、下）[3]在徐扶明研究的基础上，又补充了许多剧目。杂剧还有《红拂记》《倩女离魂》《蕊珠记》，昆曲还有《祝发记》《占花魁》《疗妒羹》《永团圆》。此外还补充了吹、弹、拉、打、清唱等演出及“百兽率舞”“打十番”“耍百戏”“唱佛戏”“唱围鼓戏”“唱曲儿”“水戏”“泥人”“说书”“莲花落”“雀戏”等表演。

不同的是，顾春芳将徐扶明认为其他类剧目如《霸王举鼎》《五鬼闹钟馗》《白蛇记》归为杂剧，将昆曲《琵琶记》《白兔记》和《荆钗记》归为南戏。顾春芳先生如此详尽地考述为后学了解戏曲提供了极好的资料，但有些地方还需修正。

首先，分类标准混杂。昆曲和弋阳腔是戏曲的声腔，杂剧与南戏是戏曲的体制，二者有交叉。顾先生将《琵琶记》《白兔记》《荆钗记》归为南戏，我们知道它们又同属昆曲。

其次，戏曲概念不清。顾文中所列“红楼十二支仙曲”（第五回）、“红豆曲”（第二十五回）等应是散曲而非戏曲。

第三，曲文来源有待商榷。顾文认为《好了歌》注“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第二回）取自明代梁辰鱼《浣纱记》，该剧《游春》一出[遶池游]曲词为“年年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此句本源自唐代秦韬玉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此外，贾雨村评论“天地生人”（第二回）时提到的“卓文君”“红拂女”，顾先生认为相关戏曲作品有朱权的《卓文君》、陈玉蟾的《凤求凰》、张凤翼的《红拂记》、曹寅的《北红拂记》等。然而她们本是历史人物，常被文人写进诗词曲赋中。曹雪芹在文中究竟是化用历史典故还是引用戏曲作品还有待商榷。该问题直接影响我们对《红楼梦》中戏曲的作用和戏曲叙事美学的探讨。值得肯定的是，顾先生详尽地考述确实有助于了解戏曲典故及演出形式。

第四，戏曲本事考证牵强。林黛玉所言的“母蝗虫”“携蝗大嚼图”（第四十二回），顾先生认为取自《牡丹亭》。该剧《淮阴》一出有［锦上花］曲，说杨娘娘是“军中母大虫、绰有威风。”“母大虫”指老虎，突显杨娘娘的威风，而蝗虫是蚂蚱。

总之，顾春芳先生所论虽有些许地方还需商榷，但其将《红楼梦》中相关戏曲论述极为详尽。这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戏曲材料。

除上述全面整理外，还有一些篇章专门考证个别剧目。首先是《刘二当衣》。有吴新雷、宋铁铮《〈刘二当衣〉是一出什么样的戏》（1979年），傅雪漪《刘二当衣考》（1980年）和吴书荫《也谈刘二当衣》（1980年）。这三篇文章都认为《刘二当衣》即《刘二叩当》，剧写财主刘二扣押姐夫的衣服来抵押欠款。而徐扶明《红楼梦戏曲剧目汇考》（1984年）一文认为《刘二叩当》与《刘二当衣》并非一出戏，后者写刘二家庭败落，不得不典衣糊口。

其次是《丁郎认父》。有赵景深《考证〈丁郎认父〉》（1980年）和萧伯青的《〈丁郎认父〉本事应出于〈升仙传〉》（1985年）及《考证〈丁郎认父〉》（1985年）。此外还有吴新雷的《〈黄伯央大摆阴魂阵〉的出处和内容》（1979年）。宋铁铮的《曹寅〈续琵琶〉传奇初探》（1980年），王赫《国图藏残钞本〈续琵琶〉研究——以曹寅的著作权问题为中心》（2017），该文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续琵琶》为研究对象，运用版本学、戏曲学、民俗学的知识论述了《续琵琶》的作者是曹寅。蒋星煜《关于宝黛所读的十六出本〈西厢记〉》（1981年）一文认为宝玉黛玉所读的是闵遇本《西厢记》，而徐大军《〈红楼梦〉与金批本〈西厢记〉》（2008年）认为宝玉黛玉所读的是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除上述以外，徐扶明先生尚有四篇遗稿，即《〈红楼梦〉的传奇性》《〈红楼梦〉中悲剧情节》《〈红楼梦〉中喜剧情节》《〈红楼梦〉中的曲艺和杂伎》。这四篇文章是徐先生继《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一书之后，对《红楼梦》所做的进一步研究。经徐先生之子徐循行于2018年授权，《曹雪芹研究》期刊已于2019年刊发了《〈红楼梦〉中的曲艺和杂伎》一文。该文结合明清曲艺演出史实，详尽介绍了《红楼梦》中出现的曲艺和杂艺。即“唱南词、唱清曲、说因果、打十番、打莲花落之类，前三种都是曲艺，后两种可列为杂艺。”[4]并指出了这些曲艺和杂艺在作品中的作用。如“十番档子班和清曲档子班”，“大都由青少年男子组成，也有女子清音”，“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朱门子弟都以玩弄‘花档子’为乐事”，表现了贾府子弟荒淫庸俗的生活。再如“唱南词”，《红楼梦》里即女先儿说书，表现了以贾母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一方面享乐生活，同时又恪守“家训”、“格言”，鼓吹封建礼教那虚伪的一面。再如“说因果”，《红楼梦》里即贾母寿辰拣佛豆一事，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宗教迷信的习俗。

值得注意的是，徐先生对“莲花落”这种杂艺有着不同于目前学界的见解。我们知道，“莲花落”通常为乞丐们乞食时所唱，内容多为表现乞儿一年四季艰辛悲惨的生活。如《绣褥记》中的《莲花》一出，目前保存在《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二）中。因此，多数学者在讨论“莲花落”在《红楼梦》中的作用时，普遍认为其与贾府元宵节热闹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预示了贾府衰败后，贾族子弟将过上乞儿们饥寒冻馁的生活。然而，徐先生通过对曲史的考察，指出：“元明时代，乞丐唱莲花落很盛，特别是歌唱四季风光的‘四季莲花落’最流行，但也有唱佛曲的‘四季莲花落’。在这些莲花落唱词中，往往有‘吉利词’。”并引用了乾隆年间杨米人咏北京新年的《都门竹枝词》：“雪亮玻璃窗洞圆，香花爆竹霸王鞭。太平鼓打咚咚响，红线穿成压岁钱。”徐先生指出“霸王鞭，亦称莲花落，或称金钱莲花落，用竹编缀金钱，击之节歌，所谓‘霸王鞭舞金钱落’。它与太平鼓都是当时新年应景的娱乐，很流行。”由此可见，贾府元宵节时演出的应该也是这种“霸王鞭莲花落”，这就不能说预示了贾府的衰败，子孙日后乞讨的生活，以及“于热闹处见悲凉”的艺术手法。

这些曲艺和杂艺是不能称为戏曲的，因此徐扶明将它们单独成篇来论述。通过对曲史的考证，可见出上述诸种曲艺的演出情况，并修正了目前学界对“莲花落”的曲解。

综上，学界对《红楼梦》中所引戏曲有了详细地论述，这为后学们进一步研究作品思想、了解戏曲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如前所述，仍有许多不足和争议，有待学者们继续探究。

■ 二、戏曲与文本的关系 ■

《红楼梦》所引戏曲在文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作品内容密切相联。韩进康《红楼演戏探微》一文最早讨论此问题。韩先生指出这些戏曲不仅预示故事结局和人物命运，还反映了人物的性格。

随后，徐扶明先生在《红楼梦与戏曲比较》一书中论述了文中戏曲的五个作用，即预示贾府兴衰、揭示人物性格、点染环境氛围、表现豪门的艺术爱好和推动情节发展。如元妃省亲点戏预示贾府衰亡，宝钗生日所点戏文显示其善逢迎的性格，宁府元宵所演弋阳腔戏渲染了节日气氛，昆曲居多彰显贾家高雅的审美品位，而一出《山门》推动了宝玉的悟禅行为等。此外，徐先生还分析了后四十回出现的戏曲，发现它们仅有预示作用，且多为续作者杜撰。如《冥升》伏黛玉之死。这些戏曲毫无艺术价值，徐先生据此表明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

王湜华《论红楼梦与昆曲》一文说明了文中所引昆曲的作用。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一书认为这些戏曲就是《红楼梦》的符号。“这个符号整体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处于共存文本语境中，即它处在贾府兴衰的背景上。”[5]这些“戏目系统模型模拟贾府、曹家原型”。[6]林先生借用符号学解读《红楼梦》中的戏曲，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李湉茵《红楼梦中引用戏曲之研究》（2017年）一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知识，从“恋情”、“命运”、“人物思想”和“日常生活”四个方面论述了戏曲的作用。虽然林方直和李湉茵视角新颖，但所述仍不出前人论述范围。

此外，还有些文章单独论述了戏曲的某一个作用。主题上，有高永江的《论〈红楼梦〉中的戏曲及曹雪芹的文学观念和悲剧精神》，该文依据《西厢记》、“临川四梦”讨论了《红楼梦》的“主情”和“色空”主题。曹嘉童《论〈红楼梦〉中戏曲元素对爱情主题的阐释》一文阐述了《红楼梦》的爱情观。孙惠欣《论〈红楼梦〉中的涉戏情节》一文论述了曹雪芹的悲剧观。

人物形象上，近年来研究者着重分析了“红楼十二官”。红学家李希凡《梨香院的“离魂”——十二小优伶的悲剧命运与龄官、芳官、藕官的悲剧性格》一文，认为从姑苏采买的伶人的悲剧命运暗示了林黛玉的悲剧人生。这是不符合作品意味的。从姑苏采买优伶，是因为姑苏是昆曲的发源地，可保证口音醇正。徐舵《红楼梦坠散伶窗——从〈红楼梦〉中研读封建时代的伶人命运》一文，论述了伶人低贱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的命运。王潞伟《从〈红楼梦〉看康雍乾时期的戏曲文化》，为红楼十二官逐一立传，并解读她们各自的性格。

此外，王璐伟还通过蒋玉涵与柳湘莲，探讨了清代社会上的“男风”现象。宋璨璨《红楼梦》中戏曲文本的叙事功能》，详细阐述了戏曲的在作品中的预示功能。孙宇《浅谈红楼梦中的戏曲元素》，着重分析了文本所引戏曲的预示作用及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曾丽军《曲终人散梦自碎——红楼梦中西区演出的寓意和作用》一文，通过元妃省亲所点戏曲与端午节打醮神前所拈戏曲，分析了剧目在作品中所起的预示作用。

综上，《红楼梦》所引戏曲与作品的关系问题经徐扶明先生阐述后，学界再未能推进探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顾春芳先生于2019年先后发表三篇“《红楼梦》的叙事美学和戏曲关系新探”系列文章，意图从“叙事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红楼梦》中运用的戏曲与作品叙事的关系。其新探之二即《〈红楼梦〉中运用戏曲传奇的意义》，将“传奇剧目在文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作了集大成阐述。即“暗伏人物命运、刻画人物形象、烘托贾府富贵奢华、反映贵族戏班的生存、宣扬忠孝节义和夫荣妻贵的题材、反映作者本人的审美旨趣、反映昆曲衰落的原因”。[7]虽然贯之以“叙事美学”的新视角，但所论仍不出徐扶明在《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一书中所述。

其新探之三《细读〈红楼梦〉“省亲四曲”》，通过文本细读，结合小说人物的处境与戏曲曲词的内蕴，细致分析了《豪宴》《乞巧》《离魂》《仙缘》四出戏在“《红楼梦》小说中的叙事与意蕴”。[8]顾先生将叙事美学的研究视角与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为后学探究《红楼梦》与戏曲的关系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综上所述，即为戏曲与《红楼梦》文本关系的研究现状。尽管《红楼梦》所运用的戏曲在作品中的意义已经阐述殆尽，我们仍可以结合曹雪芹家学思想及美学视域再做进一步挖掘。

■ 三、《红楼梦》借鉴的戏曲艺术 ■

中国古代小说在表现手法上深受戏曲影响。脂砚斋评点《红楼梦》时说“看此一曲，试思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则又不知有如何词曲矣。”又说：“此等章法是在戏场上得来”可见《红楼梦》在创作上对戏曲艺术多有借鉴。

对此问题做较早论述的仍是徐扶明先生。他提到两点，即人物出场和时空处理。小说人物出场时，凤姐是“内白上”，即“人物在幕内念一句或数句说白，使观众先闻其声，一下子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9]宝玉首次出现时，文中写道：“只听院外一阵脚步响，丫环进来笑道：‘宝玉来了’。”这类似戏曲中的“点上”，即“人物先在内幕有某种预示动作，然后由另一个人物点明来者是谁。”[10]元春的出场类似戏曲中后妃的“斜门大摆队上”，即“在细乐声中，先由一对一对太监缓步登场，有的执瓜棍，有的执瓜锤，接着一对一对宫娥缓步登场，有的提宫灯，有的提香炉，有的执符节，有的掌扇……然后才是后妃的銮舆缓缓出场”[11]。

在时空处理上，徐先生指出曹雪芹巧妙地借用了戏曲中的“墙”和“吊场”的艺术。如平儿和贾琏隔墙说话，徐先生说“这种艺术的处理，类似于《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隔墙联吟交流情感的场面。”而宝玉、黛玉读完《西厢记》后，袭人叫走宝玉，独留黛玉一人听《牡丹亭》曲子，这就类似于戏曲中的“吊场”。此外凤姐近似“彩旦”，刘姥姥又近似“丑角”。

随后，相关论述还有汪道伦《〈红楼梦〉对曲艺的融会贯通》，花宏艳《〈红楼梦〉中的戏曲因素及其戏剧化衍生的倾向》，李勇《论〈红楼梦〉中的戏曲艺术》，耿光华和赵献春《〈红楼梦〉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吸收与借鉴》，张宇、马树良《〈红楼梦〉借鉴戏曲手法的方式和原因再探》，徐大军《〈红楼梦〉利用戏曲体制因素论略》。这些论文中的观点与徐扶明相似，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此外，范圣宇《从李渔戏剧理论的角度看〈红楼梦〉中的戏剧成分》一文引用《闲情偶记》中的“立主脑”、“一线到底”、“语贵浅显”的论点来分析《红楼梦》中的戏曲笔法。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一文认为《红楼梦》的故事构架借用了戏曲中常用的手法。如石头神话形成了一个环形结构（从仙界到人间再回到仙界）；一僧一道就近似于道具，是贯穿小说的人物。且小说的主线贾府兴衰和宝黛爱情也近似戏曲的双线索，小说的人生主旨也是戏曲常用的主题。

顾春芳《〈红楼梦〉的叙事美学和戏曲关系新探》一文运用叙事理论如“整体叙事结构”“情节铺设”“对白构成”“矛盾冲突”“注重心里”“突出细节”“时空转换处理”等方面比较了小说与戏曲的叙事艺术。随后，顾先生于2019年初又推出“《红楼梦》的叙事美学和戏曲关系新探”系列之一，即《〈红楼梦〉叙事的戏剧性特征》一文。该文意图通过美学视角，从戏曲入手来阐释《红楼梦》的叙事美学。然而其第二部分“小说结构及情节的戏剧性特征”、第三部分“时空转换和人物塑造的戏剧化处理”、第四部分“明清戏曲题材对《红楼梦》的影响”中所述的“三个层级结构、楔子、参场、对白、戏剧冲突、时空转换、人物出场、人物角色、色空观念”等，仍是转述前人所论，无甚新意。

但其文有三处论点值得后学学习。第一，顾文在第一部分“小说与传奇相互借鉴与会通”中陈述了“传奇之长，化入小说”是明清小说常见的叙事方式。这不由引人深思：为什么明清时期传奇对小说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史中，戏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虽然此问题徐大军等人已有论述，[12]但所述大多关注文本研究，而忽略宋前讲唱艺术与宋金杂剧的舞台性。该问题仍值得学界探究。此不多叙。

第二，顾先生指出，虽然历来小说和戏曲多以真事入戏，但它们“都是在相对真事基础上的虚构和想象”，“完全将小说对应历史，进行过度地穿凿附会，把小说本身作为历史来对待和研究的方法是绝不可取的”，“我们反对过度索隐和穿凿的研究方法，而主张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发展和拓展当代的红学研究”。

第三，顾先生从叙事美学的角度指出，“《红楼梦》的戏剧时空处理显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手法，而是呈现出写意的美学特点。”[13]这也是《红楼梦》能够不断被改编成戏曲的原因所在。

总之，继徐扶明之后，后来学者也不断关注《红楼梦》的戏曲艺术问题。然而小说与戏曲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尽管在艺术处理上会有相似之处，但将小说当做戏曲来读的做法并不可取。如徐先生直接套用曲艺中的“点上”、“吊场”、“彩旦”等来解读小说就略有偏颇。范圣宇更是将《红楼梦》这部小说当作戏曲来解读，此法尤过。

凡小说都会有主线，语言自然通俗易懂，且《红楼梦》看似通俗的语言实则蕴含丰富的意味。许并生认为作品中的双线结构和人生主题取自戏曲，就夸大了戏曲这种艺术形式，且《红楼梦》是网状结构，主题复杂，非双线结构和人生主题能简单概括的。《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艺术是否能用戏曲来解读还是值得商榷的。

■ 四、 《红楼梦》中的戏曲史料 ■

《红楼梦》中有关戏曲的描写清晰地反映了康雍乾时期的戏曲风俗和文化。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一书用了五节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

他在《〈红楼梦〉与家庭戏班》一节论述了清代贵族、地主、富商都建有家庭戏班。建立家班、蓄养优伶即是为迎接元妃省亲等封建礼制的需要，也有贵族喜好、互相结交攀比的因素。《〈红楼梦〉中戏曲演员生活》一节分析了优伶的来源及生活。他们多采自姑苏，因康乾时期盛行昆曲，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可确保口音醇正。而采买来的优伶却被主家严格管教，社会地位极为卑贱，大都过着惨绝人寰的生活，《红楼梦》中以龄官为首的一批优伶就做出了大胆反抗。此外，徐先生在《〈红楼梦〉中戏曲演出》一节还讨论了贾府的戏曲演出场地、演出时间、演出程序和演员角色。《〈红楼梦〉中戏曲二三事》一节介绍了清代的“花雅之争”、伶人取艺名的社会风气、丧葬时的百戏演出及雀戏和泥人戏等。《论串客柳湘莲》一节探讨了清代串客的生活。

徐先生此论为后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尚有两处还需商榷。一是演员角色问题。徐先生说“龄官本行是小旦，长于演《相约相骂》”，又说“《女长亭》，正旦扮小生，小旦扮莺莺，贴旦扮红娘，作旦扮琴童”。前者小旦是即贴旦，后者小旦即闺门旦，《扬州画舫录》载清代“小旦谓之闺门旦”。徐先生这里混淆了清代昆曲角色和现代昆曲角色。二是拘泥史实，忽视文本。徐先生引用大量清代史实说明贵族喜好昆曲，文中贾母的审美品位就很高雅，如她嫌《八义》吵闹要听《听琴》。然而仅据此并不能说明贾母喜爱昆曲，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时直接说明贾母喜欢热闹戏文。此处贾府嫌《八义》吵闹，只是一时好恶罢了。

随后，又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论述。任文姝《〈红楼梦〉的戏曲迹象及清初家班研究》（2009年）一文论述了清代家班的现状以及家班衰落的原因。贾战伟《江南织造与清中叶戏曲研究——以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为中心》（2010年）一文以清代曹寅和李煦家为代表分析清代戏曲史。朱萍《〈红楼梦〉与康雍乾时期的戏曲文化——兼谈〈红楼梦〉戏曲异文的价值》（2016年）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清代戏曲史。首先从曹雪芹家学渊源的角度，指明曹寅的《续琵琶》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深刻影响；其次论述了乾隆年间的“花雅之争”；最后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红楼梦》中关于戏曲描写的差异来说明当时戏曲史实。如秦可卿出殡前夕，有耍百戏的伴宿，唯独程乙本只写“这日伴宿之夕，亲朋满座”。这是因为雍正乾隆年间禁止伴宿期间夜唱。再如临安伯府演戏，程甲本写作“那时开了戏，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热闹”，而程乙本写作“那时开了戏，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平腔，热闹非常。”作者指出平腔应是四平腔的脱误，而少了梆子腔，是因为其于乾隆十五年被禁了。

据此，学界对《红楼梦》中戏曲史料的研究已相当深入。我们可以据此了解许多清代戏曲史实，但小说来见历史尚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运用文史互证时，还需谨慎。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关于“《红楼梦》中的戏曲研究”已涉及剧目、文本关系、戏曲艺术和戏曲史料四个方面。尽管前人阐述地很详尽了，经过仔细梳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究。

[1]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徐扶明：《红楼梦中戏曲剧目汇考》，见《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第45页。

[3]顾春芳：《〈红楼梦〉戏曲剧目及各类演出考证补遗（上）》，《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4 期。

顾春芳：《〈红楼梦〉戏曲剧目及各类演出考证补遗（下）》，《曹雪芹研究》2018年第1期。

[4]徐扶明：《〈红楼梦〉中的曲艺和杂艺》，《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1期。

[5]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6]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第340页。

[7]顾春芳：《〈红楼梦〉中运用戏曲传奇的意义》，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899913151482647&wfr=spider&for=pc（2021—2—6）。

[8]顾春芳：《细读〈红楼梦〉“省亲四曲”》，《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1辑。

[9]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第201页。

[10]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第202页。

[11]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第203页。

[12]徐大军：《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顾春芳：《〈红楼梦>小说叙事的戏剧性特征》，《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1期。

摘自2021年《曹雪芹研究》02期

作者：马正正

原题为：《红楼梦》中戏曲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