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日常 | 大观园里斗蟋蟀

这丫头也得了这个力，若贾母不唤他时，便入园内来顽耍。今日正在园内掏促织，忽在山石背后得了一个五彩绣香囊……邢夫人接来一看，吓得连忙死紧攥住，忙问：“你是那里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织儿在山石上拣的。”

——《红楼梦》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促织，蟋蟀、蛐蛐儿的别名，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鱼虫》中说：“促织，一名投机，谓其声如急织也。”可见是根据鸣音的高低起伏命名的，仿佛是在催促织女飞梭速织。

也许和秋冬的萧瑟有关，心静时入耳微细的蟋蟀鸣音，听似遥远却实在近处，循声觅去而又杳不可见，时常唤起心中一阵阵莫名的寂寞和哀伤。

虫鸟鸣动，最关时令。“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自然中的草虫往往活不过冬天，蟋蟀一般到冬至前后就会死去。

但技术的产生源于需求。明清时代的人工养殖技术，让寂寂冬日也有了鸣虫之声。《日下旧闻考》里记载了在土里“种促织”的详细步骤：

“促织者，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实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上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如蛆然。足翅成，渐以黑，匝月则鸣，细于秋……”

冬天的蟋蟀甚为难得。为了这点儿“反时令”的声音，人们趋之若鹜。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了市场上各季节蛐蛐儿的价格波动：

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值数金，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蛐蛐儿之类，又有油壶卢。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

可供观赏把玩的养虫器皿也花样繁多，简直搞穷了一大批京师世族：

秋日之蛐蛐罐有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之别，佳者数十金一对。冬月之聒聒儿壶卢、油壶卢壶卢，佳者亦数十金一对，以紫润坚厚者为上，即所谓壶卢器者是也。是故京师世族，贫者居多，耗财之道实不止声色珠玉而已也。

蟋蟀本性善斗，“斗蟋蟀”是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娱乐活动，相传始于唐代。

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是个著名的蟋蟀迷，他的《促织经》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可他以蟋蟀之斗为“军国大事”，沉溺于酒色权财的物质享乐，亵渎政事，误国误民，留下千古骂名。《宋史》载：

“襄阳围已急，（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

明清两代，是“斗蟋蟀”的鼎盛时期。天子脚下见多识广的老北京市民，更有“铁杆儿庄稼老米树”八旗子弟的加入，将玩虫、养虫文化推向巅峰。清代作家蒲松龄却在短篇小说《促织》中，讲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悲剧故事：

皇帝爱斗蟋蟀，地方官吏借端勒索百姓。成名家贫，买不起应征的蟋蟀，受尽杖责，奄奄待毙。后来历尽艰辛，终于捕到一头蟋蟀，却被九岁的儿子不小心弄死。在恐惧中，儿子投井而死，又在半夜复活，魂灵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小蟋蟀，跟着父亲在一场场厮斗中取胜，终于博得天子欢心，挽救了一家人的命运。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在小说结尾，蒲松龄说明了写作这个故事的深刻用意。

《聊斋全图》第41册

中国人爱玩儿，在许多事情上，玩儿出了名堂，玩儿出了境界。许多“玩物”背后，都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积淀。而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开篇就说：“玩物丧志，先哲斯语，非仅警世之意也。人为物欲所蔽，大则失其操守，小则丧其廉耻，岂有志进取之士所屑为者哉！”

曹公之话回音在耳。直到今天，警钟仍在发出持续的低鸣。

文/芹僮.L

编辑/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