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如何看曹雪芹和《红楼梦》？

新、旧红学都有一通病，即两派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区分无非是历史人物的索隐或是作者自传说的考证而已。

1921年3月，胡适先生应上海亚东图书馆多次邀请，写出《红楼梦考证》（初稿）。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先生撰就《<红楼梦>新叙》，与之呼应。又后一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加以标点符号的新版《红楼梦》，并把胡、陈两位先生的两篇专文刊登书前，作为序言。这就是有名的亚东本《红楼梦》。

亚东图书馆的东家是汪孟邹，陈独秀则是“亚东图书馆”的资金筹措人和众多作者的举荐人。陈、胡二人可巧又和汪孟邹、汪原放都是安徽同乡。在环环相扣的因缘关系中，陈独秀无疑是一位核心人物，一位重要的策划者。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借新版《红楼梦》推广白话文，却不曾想到，此举还催生了“新红学”的问世，进而对中国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学小说中的“人情”和“故事”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各类评家评点即络绎不绝。陈独秀在“新叙”中又是怎样论述的呢？他首先从文学小说的角度展开论述。我认为，这种角度高于当时其他任何评家。同时许多的先进青年，也在他的论述中，体味到了一种新的时代气息。

陈先生在“新叙”中，首先把小说中的内容分为“人情”和“故事”两部分，“人情”即小说中的言情方面，“故事”即小说中涉及的真实历史。他认为中国的古典小说产生于民间的野史稗官，西洋的古代小说则产生于神话宗教。19世纪以来，西洋近代小说逐渐“变为专重善写人情（故事）一方面，善述故事（历史）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的分工作用”。因此，“中国小说的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的缘故”。根据文史范围的分类，陈独秀是把《红楼梦》视为善写人情的小说来看待的。

1917年1月1日，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读过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后，他说：“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家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红楼梦》）善写人情也。”（《新青年》1917年3月）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学价值远超庄周、司马迁，这是多么高的赞誉。

陈独秀认定《红楼梦》为人情小说，这是对人性极大的肯定，也是为女性权利进行的呐喊。他发现了作者反叛专制礼教的文学创作思想，并赋予《红楼梦》在当下社会一种新的生命和意义。

二、“善写人情”又“善述故事”的曹雪芹

陈独秀非常熟悉《红楼梦》。他认为曹雪芹“是一位善述故事（历史）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的盖世文豪。可是对广大读者来说：“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它作为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对曹雪芹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说：“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所以，专写谈情的《红楼梦》被人视为“晦淫”，是反叛封建礼教的邪书，也就不奇怪了。

曹雪芹相信他的人情之笔刻画十里街（势利街）、仁清巷（人情巷）的社会人情，封肃（风俗）、戴权（皇权）反映的朝野文化，必能引起读者共鸣。更不要说描写那么多的金陵美女和众多丫鬟的人生悲剧了。曹雪芹、陈独秀都有历史的巨眼，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精神力量。

曹雪芹是从生活出发，从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出发写《红楼梦》一书的。很难想象他是要为某个大贤大忠的人物去著书立说，他也不会想到要为自己立传。他作为内务府包衣世家，连独立撰写家谱的资格都没有。他一生的见闻、生活太丰富了，本人既有在江南南京、苏杭生活的经历，又有在北京宫廷内务府当差的历史。他熟知中国历代文化的各种文物典籍，又接触过精美的西洋绘画艺术和多种器物。他既见识过皇宫和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势，又在满洲八旗军营服过兵役。香山地区的八旗兵营是一旗挨着一村，一村挨着一旗，插花排列的。这里有芥豆小民的生活，也有他朝夕相处近二十年的邻居和朋友。

曹雪芹把这些“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生活、见闻集中起来，创作出一本不借汉唐名色的书来，远比陈述他的家史更有意义。

再者，曹雪芹不厌其烦地描述宝黛两人的斗嘴、猜疑、打趣、怄气，其实，这正是对俩人互证情爱过程深刻细腻的描摹呀。且看作者是如何题写本篇回目的——“享福人福深还祷福，痴情女情重愈斟情”，这种文学中体现的美学，谁不屏气神往？

三、“《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

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中说：“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陈独秀的前半句话，针对的是胡适的自传说，后半句话是对他的委婉提醒。

俞平伯先生是《红楼梦》研究大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的学术观点、态度变化很大。他说：“我们应该揭破’自传’之说。所谓‘自传’说，是把曹雪芹和贾宝玉看着一人，而把曹家跟贾家处处比附起来，……我们知道，作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取材，加以虚构，创作出作品来，这跟自传说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俞平伯论红楼梦》P.73）

俞平伯先生以上的观点，固然是在毛泽东发起的批判运动之后谈出来的思想变化和认识。俞先生这种认识，难道完全是在批判运动的压力之下的违心之言吗？非也。早在1924年的《语丝》第一期杂志上，他就开始反省“自传说”了。他说：“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方面偏要当它作信史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同上）

“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这是一场民主革命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代年青人身处历史的潮流之中，他们对《红楼梦》的真相和主旨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同时又出现了新、旧红学的分野。

新、旧红学都有一通病，即两派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区分无非是历史人物的索隐，或是作者自传说的考证而已。

陈独秀对《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视与肯定，应和胡适的评价作一比较。胡适认为“《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1960年11月20日，胡适在《答苏雪林书》中，认为“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红楼梦》的见解和文学技术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在见解上，《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胡适先生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曹氏家族若干史实和《红楼梦》书中主要情节的关联性，这是他的文史互证的考据之功。但是对于《红楼梦》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和陈独秀对此的评价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不难立判高下。

新文化运动许多突破口是从学术领域中开始的，但它的成果却是革命性的。“红学”从戏语演变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严肃学科，强调它的文学性质和文本意义是重要的、基本的。

《红楼梦》固然不能看作是作者的“自传体”，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作者及其家族的真实历史进行研究。相反，现在必须加大对作者曹雪芹本人与家世的研究。丰富作者真实历史的研究，和研究其作品的价值，是一种相互促进、互相提高发展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而是非常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能对其进行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的区分，或继承或批判。他们又能广泛比较、研究了那时世界上各种主义、思潮，经过实践的检验，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动了中国现代史的历程。

今天我们回顾百年红学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以曹雪芹研究为切入点，进而对从先秦诸子、司马迁到曹雪芹的思想做一认真整理，是为了梳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脉，以利国家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锻造中华民族的现实自信心。

2021年2月27日

修改于2021年3月13日

再改于2021年4月6日

本文为节选

全文将会刊载于《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