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军 ▏望城轶事（连载七）

作者/沙军

（七）

不知不觉我们也高中毕业了，在学校读书年代的颠簸糟乱，离校毕业后不知何去何从的恍惚茫然，让人并没有感觉到那是“一个人生最美好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一样，在选择中等待，在等待中选择。

我们几个同届毕业的同学赋闲在家里，煞有介事地培养起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那会儿我在拿着一部长篇小说《红石口》，改编电影文学剧本，还经常向干校一位叫周清西的诗人请教写诗作词。焦峰孜孜不倦地练习小提琴，能熟练地拉出《新疆之春》，有时还谱个曲子。张欣经常提一个画板，在外面写生，有一次碰见一位挑担的老农民，还给他画了幅肖像，老农民看后乐得合不上嘴。苏新平把自己关在家里，如饥似渴地在学哲学，想当年学哲学的青年是很少有的，恐怕现在更是如此。

到了1975年的秋天，军政干校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在校领导带领下，在校东门里组织挖塘造田大会战。每天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你追我赶、挥汗如雨。

干校副政委老红军杨祖兴伯伯卷着裤腿，踩在冰凉的烂泥里，拿着铁锹和大家一起劳动。这时我们也被带入了参加干校建设的劳动中，干校给我们同学的队伍发了几副板车、几把锹镐，每天在劳动人群中把鱼塘里泥土装入板车，再把板车的泥土运到田地里。

干校大喇叭的广播里，总是响亮地传出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创作的《理想之歌》，“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喜的群雁……欢迎你们呵！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这一年入冬后，福州军区在干校开始举办军师团三级干部学习三大条令集训，从军区到部队各级领导都聚集到了这里。逢到周日，爸爸会请上在部队工作过的战友，到家里来喝喝茶、包饺子。

军区在干校办集训，干校的一举一动、一草一木自然都在眼皮底下。据传，有一日军区主要首长问到校领导，大院里这么些孩子留在家里，怎么没送到农村去锻炼？

实际上在当时这届毕业的同学中，大部分都符合留城条件，最初并没有谁考虑要去上山下乡。尽管如此，还是引起了干校领导的注意，开始预做安排干校大院里子女们上山下乡的准备。

恰逢这时，突然有人提出来要参加上山下乡，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于是事态急剧变化，校领导亲自动员，要求在校干部把子女送到农村去。很快推波助澜地把我们集中到一起，建起了军政干校的知青点。

是一天晚上，干校在大礼堂为我们举行了欢送大会。我们两男六女，每人胸戴大红花，手持赠送的一根扁担，第一次站在了干校礼堂的大舞台上。欢送会后，参训队学员张胜看到我问：“你怎么没去当兵啊？”

时间进入到了可以承载入册中华千年文明史，让人跟不上喘息、抑不住悲喜、破不尽古往、瞩不清来续的1976年。

军政干校知青点，建在北门外沙河边山坡上一个废弃的水厂里，依山而建的两栋旧房子，分出三间宿舍、一个厨房，还有一间厕所供我们使用。另外在厕所边还建了一个牛棚，干校为知青点置办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几头牛和一些劳动工具。

我和李京生与先期下放的焦峰、张欣、苏新平、黄沙鹏6人，住在坡上一座两层楼上的房间里。屋子不大，三面临窗，虽是砖瓦结构，却勉强能挡风遮雨。我们除了一床铺盖、几个书本和换洗衣物外，没有任何生活用品。

楼下住着钟小青和谭芬，她们俩人的房间十分拥挤，留出一扇小窗。坡下平房里住着关秀琴、梁丽、张丽、毛星4人，还有一间厨房和小饭堂。

干校派了一位我们称为万场长的校务部干部和干部处一名干事，负责管理我们。而实际上这名干事只是挂个名，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万场长和我们在一起或住在知青点上。万场长个子不高，身材墩实，满脸老农民的褶子，说话一口浓重的河南腔，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们这帮人放在他手下，确实让他倍感压力。

刚开始我们是在知青点边的山坡上开荒，和农村一样早出晚归，每天大家一起出工，轮流一个人留在点上看家做饭。这山坡大约有5亩多地，完全是个荒山，土质贫瘠。因为从未生长过农作物，我们一镐一锹刨起土来十分费力。干活没几天，手掌就磨出了血泡。初次垦荒，不懂天长，只是埋头认真干活。

开出来的荒地种了许多土豆，还有一些蔬菜，虽说收入归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凭着我们十几个青年人，种这么几亩土地，根本还抵不过几天的口粮。

过了些日子，万场长盘计这样下去不行，一年挣不出几个钱，也养活不了自己，就到干校里联系，能不能找点活干。干校机关也比较支持我们，逐步逐步地，万场长带着我们把生产劳动全部转移到了干校大院里。

万场长是个很有责任心，也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在干校里找活干，生产劳动没有农村那么繁重，劳动方式灵活，挣的钱还多。用现在的话讲，是大大解放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也解放了万场长自己。

我们一开始是打小工，就是分几个组，围着干校围墙和荒山上栽种树木。前前后后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用脚步把干校的围墙丈量了一圈。虽然是一段单调重复的劳动，但每当一天把小树苗栽种到土地里，心里还是充满着成就感的。

以后又分配去做水泥瓦，由师傅带着我们在十分简陋的工棚里，把搅拌过的水泥倒入模板，然后压实，制作出屋顶用的水泥瓦片。这样干下来，每人每天的工钱是一块两毛五分钱。在当时的收入极其可观了。却不知在今天，当年的小树苗，是否已经根深叶茂。

没多久，干校又把大院内外的稻田地全部包给了知青点，到了种水稻的季节，万场长从省庄大队请来农民师傅，带着我们浸种、催芽、育苗、插秧，一直到施肥、匀禾，千辛万苦把几十亩水稻种得杆壮叶茂。

我们插秧的时候，带我们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有时会递支烟过来，我当时不会抽烟，更不好意思去抽农民的香烟。老农民给我讲，在水田里弯腰插秧时间长了很劳累，抽支烟就可以起身站一会儿，缓解一下疲劳，也不会有人说站着不干活。实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种劳动智慧。

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个男知青轮流学着开手扶拖拉机，到了去上工和收工时，大家开着拖拉机在干校大马路上到处跑。到田里干活就骑着牛，穿着蓑衣，很像个农村的农民坐在牛背上，一步一步地在田间里晃荡着。

有几次干活饿了，跑到稻田地附近的学员大队食堂，找厨房里的战士要馒头吃。新战士看着我们懵懵的，我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抄手从蒸笼里抓几个馒头就走。

老兵看到我们都面熟，就朝放馒头的地方点点头，然后睁个眼闭个眼了，偶尔也会被人吓唬吓唬。还有一次知青点上没菜了，我们收工时跑到机关和学员队的菜地里，拔出蔬菜装满拖拉机，带回到校门外的知青点里。

有一天早晨起床后出工，忽然发现牛全没了，大家连忙四处找，整整一天时间，后来发现是被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牵走了。在知青点上，每日早出晚归，总是遇上从村庄里出工的农民，看到他们的身影，日子长了便能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辛。

那一次我们几个在出工的路上碰到管知青点干事的儿子，其中一人，给那孩子递了把小刀，用南昌话给他讲：“回去向你爸爸问好。”那孩子瞪个眼睛，看着我们手上拿着小刀怯怯地用南昌话说：“好哦，好哦。”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虽说是上山下乡关系挂靠在省庄大队，但是在知青点，我们并没有融入到农村的生活里。尽管如此，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地头，却让我们这帮刚刚走出校门，第一次走出家门的青年们尝到了不易、学会了吃苦、懂得了珍惜。

这一年总理逝世、朱总逝世、军区皮司令员遇难、唐山大地震。从年初开始就接二连三，山雨欲来，一派树欲静又风不止，压得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渐渐地万场长也很少到知青点来了，干校里面也没有心思再去关注和过问知青点的存在。不知哪一天仿佛是得到人们的默许，我们三三两两地把铺盖从知青点都搬回了家。

眼看到了收割季节，金灿灿的田地里稻谷长得着实饱满，谷粒硕硕，密密成串，压着稻杆弯伏在田野里，一派丰收景象。可是知青点的人却无法再召集起来下田干活了，虽然干校派人招呼我们抓紧收割，大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退避三舍，没有一人再回到田间地头。干校不能眼看着稻谷烂在田里，连忙又是通知，又是广播，把校里的教员学员拉到田里收割稻子。

干校的领导为这事很不满意，批评机关同志，怎么把知青点搞成这个样子？那会儿干部处处长张乐英叔叔，经常带着一家老少在干校的灯光球场上晾晒稻谷。我们这些在知青点的男女青年，也都铁了心不再回知青点了。

从整个社会形势的风向和干校上下人们态度变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大家互相商量着要回到家里，争取重新留城，等待今后机会。

我们打听到管知青的事是干部处，于是首先找干部处，八九个人一起来到干部处办公室，向工作人员提出我们的诉求，分管知青点的干事和我们见了一次面以后，躲着我们就再也找不着了。我们依然每天往干部处跑，连续一个星期干部处都是唱空城计。无奈下，我们又寻思找到了找干校政治部负责的领导陈全伯伯。

这一次我们没有再去办公室，一窝蜂堵在陈伯伯家里，坐着不吃不喝也不走，说不让我们回城，我们就天天在这坐着。陈伯伯虽然好言相劝，但在当时那样情况下也无可奈何。她家阿姨看到这情景，又是生气又是着急又是同情，指着陈伯伯说：“怎么好好的孩子搞成这样？孩子们可以留城。你们为什么偏偏要孩子们去下放？”

我们这批人的家长，全是干校里的干部，与干校领导和机关干部之间不但彼此认识，而且非常熟悉，甚至是多年的上下级多年的老战友，因此这事在大院里闹的影响也不小。

这时候不知是谁悄悄给我们出主意，要我们到南昌知青办去问问情况，我们几个又跑到南昌知青办，结果才知道我们这批应届高中毕业生根本就没有办理上山下乡手续，户口也从来没有落到农村去。

出主意的人一定是其中的知情者，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当年冒着风险照顾了我们这帮孩子。回想当年，我们要真诚地向陈全伯伯、他家阿姨、张乐英叔叔和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说声对不起。从那以后，我们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回到了家里。

没过多久，毛主席逝世，全中国再一次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中。当人们还没有从这种天崩地裂似的灾难里缓过来，刚进入秋天，“四人帮”被粉碎了。如此翻天覆地，转动乾坤，在群情振奋的欢呼声中，所有中国人都能感觉到，国家的新时代到来了。

这一年，时间的脚步极其飞快，转瞬便进入到了冬天。当飞雪还未来临，涌动的春潮像一排巨浪，不可抵挡地腾起在人们心间。甚至还未张开双臂，不知不觉中就有一股暖流，已经悄悄地扑面而来。

几乎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间，忽然发现在干校大院里或是上山下乡的，或是留城的，平日里你来我往的男生女生，一个个不是失踪就是失联。没过多久，就传出军队开始内招，陆陆续续有人已经穿上军装。对人们而言，这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最初是在新建县石埠公社农科所下放的男生们，他们通过公社正常征兵去了武汉军区。然后是有些女生，通过内招陆陆续续到了江西省军区。刚过1977年元旦，我姐姐她们几个也从下放的农村直接送到了新兵连。

因为当兵争先恐后，实在过于踊跃，内招的指标已经明显供不应求。除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外，军政干校像孔雀开屏把没有去当兵的孩子们招进了印刷厂当工人。就这样，我们原来户口没有落到知青点的钟小青、张丽当兵走了，留下的李京生、毛星、关秀琴、梁丽、谭芬进了干校印刷厂，我被招工到南昌酒厂当了一名电工。

所有发生的事情就像前苏联一部小说的名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苍桑如海，残阳如血。

同在这一年里，电影《东方红》、《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相继解禁上映，影片中的歌声在大街小巷男女老少中口口传唱，能哼上几曲“红湖水浪打浪”、“花篮的花儿香”，还有“只有山歌敬亲人”等歌曲成为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人民文学》第一期刊出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上海话剧院上演话剧《于无声处》等，犹如春风化雨，浸漫着校园内外。不久，国家宣布大学公开招考，像巨浪滔天在全社会引起极大反响。

我和高中二年级时的同学焦峰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备考之中。我们找干校里“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教员帮助辅导，回到中学参加高考补习班的补习，购置许多参考书，进行大量的背题和作业。在工厂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所有的工余时间都用在复习之中。一股抱定要考上大学的决心里，天天挑灯夜战，用当时形容社会青年们最时髦的一句话讲，就是追回丢失的时间。在填报志愿时我报了北京广播学院、武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但最终在全国“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上还是功亏一篑。

高考后有一天从工厂下班，我去爸爸的老战友，在江西省委党校工作的吴庆福叔叔家。我们聊起高考话题，他鼓励我说：“你的学习基础比较好，不要放弃，再好好准备一年，有空到家里来我帮你找党校的老师辅导，明年一定能考上。”于是我满怀憧憬，紧锣密鼓地又投入到新一轮高考的复习当中。

不久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从福建长乐守备2师到南昌市接兵的干部，他是爸爸在老部队工作期间的部属，同时又受辛师长委托到家里来看望爸爸，并征求爸爸意见，是否把我带到部队去。

爸爸当然是喜出望外，送我到部队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因此就果断答应了。妈妈考虑到我已经在工厂里工作，正在考大学，就并不是十分积极。下班回家，爸爸告诉了我他的想法，并敦促我抓紧时间报名，去参加体检和政审。

我比较犹豫，不愿意失去考大学的机会，同时还传说军队很快要进行兵役制度改革，恐怕在部队提干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爸爸十分坚决，给我讲：“我们当兵这辈子就剩下解放台湾，你一定要到部队去能赶上这个机会。”报名、体检、政审在很短的时间里都顺利地通过，工厂里共分了两名指标，武装部就把我作为其中一名确定了下来。

邻居家李海叔叔听说后，第一个跟我讲：“听说你要去当兵呀，现在部队在搞大练兵是很苦的，你到部队去不能怕吃苦啊，不提干就别回来啊！”李雄华叔叔闻讯后专门到家里来给我说：“到部队不能挑挑拣拣，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你做饭你要把饭做好，叫你养猪你就把猪养好。”负责征兵的干部又到家里来征求爸爸意见，我到部队后，具体安排到哪里？并提出放到水兵大队，那个单位伙食好，摸爬滚打少。爸爸十分明确地提出：“就放到海岛上，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全训连队去。”

临行一天，住在楼下的彭寿东叔叔到家里来专门为我整理行囊，手把手教我怎么打背包。告诉我到部队后一定要听班长的，班长怎么说就怎么做，不管再苦再累的活，都要比别人多干一点，千万不要让人感觉到你是个干部子弟。妈妈就叮嘱我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还悄悄地在我挎包里塞了块香皂。结果被爸爸搜出来说：“你到部队后不能搞任何特殊。”

1978年的3月，在杜鹃花绽满山麓、紫云英开遍田野的时候，乘着清新荡漾的春风，我告别了这块生我养我终身难忘的土地，走进了砺兵东南，鏖战西北的军旅岁月。

射击场

2017年的一天，我随东部战区司令员刘粤军上将到陆军步兵学院考察调研。陆院政委黄恩华大校陪同我们参观邓小平旧居、院史馆，在射击场用指挥信息系统观摩单兵战斗射击。目睹身携装具、手持各类步兵武器跃进射击的学员，想到自己已经离开这片沃土40年，想到40年前的蹉跎岁月顿然生发出万千感慨。满地浮烟霜色深。不负芳华，车声马嘶远。昨日风情尽酣舞。今瞩清月吟秋松。天长岁短如苍穹。无问西东，过往已作尘。莫道冷暖天涯路，随与清凉入怀中。

作者简介：

沙军，一名老兵。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入伍，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军旅四十余年，自谓一名老兵。